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尋根 | 吉水縣“鳥窩村” 舊名今址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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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可謂是人文歷史、風土人情的活化石，它經過歲月的洗禮、時光的沉淀以及人們口口相傳的方式，已成為與百姓生活最為密切的一種文化共識。早在2019年6月，居住在北京的南昌人王雄文和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王林森通過市、縣領導找到筆者，說受湖南沅江市赤山王氏族人的委托，就他們的族先祖、北宋舉人王處厚以及高祖父王全斌居住于吉水縣“鳥窩村”一事，請求幫助尋訪今址。于是，縣里安排我與周小鵬、陳櫓三人組成調查組，利用閑暇時間，先后赴吉水縣、永豐縣、青原區共32個王姓村莊了解情況，于該年10月上旬為“鳥窩村”舊名尋得一處疑似地址，且得到赤山王氏族人的基本認同。

一、調查組尋訪概況

解讀那些已消失的舊地名，在還原歷史中講好地名新故事，這是廬陵文化傳承發展的應有之義。此中過程，我們既可領略吉安大地的自然風貌和人文景觀，更能體味出亙古不變的價值理念與精神追求。

1、地方志對王處厚的記載

依據湖南沅江市赤山王氏族人提供的“我們的老祖宗王全斌，于北宋乾德五年（967）被黜期間，青衣小帽落戶于吉水縣鳥窩村，他的玄孫王處厚中元豐七年（1084）舉人”的記載，筆者查閱光緒版《吉水縣志·選舉志》卷29，文載：“元豐七年（1084）甲子解試，是科九人。蕭公廠、楊公著、易燔、羅天牖、段公式、王處厚、朱芾、毛倚、楊存。”這里需提示的是，唐宋時的舉人，是指參加科考且已中舉者，包括初級發解試的中舉者；明清時的舉人，則是特指省一級鄉試的中舉者。意思是說，宋代已參加解試且獲得解額者，在未取得進士身份之前，其稱呼仍是秀才，但可視為明清時的舉人。

中國進士文化園

遺憾的是，光緒版《吉水縣志》對北宋初的王全斌無任何記載，對王處厚僅是錄有一個名字，既無其字，亦無其號，更無專門的傳記。至于他們的家鄉是多少都、什么“里”名？均無法得知。關于王處厚獲得解額的記載，光緒版《吉安府志》卷22《選舉志·解試》載：“元豐七年甲子……王處厚……以上吉水。”雍正版《江西通志·選舉》卷49載：“元豐七年（1084）甲子解試……王處厚……吉水人。”這三則史料均可印證，北宋時吉水縣確實有一位名叫王處厚的舉人。

吉水文苑門

2、當今吉水縣王氏支派

于是，調查組采取實地走訪、查閱族譜、現場座談以及電話訊問等方式，共赴吉水等三縣（區）王氏開基較早的32個村莊了解情況，以期從族譜中尋得蛛絲馬跡。

王氏族譜

調查組先來到八都鎮宏溪村，其族源出自“三槐王”，開基于南宋后期，八都鎮澎坊村、金灘鎮燕坊村、烏江鎮下車觀前西村（古稱金臺）等王氏與其同修，都是“三槐王”之族。其后，調查組來到水田鄉富溪村，其族源是廬兠王氏，如八都鎮大隴村、中村、王金塘村，雙村鎮望陽村、大嶺背村，以及醪橋鎮前坑村、西坑村等亦是廬兠王氏。之后，調查組來到八都鎮高塘村，該村開基祖叫王淹，字伯奮，原籍大名（今屬河北），與王處厚是同一年中解試。但是，王淹并不是吉水人，系中進士后赴吉安做官，其子孫開基于該村而成為始祖，由此可以排除王淹的字或號為“處厚”，與王處厚是同一個人的可能。再后，調查組來到明初榜眼王艮的家鄉，其族祖是“唐末袁之白芒來”，開基時間是宋末元初，始祖叫王孟，與水南鎮西團村王氏、文峰鎮洋家莊、富灘王氏同修。此外，調查組又通過打電話給金灘鎮塘下村、黃橋鎮茶坑村、文峰鎮井頭村、醪橋鎮固州村、丁江鎮塘下村、楓江鎮棟頭村等，委托村中老人查閱族譜，均未發現王全斌和王處厚的記載。

