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6歲的陳伯達被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70年9月初，從廬山下來后，陳伯達回到了北京的家里。自從他回到家那一天開始，他就失去了行動的自由，在這之前，他的名字每天都會出現在“兩報一刊”上面。而回到家之后，“陳伯達”這個名字一夜之間就消失了。

人們不知道這個曾經叱咤一時的老夫子，是不是還活著。

時間就這么慢慢的過去了十年，一直到1980年，這一年的11月20號，當陳伯達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面前，出現在媒體的聚光燈照耀下，他已經76歲了。

當他站在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眾多的攝影機、照相機對準著他，守在電視機面前的觀眾，這才反應過來：原來陳伯達還活著啊！

加上陳伯達，被告席上總共站著十個人。年紀最小的是王洪文（45歲），年齡最大的就是76歲的陳伯達了。其他九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的，只有陳伯達是在兩名法警的攙扶下，走上了被告席。

這是一場世紀大審判，這場“兩案公審”，所有人集體出庭的時候，采用的是電視直播的形式。雖然當時電視的普及率不高，但也吸引了全國關注的目光。

消失了十年的陳伯達，再次出現站在公眾面前，目光呆滯，步履蹣跚。穿著一件中式棉襖，外面罩著一件有些舊的綠軍裝，鼻梁上架著一副老式深色邊框的眼鏡。

在得知自己要接受審判的時候，陳伯達的心里是惶恐的，他害怕死亡，他不想死，他想活下去。

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知道旁人對他的看法。

當時，北京的京西賓館住著一批前來出席特別法庭審判的解放軍代表。就有人找到他們，做了一次民意調查，進行投票，最后得出的結果是這樣的：

15人（占比20%）：贊成判處死緩；

27人（占比36%）：贊成判處有期徒刑20年；

32人（占比43%）：贊成判處無期徒刑。

當然，這個“民意調查”只是簡單的一次調查，不具有任何效應，對于最終會怎樣判決，也不會有所影響。不過，從這次簡單的調查就能看出來，很多人都覺得陳伯達是有罪的。故而，當這個老夫子得知自己要被送上法庭的時候，心里是惶恐的。

我們來看看，他上法庭之前是個怎樣的心路歷程。

在接受審判之前，他給預審員寫了一張條子，在條子上還寫了一首小詩：

......日夕想沾點黨的彌天蓋地的雨露，盡自己一切可能，洗去自己過往的種種罪惡......
順附近年寫的小詩一首：
人苦不如知
行年七十五
始知七十四年之非
然無產階級不負苦心人
宜勉力
——來源：《陳伯達傳》.第15頁.葉永烈.著.

陳伯達在20來歲年紀的時候，也是一個喜歡寫詩歌的文藝青年。那時候，他的偶像是郭沫若，還給老郭郵寄了自己寫的詩歌，可謂是老郭的一個小迷弟。

后來上了年齡，倒也是沒了什么詩興，成為階下囚之后，更是沒了詩情畫意。沒想到，即將面對審判的時候，他倒是來了詩興，寫了這么一首小詩。

1980年，這一年的1月10號，陳伯達主動要求找工作人員談話。見面之后，他第一句話就是“我的精神、肉體都是屬于黨的，黨對我怎么處理都行”。

“怎么處理都行”——這句話自然只是一個托詞，他可不想死，他想活著。

他這次之所以主動要求和工作人員面談，也是有他自己的考慮。對于起訴書里面的一些細節，他覺得有些不妥，進行了辯解。他認為自己的問題屬于是黨內問題，在過去的運動中哪有不犯錯誤的？黨內處理的過程中可以酌情體諒。

他話鋒一轉，又談及自己過往確實罪大惡極，怎么處理都行。

他話鋒又一轉，又談到“但這不是救人的辦法”。

“這不是救人的辦法”——簡簡單單的一句話，透露出的信息，無非還是“想活著”的念頭。

到后面，他開始了自言自語“如果主席還活著，說一句話就好了。我不輕易流淚，今天我哭了，現在沒有辦法了”。

工作人員回復，會把他的訴求提上去的。

隨著開庭日期的逐漸臨近，工作人員來到秦城監獄（1980年11月11號），征求他的意見：要不要請一名律師？

他沉默了一會，說還是給自己找個律師吧。

“我一著急，就說不出話來，要個律師吧”

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他說著一口福建話，旁人聽起來是艱澀難懂。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他在延安教書，下面坐著的學生們聽不懂他的福建話，就專門給他配備了一名“翻譯”：把他的福建話翻譯成學生們能聽懂的話。

再加上一著急，他說話就磕磕巴巴的。故而上法庭不找個律師的話，他是難以給自己辯護的。

第二天，心里忐忑不安的陳伯達，特意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信里的內容，全文如下：

