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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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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骨架》是一部從地緣政治視角解讀先秦、秦漢歷史的作品。作者創造性地提出縱向地軸和橫向地軸的地緣政治概念,搭建起較為完整的地緣政治分析框架,對西周封建制,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秦并巴蜀、郡縣制、筑長城、南征百越、始皇巡游,楚漢之爭,西漢的郡國制、漢匈戰爭、經略西域等重大歷史事件作了全新解讀。通過深入剖析西周至西漢一千多年間地緣政治結構變遷大勢,考察了秦漢帝國熔鑄成型的過程。本書視野宏闊,對于先秦、秦漢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認知。
本書還根據西周至西漢一千多年間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精心繪制了35幅精美歷史地圖,其中書前配圖6幅,以呈現西周至西漢總體地緣政治形勢的嬗遞。內文配圖29幅,包括秦蜀地緣聯合體形勢示意圖,秦朝主要交通道路示意圖,秦始皇五次巡游路線示意圖,楚漢諸侯封域示意圖,楚漢之爭后期形勢圖,漢高帝十二年十王國、十五漢郡示意圖,平定七國之亂示意圖、秦漢時期秦蜀之間主要道路、武帝廣關示意圖、西漢經營西域的戰爭等,展現了秦漢帝國一系列的重大地緣政治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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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骨架:先秦、秦漢地緣政治結構變遷大勢》,蕭映朝 著,重慶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我國古代地緣實踐的淵源極為遙遠
拉采爾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學》,兩年后契倫提出“地緣政治”(德文Geopolitik)的概念,標志著地緣政治學的正式誕生。地緣政治學誕生至今已經一個多世紀了。清季民初,地緣政治學理論傳入我國,對我國傳統地理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梁啟超為《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即頗受西方地緣政治學思想之影響。其時當國家危難之際,政治地理一經傳入,即掀起熱潮。
二戰后,由于卡爾·豪斯霍費爾的地緣政治理論間接成為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依據而臭名昭著,各國學者視“地緣政治學”一詞為過街老鼠而避之不及。我國對于地緣政治學的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后方才開始打破對這一領域的禁忌,到21世紀開始以前尚停留在對于西方地緣理論思想的介紹和初步研究階段,而從地緣政治學視角來觀察中國歷史更是寥寥無幾。但是近十年來,地緣政治學研究日漸活躍,以國際關系學、歷史地理學、軍事學為主體的學者對于地緣政治的內涵、研究對象、地緣規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些學者開始用地緣政治的方法來具體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地緣實踐規律,具體分析中國古代的地緣思想。但是,從國外學者的研究情況看,則較國內起步要早,美國學者拉鐵摩爾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用地緣政治學的思想研究中國的邊疆形態與王朝演進規律。王恩涌先生在談到政治地理學的性質時首先即談到其“歷史性”,他指出:“和其他許多學科相同,政治地理學的一個重要性質就是它的歷史性或時代性。”回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下去探討特定時期的時空政治格局和實踐規律是件很有學術意義的事情,而這個工作對于歷史研究者而言更為迫切。地緣政治學本身即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學問,洞悉中國古代王朝的地緣實現之路,了解其規律和經驗教訓,對于鞏固國土防御、制定合理的國家戰略意義重大。
