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匡政 | 在數字時代遇見楊繼盛的“絕命奏疏”

文 |葉匡政

近期，《楊繼盛彈劾嚴嵩奏疏》的電子手稿上線識典古籍，引來不少學者專家的關注。這冊手稿罕見，文獻、史料、書法，樣樣夠份量，是值得細細觀摩的珍品。當年，這奏疏道出了人們敢想卻不敢言的心里話，海內爭相傳錄，“至紙為貴”。如今在識典古籍上線，面對公眾開放。

隨著哈佛燕京學社6000冊漢典的數字化回歸，讓大量海外漂了多年的孤本善本，在識典古籍亮了相，楊繼盛的奏疏手稿就是其中之一。過去難覓蹤跡的手稿，眼下只需劃開手機，點一下識典古籍app，塵封的故紙就活了。楊繼盛筆鋒里的硬氣，竟能透屏而出，令人稱奇。我想，楊繼盛伏案疾書時，肯定想不到他的筆墨在數百年后，會以這種方式流傳。

明嘉靖年間的朝堂，文官武將角力，如下棋，一步步走，埋下的卻是帝國走向衰敗的后手。權臣和言官之斗，更是盤深棋，衣角都沾著鮮血和墨汁。最扎眼的是楊繼盛，號椒山，明代第一直諫之臣，嘉靖年間兵部員外郎，官不算大，骨頭卻硬。“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就是他留下的名句。當時嚴嵩當道，權勢熏天，滿朝文武，或依附于他，或噤若寒蟬。只有這楊繼盛不肯低頭，竟上了一奏，列數嚴嵩十大罪狀，五奸之行。這是拼了命的奏疏。所以，這手稿在我眼中，是筆墨，又是刀劍；是生死狀，也是絕命書。

看過熱播劇《大明王朝1566》，嚴嵩坐那兒喝茶，眼半瞇著，話里全是鉤子。朝堂上的人都知道他狠，卻少有人敢說透。如果說嘉靖朝堂是間暗室，嚴嵩便是那拿燈的人，他想讓你看見什么，你才能看見什么。楊繼盛偏要把燈搶來，照向那些藏在陰影里的角落。他不怕嚴嵩，拿命彈劾，用鮮血混著墨汁寫下了這篇檄文。果然，奏疏遞上，楊繼盛被下詔獄。

最慘烈的是在獄中。楊繼盛被判廷杖，友人捎來蛇膽，說就酒服膽能夠止痛。楊繼盛卻拒絕：“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哉！”說罷從容受杖。杖畢他被扔進大牢，兩腿腫成一根，動彈不得。夜里傷口發作，他疼醒過來，摔破瓷碗，拿碎片割去腐肉，肉割盡了，露出筋膜，他又順手截斷。一旁掌燈的獄卒看得雙腿發軟，燈搖欲墜，他卻神色自如。朝審時，圍觀者堵死了街，皆唏噓落淚。

楊繼盛在牢里關了3年多，40歲被處決，尸首被棄街市，其妻張氏不久也殉夫自縊。燕京士民尊其為城隍，其妻配祀。楊繼盛死后7年，嚴嵩倒臺，其子嚴世蕃被問斬，家產抄沒，嚴嵩削官回家，兩年后才死。楊繼盛死后12年，明穆宗謚號“忠愍”，予以祭葬。

這份《楊繼盛彈劾嚴嵩奏疏》，是嘉靖朝黨爭的活證據，能一窺當年內閣專權與言官抗爭的全貌。它不只是文獻的初稿版本，還是能摸到當年義士心氣的東西。嚴嵩在內閣呼風喚雨，把朝廷變成自家店鋪，楊繼盛偏要撕開這層遮羞布。他寫嚴嵩“專權害國”，寫“五奸”如何把皇帝變成聾子瞎子，這些話在《明史》被磨平了棱角，僅留千余字，在手稿里卻帶著毛刺，字字扎人，直戳嚴嵩的罪。這是權力與正義的對決，紙背都帶著火，那憤怒從沒褪過色。楊繼盛敢把這些犯忌的話遞到皇帝跟前，成為那混亂年月的一點亮光。沒有這些未經刪改的手稿，后世很難窺見當時官場的黑暗。

在明代作家張岱看來，楊繼盛的這篇奏疏水平之高，幾乎壓過了秦漢名篇，連賈誼的《治安策》，也未必能勝過。張岱寫道，楊繼盛見識之高超，簡直像要把大舜從古時請出來對話一般。就算沒有他那樣的人格，單憑文章也可光耀百世，更何況還有偉大的人格。那些奸黨用盡手段要害死他，認為人死了，事就完了。他們哪曉得，人可殺，文章是永遠殺不掉的！乾隆收入《石渠寶笈》時，特別注明“此疏當與《出師表》同觀”。諸葛丞相位高權重，上書后主，尚戰戰兢兢；楊繼盛一個小小員外郎，彈劾首輔，簡直是螳臂當車了。