我在這個關鍵時刻，謹向尊嚴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懇切的請求，請求委員會派出一個或兩個同志，同我談一次或兩次話，讓我陳情。我知道這個請求是狂妄的，請予寬恕！謹不勝待命之至。

寫了信，他還不安心，又托人傳話。希望考慮給他一條出路，對他的案子，從大的方面講可以寬。

他所說的這個“寬”，并非是奢望能夠放他出去，不坐監牢，而是可以把自己關押到死，只要不判死刑，余生都在監牢里度過也是可以的。

......我承認我有罪，但也是要考慮當時前前后后的情況.......以后再不胡鬧了，希望給我一條出路.......研究點經濟史、歷史，在死之前為黨為人民做一點無害的工作，搞出一點小名堂。
——來源：《陳伯達傳》.第17頁.葉永烈.著.

越是臨近開庭的時候，陳伯達越是心亂如麻、惶恐不安。尤其是得知這次上法庭，是面對全國公開電視直播，那法庭上會有很多媒體記者，這讓陳伯達難以接受，直言“這個法庭讓我看著有點害怕”、“照那么多相干什么？弄到外邊叫人都知道了”........

陳伯達這人歷來就很低調，哪怕當年得勢之際，行事什么的都很低調。他很少拍照，也很少在公共場合講話。如今讓自己出現在公眾面前，還是被告席上，他的心里自然是很抗拒，也是很抵觸的。

越是臨近開庭的時候，這個老夫子的心情越是糾結，一會擔心自己被判處死刑，一會又覺得會法外開恩。從他和工作人員的對話中，我們就能看出來這個老人當時復雜的心情：

“.......從整個案子來看，可以判處死刑，但不一定采取這個措施。如能平民憤，那么殺掉也是可以的......”

從這些痕跡，其實就能看出來，他當時的內心其實是覺得，自己是會被判處死刑的。這個老夫子的內心，是悲觀的。

就這樣心亂如麻的度過著日子，他被押送上了特別法庭。

和其他九個被告人相比起來，陳伯達的認罪態度是最好的一個。

作為被告，在1980年的11月20號這一天，他同其他九個被告一起，出庭聽取起訴書。第一次開庭，十個被告一起出庭，這次出庭也是對外進行電視直播。后續的開庭，十個被告先后各自分別出庭。

其中，陳伯達在11月28號和29號這兩天，單獨出庭接受特別法庭的審判。鑒于他良好的認罪態度，他也是十個人里面接受庭審次數最少的一個（只有兩次）。接受庭審最多的分別是這兩人：黃永勝（五次）、邱會作（五次）。

我簡單的說說陳伯達這兩次庭審的內容：

第一次庭審主要涉及這三個內容：

伙同“江、康”二人一起誣陷、批斗劉少奇；迫害陸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誣陷和迫害了一大批人。

第二次庭審主要涉及這兩個內容：

制造了“冀東冤案”；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的12月18號，最高人民法院就陳伯達的問題進行了辯論。

這一天的上午九點整，陳伯達用他那一口艱澀難懂的閩南普通話，為自己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辯護。

等他自我辯護結束后，他的律師甘雨沛站起來，為其做辯護。

律師發言結束后，陳伯達提出想再次進行陳述。他的這次陳述很簡單，就是針對兩次庭審的訴訟內容，認為自己的確是有罪。

待他說完之后，審判長曾漢周宣告：“現在宣布辯論終結，陳伯達，你還有什么要說的嗎？”

“整個案子可以判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這個措施；不能平民憤，那么殺掉也是可以的。”

這次，他又重復之前那個矛盾的心態，雖然說話的聲音略微有些小，但在安靜的法庭上，聽著很清晰。

“被告人陳伯達，法庭要進行評議，你等候宣判，聽懂了嗎？”

“聽懂了。”

關于陳伯達的整個法庭辯護，到此也就正式結束了。

一個多月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1月25號，最終的宣判終于來了。

陳伯達是死是活，這一天也就曉得了。

這一天，也是其他九個被告人最終宣判的日子。

這一天，十名被告也一并被押上了法庭。

判決書長達1.6萬字，前半部分的內容由江華（庭長）進行宣讀，后半部分由伍修權（副庭長）進行宣讀。

其中，判決書里面指出，陳伯達“供認了自己的犯罪事實”。這說明對于起訴的內容，他是認罪的。

對于陳伯達的宣判出來了，是“判處有期徒刑18年”。

同時，阿紫判決書上對他的刑期會做出了明確的注釋，他的刑期從以前被羈押的日期算起（1970年10月18號），“以羈押一天抵刑期一天”來計算。

這也就是意味著，在做出最終宣判的時候，陳伯達已經服刑了差不多十年。他剩下的刑期也就只有七年左右，到1988年的10月17號這一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