榜眼王艮故里

3、永豐、青原王氏支派

為何要去永豐縣尋訪呢？因為該縣始設于北宋至和二年（1054），析吉水縣永豐、云蓋、龍云、興平、明德等5鄉而置縣。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又將永豐縣云蓋鄉劃歸撫州市樂安縣，將吉水縣遷鶯鄉劃歸永豐，并改名為遷恩鄉。調查組首先赴恩江鎮澤泉村，該村開基于唐朝末年，始祖叫王國瑛，與王全斌、王處厚世系對不上。永豐縣80%的王氏源自澤泉王家，包括該縣最大的王氏村莊藤田鎮嶺南村。其次又赴坑田鎮模源村、秋田村，之后打電話詢問八江鄉藕內村、長坪村王氏的族源，還特意找永豐縣王氏宗親會長王賢祥座談并了解情況，均未找到王全斌和王處厚的記載。

其后，調查組來到青原區。因為該區富灘鎮是2000年因吉安改地設市后，由吉水縣劃歸青原區管轄，而天玉鎮是1987年從吉水劃歸原縣級吉安市，于2000年劃入青原區。調查組重點查閱富灘鎮古富村、固山村，以及天玉鎮山里上村、塘尾村的王氏族譜，亦未找到王全斌和王處厚的記載。

二、王氏廢村的調查

鑒于在吉水、永豐、青原三縣（區）現有王氏族譜中均無收獲，于是調查組從已廢圯的王氏村莊著手，試著能否找到有用線索。通過摸底調查，發現吉水縣內有四處與“鳥窩”地名存在類似關聯的王姓廢村。

第一處是金灘鎮白鷺村王巷。該村開基于北宋初，是以白沙渡為中心輻射點而形成的三姓聚居村落，即白沙鄧氏、白沙王氏和白沙陳氏。《永樂大典》總纂解縉應邀撰《白沙王氏族譜序》云：“吉水白沙王氏，自宋南渡之先荊國公弟諱璟，字子瞻，始建厥家，今驛亭其故宅也。”由此可知，該村與楓江鎮花園村、尚賢鄉橋頭村王氏同修，后來因人丁不旺才成為廢村。第二處是盤谷鎮燕窩村。該村位于阜田、楓江、盤谷三鎮交界處，且是同江舊河道之畔，臨近古官道，距贛江大約8公里。該村中心地勢較低、村外四周略高，再向外又是四周低，地理形狀酷似燕窩而得名。但是，該村開基于南宋中期，與王處厚的譜系記載不符。第三處是白沙鎮左鴿村。因村莊左面有7個小山頭，外形狀似鴿子而得名。此地亦臨官道，距瀧江約4公里，因該村已無王姓人氏居住，無法查閱其族譜。第四處是阜田鎮王家陂村。村后地勢較高處的山嶺叫鳥崗，最早由王姓人氏開基，因人丁不旺，繼而由盤谷泥田周氏一支遷入，如今已無王姓人家。

花園村《振古堂文鈔》

哥邊村王氏祠堂

橋頭村王氏酒坊

三、疑似地址：王家寨

經調查組多方調查和訪談，最終在盤谷鎮谷村村委會月洲自然村的東面，找到一處名叫“王家寨”的廢棄村莊遺址。綜合各方面的分析，調查組認為，該遺址基本符合王處厚家鄉“鳥窩村”的相關條件。

1、所處位置

王家寨遺址位于吉水縣谷村月洲自然村東面1.5公里處，如今已無任何村莊遺跡，全是松林密布，野草叢生。假如沒有谷村老人們的介紹，任何人也不會相信，此處曾是一個王姓村莊，也有過昔日的繁華。

10月9日，調查組一行三人在谷村李國杰老先生的帶領下，從月洲往東而行，通過一段山路，便來到王家寨遺址。該遺址正南方向邊界處有一座小水庫，系1958年“大躍進”時期修成，其水源來自從阜田、楓江流過來的同江水，可見此地域雖然是山坡地帶，但水源較好，有利于居民生產生活。