我國古代雖未有明確的地緣政治概念,但是地緣實踐的淵源卻極為遙遠,不但地緣實踐豐富多彩,地緣思想也有著鮮明的中國特點。這不僅為中國學者所重視,也為西方地緣政治學者所注意。除了拉鐵摩爾外,英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杰弗里·帕克指出了中國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系統之內的地緣核心區的規律及其地緣政治的特性。論及東漢以前之中國地理大勢,傅斯年先生曰:“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歷史憑借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對于周代的封建制與宗法制相結合的特殊制度,周振鶴先生深刻指出:“封建制是地緣關系,宗法制是血緣關系,封建制與宗法制二而一,一而二。這是以地緣關系來維護血緣關系。”“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成為西周獨特的地緣景觀。
從西周具體的地緣格局來看,首先即營造洛邑,利用殷商遺民以攝制東方,這便形成了渭河平原與伊洛平原的首次地緣結合,其后封周公于魯、姜尚于齊,與洛邑直接相呼應,這大抵乃橫向地緣軸線的遠緒。對于伊洛平原之于關中的地緣重要性,傅斯年先生謂之:“又其次是伊洛區,這片高地方本不大,不過是關中河東的東面大口,自西而東的勢力,總要以洛陽為控制東平原區的第一步重鎮。”對于周人平定管、蔡之亂的二次分封,錢穆先生指出:“魯、齊諸國皆伸展東移,鎬京與魯曲阜,譬如一橢圓之兩極端,洛邑與宋則是其兩中心。周人從東北、東南張其兩長臂,抱殷宋于肘腋間,這是西周的一個立國形勢,而封建大業即于此完成。”當西周立國伊始,王畿據有渭河平原,向東以伊洛平原作為東向伸展,齊、魯遙相呼應以遙控大平原之形勢,并以晉、鄭等姬姓諸侯國為枝輔,立國氣勢可謂宏遠。而在南方,周人繼承了商人對于南疆的經略,以南陽為中心建立起南控荊蠻、東馭淮夷的地緣格局。總體言之,西周以洛邑為中心構建了“十字形”架構的地緣政治結構:橫向地軸為宗周-成周-齊、魯一線,宗周為根本所在,成周為控馭東部之大本營,而齊、魯則為其前哨,于地軸之兩側諸多封國呈放射形展開,北及幽燕,南達江淮;從縱向觀察亦有一隱形之軸線,其北依太行、南連南陽,前鋒則直指荊楚核心的江漢平原,東出則勢關淮水。從根本上看,西周坐守關中而東向進取,依托眾多的封國而開辟了以西馭東的地緣模式,從這種意味上看,北至幽燕,南至淮水都是廣義上的東方,唯獨南陽、江漢一帶算是自洛邑而南的一個延長線。這大抵是西周立國的基本地緣構架所在。
然則犬戎來犯,平王東遷至洛邑后,則形勢大變,伊洛平原的根在于關中,東遷后渭河平原拱手讓與秦人,鄭、晉諸國環伺,根本已失,國勢陡降。大平原上形勢自成一體的齊國率先稱霸;昔日藩輔關中的晉國勢力日漸伸展,亦為一霸;秦人銳意經營關中,漸成一偏霸。此三者構成了北中國的地緣主體。而南疆之楚則最為大國。歷數春秋五霸則會驚異地發現,其中齊、秦、楚、晉四國恰好位于西周立國的縱橫地軸之上,是以司馬遷感慨而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在太史公眼里,四國的崛起與西周地緣軸線之地理優勢關聯甚密。而大國之尤者之晉、楚二國則處于縱向地軸之上,春秋大部分的歷史即是晉、楚爭霸的歷史。從這種意味上說,春秋的地緣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圍繞著縱向地軸轉動的歷史。
當戰國之世,血緣之紐帶蕩然無存,各國皆務于地利與地力之獲取,開疆拓土是為第一要務。從東向觀之,齊國在大平原上的地位極為獨特,徐州相王,魏國尊其為王;齊、秦互帝,亦在此橫向軸線之上;在連橫策略上,齊、秦二國也為其發起的重心所在。北向地軸之晉國一分為三,戰國初年,三晉之尤者魏國疆域關聯太行之東西,其因在戰略上首鼠兩端而終于被秦人逐出河西,自此秦人解除了東疆之威脅。秦惠文王時期南向滅巴蜀而實現了渭河平原與成都平原的地緣聯合,從而開辟了新的地緣軸線。秦昭襄王時期又北逐義渠而筑長城,自茲始秦人的縱向新地軸初步奠定。新地軸尤其是秦蜀地緣聯合體大大加強了秦國的地緣力量,秦人借此而強化了對于舊地軸的沖擊力度。而在南向,隨著秦人占據巴蜀而漸次將楚人的勢力逐出,楚國的西疆門戶洞開。伴隨著舊地軸的日漸破碎與楚國遭受的地緣壓迫,東方列國彼此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殘酷。是以秦人開啟的縱向新地軸乃是其席卷天下進而完成一統的關鍵步驟。(摘自《帝國的骨架》緒論)
原標題:《從地緣政治看秦漢帝國是如何熔鑄成型的》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蕭映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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