王家寨遺址的正南方向，即水庫東南方向100米處曾是黃家寨，也叫黃家山。據谷村老人們講，這里曾是一個黃姓村莊，如今亦無任何辟為村莊的痕跡。在水庫下的正南方向300米處，即是當今的東湖村，系明代布政使、狀元羅洪先的老師李中的家鄉，如今約有30戶人家。

王家寨遺址正西面150米處有一處山窩，村民叫做“笊箕窩”。“笊箕”是一種以竹蔑編制而成、用于盛菜且能濾水的家用器具。“笊箕窩”又與“罩雞窩”相諧音，意思是指該處地勢中間低，四周高，與“鳥窩”的外形相類似。“笊箕窩”往西方向有一處緩坡，其旁邊的山窩叫做“后塘窩”。可見，王家寨廢村舊址周邊被稱作“窩”的地名較多。

2、何鄉何都

按照吉水縣古代區域的劃分，王家寨遺址隸屬于吉水縣同水鄉六十一都。理由是：明嘉靖年間，吉水籍狀元羅洪先曾應盤谷鎮泥田周氏之邀撰作《泥田周氏族譜序》，文載：“吉水鄉五，而同水為最大。同水都八，而六十一為最大，都之故家且十余，而人至眾，時至久。”羅洪先是黃橙溪村人，處于谷村西南面150米處，距王家寨遺址僅2.5公里。黃橙溪村如今也已廢圯，且被谷村李氏購買，房屋倒塌后又被開墾為農田。由此可知，王家寨隸屬于吉水縣古同水鄉六十一都。

3、主要理由

第一，從當今現存的王氏村莊來看，吉水、永豐、青原三縣（區）的王氏族譜中都沒有找到關于北宋舉人王處厚及其先祖王文斌的記載，表明他們確實沒有后裔仍居住在吉水，這與沅江市《赤山王氏族譜》中“遭天災瘟疫，死散莫計”的記載相一致，所以說“鳥窩村”是一處王氏廢村的可能性極大，如今只能找到其遺址。

第二，從時間角度來看，王家寨沒落于明代中后期，與當今沅江市赤山王氏族人所說的大約在明代景泰年間（1450—1457）既遭天災，又遇瘟疫的境況相符，與“家資產業概歸他人，衣食尚不能充足，何暇親序祖宗乎”的記載相吻合。針對王家寨人丁不旺的實際，疾病和貧窮必然會成為主因，加上鄰村谷村李氏的強勢，他們只好以天災或瘟疫之名外出逃難，原有的房屋和土地自然會被廢棄，或者轉賣給他姓。

第三，從地名的關聯性來看，王家寨遺址的旁邊有“笊箕窩”，其正西面100米處又有“后塘窩”。更為關鍵的是，笊箕窩正東面100米處則有一處叫“藕塘”的地方。因為藕與荷、蓮同義，新中國成立后村民又將這一片地域稱作為“荷塘”。于是，調查組同志問村民：“荷塘之名，既然是新中國成立后才叫的，那么以前的‘藕塘’是否有可能就是叫‘鳥塘’呢？”村民們均回答“不知道”。調查組同志之所以會有如此一問，是因為此處地勢較低，旁邊的農田古代時是水塘的可能性較大，塘邊一定會有許多大樹，樹上必然會有眾多鳥窩。由此，“藕塘窩”之名極有可能存在，且是由“鳥塘窩”之名演繹而來。又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水土流失的加劇，水塘慢慢地變成農田，而大樹的砍伐，鳥窩的消失，于是農民在塘里或田里種藕。吉水的方言中，不少村莊對“藕”與“鳥”字的讀音是一模一樣，由“鳥窩”“鳥塘”變更為“藕塘”，則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四，從族源的角度來看，吉安人歷來有同姓聚居、同族相聯以及尋根謁祖的習俗，這使得江右的家族文化更為源遠流長，極具地域特色。自宋至清，吉水贛江以西的地域稱作同水鄉，即當今稱為“水西片”。在此區域內的王姓村莊有：金灘鎮的白沙、王家嶺背、東塘、嶺頭、南岸、落虎嶺、堯坑等村名；黃橋鎮的東源、醇溪、王坑、茶坑、東洲上、拿塘村等；盤谷鎮的樟家園；尚賢鄉的橋頭、店下、塘下、上螺珠等；楓江鎮的花園、隴洲、新屋場等，這些地名都是從地理形態或者自然風貌的角度而取名。翻閱水西片王氏村莊的族譜，族源絕大多為太原王氏。說到太原王氏，王安石為其父所作《先大夫術》云：“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其所以徙。”唐宋八大家之曾鞏談及王安石家世時說：“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徒，而今家撫州之臨川。”由此可推測，王家寨的族源應是太原王氏，而沅江赤山王氏正是太原王氏的后裔，從族源角度來說是一致的。

改革家王安石雕像

第五，從遺址的地理位置來看，王家寨遺址東向約500米處即是同江故道，距離贛江約有1500米。依據“王全斌于乾德五年（967）被黜期間，青衣小帽落戶于吉水縣鳥窩村”的記載，倘若從當年王全斌擇址的角度分析，我們不妨可作如下揣測：首先，王全斌身邊極可能僅有幾名可靠隨從，人員不會較多，否則不會“青衣小帽”往南逃。其次，南唐時期來吉安的開基者，絕大多數會選擇距離河流不遠的地方開基，極少會選擇深山老林的地域，主要是有利于開墾農田、方便生活用水和農業灌溉、方便與外界聯系、免遭匪盜侵襲等。再次，作為一名被問責的“罷黜”官員，必須要考慮“遠離官府、防止仇敵追殺、預備必要退路”等基本條件，而王家寨距同水鄉有名的土匪老窩——馬鞍寨（今稱馬鞍山）僅有5公里，又處于贛江與同江交匯處，假如朝廷或仇敵來追殺，極方便于向馬鞍寨撤退，或者乘小船從水路逃跑。

第六，王家寨何以成為廢村呢？據沅江赤山王氏所提供的資料稱，“鳥窩村”是因王氏先祖遭天災和瘟疫而外逃。谷村旁邊的王家寨之所以會成為廢村，其外因是李氏宗族勢力較大，王氏是弱小之族，迫于生存壓力而不得不外遷。猶如狀元羅洪先的家鄉黃橙溪，就是因為谷村李氏不斷壯大、嚴重威脅到全體族人的生存而外遷。此外，王氏族人要逃難，必然會以瘟疫、天災作為理由，而留在村里的老弱族人無奈之下，才會將祖宅和土地賣給谷村李氏，最終成為王氏廢村。

第七，從谷村周邊其他姓氏廢村來看，谷村自開基以來，周邊有龍家園、黃橙溪、易家園、馬家園、張家山、何家塘、肖家屋、伍家井、施家等20多個他姓村莊。后來隨著李氏家族勢力的壯大，這些他姓村莊全部已外遷而變成廢村，其中最晚遷走的是施家。據說唐末谷村開基時，施姓就有近200戶人家，后來隨著李氏的壯大，施姓人氏不斷減少，最后幾戶施姓人家是新中國成立后才遷往八都鎮。

第八，從村莊遺址的最終歸屬來看，王家寨村人外遷后，開始是由谷村樹德堂收購，李氏還安排部分族人遷至王家寨居住。后來，因這些李姓人家不旺，于是又遷回谷村居住。到明代崇禎朝時，該地域被谷村人、兵部尚書李邦華家族所購買，并成為該家族的陰宅地，如今此處仍可見到多座墳墓。

結語

廬陵文化源遠流長，同時也造就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地名文化分支。依據通志、府志和縣志的記載，王處厚于元豐七年（1084）以吉水縣籍中解試，表明王全斌和王處厚的確曾落戶于吉水，也就是說，湖南沅江赤山王氏的祖籍是吉水縣無疑。調查組曾赴吉水、青原、永豐三縣（區）32個王氏村莊走訪，族譜中均未發現有關王全斌和王處厚的記載，表明他們已無后裔居住在吉水縣。調查組在盤谷鎮谷村的月洲自然村附近所找到的“王家寨”，雖說是一處廢棄村莊遺址，但通過各方面的綜合分析，此地是北宋舉人王處厚家鄉的可能性極大。

作者：楊巴金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汪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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