這奏疏也是明代監察制度的一個生動樣本。從稿子能看見，當年言官“風聞奏事”的制度是如何運作的。手稿對文書格式、遞呈程序的細節展現，為后人研究明代奏疏文體與政治溝通提供了珍貴資料。楊繼盛寫奏疏，用的是典型書面語，帶著敬，也有儀式感。如“乞賜圣斷”“臣請以賊嵩之十大罪言之”，一個“賊”字，代表他的無畏；“乞賜”二字，有對帝王的敬畏。“臣蒙此大恩，則凡事有益于國家，可能仰保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故不避萬死，謹具本親責奏以聞”，這些書寫盡顯“文死諫”的本味：不是演給人看，是從心里掏出來的，以文字做媒介，表露的是“為國為民，舍身成仁”的豪情。

這份手稿涂改修潤處甚多，某處添了幾個字，某處刪去一句，某處墨點深重，似是躊躇不定。那些涂改，尤其是對嚴嵩罪狀的斟酌，可看出他對言官職責的理解和堅守，有壓力，有思考，也有權衡。這些瑣碎，恰是監察制度的筋骨。言官能“風聞”，但不能亂聞，得有實據，能“奏事”，但不能亂奏，得守格式。正史里的楊繼盛，忠且剛，顯得有點板，這手稿卻讓他活了起來。改稿的痕跡，可看到他寫時的猶疑，讓正史里“剛烈忠臣”的影子，多了層肉。這才是人：剛烈是真，但不是愣頭青，是想好了、算透了，才敢把脖子往刀下送。從這些細節，我們更能看懂“鐵肩擔道義”背后的心路。

過去電視劇演言官上奏，常被罵“沽名釣譽”，楊繼盛這奏疏里，卻沒半點邀名的意思。從字里行間，可讀到楊繼盛的剛烈，楊繼盛的悲愴，他不是為了“死諫”的名聲，而是真心覺得，不把嚴嵩扳倒，對不起坐龍椅的人，更對不起天下人。他這一身硬骨，筆頭上的血和心，都是為守護那時代的清明。

這手稿不只是文獻，也是藝術品。楊繼盛雖寫的是公文，卻盡顯“日常書寫的藝術自覺”，有濃郁的書卷氣。開頭寫“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臣楊繼盛謹奏”，是臺閣體的路子，橫平豎直，像穿朝服的官員，規規矩矩。臺閣體是明代官場文書的標配，要的就是端莊。

可寫到“嵩之十大罪”后，變了，字往紙里扎，這是怒了，筆鋒都帶了氣，字里裹著的憤和痛。有些字是飛白，筆鋒掃過紙，沒蘸夠墨，卻更見力道，像人急得說不出話，光用勁喘氣。寫至“臣安忍不舍再生之身以報皇上”那段時，有些字顫得模糊，有些墨暈了，像淚砸在紙上，那是憋不住的情。

董其昌說這疏“墨痕血淚交融”，不是文人的夸張。你放大電子稿看，字會說話，字是會哭、會怒的。有人說“字好不如內容真”，可這奏疏偏是字和內容一樣真。筆鋒的剛勁，是他的骨頭；墨痕的暈染，是他的血。楊繼盛寫這疏時，怕已是抱了死的心，但不是死心，是狠心——狠自己沒能早說，狠嚴嵩禍國太久。中國人講“書為心畫”，這筆墨里，看得見一個人的肝膽。

這手稿命硬。它不是安安穩穩躺在書庫里的，是從刀光里搶出來的。細看文本，此稿與收入《楊忠愍公集》的奏疏定本，略有不同，定本5200余字，已不知所蹤。此本4800字，應為奏疏初稿。楊繼盛死在詔獄，這些手稿本該跟著燒了，據說是獄卒偷偷藏了，至明末戰亂，在夾墻里待了幾十年。清軍入關，有老秀才認出是楊繼盛的字，又藏起來。

更奇的是，它竟漂洋過海，到了哈佛燕京學社，如今依然保存完好。看資料說，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中，對德川幕府的諍臣姿態，據說就受了楊繼盛的影響。這篇奏疏還傳至古朝鮮，英祖曾命人臨寫此疏，作為王室教材，大概想讓王室明白“直諫”的分量。可見直諫文化，是儒家圈共通的，東亞諸國，都敬重硬骨頭的人。

明代藏書家項元汴曾跋此疏：“一紙薄箋，重若鼎彝，蓋因其載道、紀史、寓藝于一體也。”確實，這紙奏疏，不單是歷史文獻，不單是書法藝術，更是一一個文化記號，記著民族的往事、精神，還有文化的根。那種“文死諫”的風骨，“鐵肩擔道義”的豪情，才是中華文明最硬核的東西。

從前想看這手稿，真難。現在不同了，識典古籍把電子稿放上去，高清掃描，連紙上褶皺都看得清。想看楊繼盛的字有多痛切，放大，再放大，筆鋒的碎末都瞧得見。更妙的是，哈佛燕京圖書館那6000冊漢典，也跟著上了線。從前這些書，鎖在海外庫房，中國人想看，得漂過洋去；現在，手機上劃劃，《論語》的早期刻本，《水經注》殘卷，都能摸著。

這不是簡單的“把書搬上網”。楊繼盛寫奏疏，是想讓皇帝看見；后來人藏手稿，是想讓后世看見；現在的數字化，是想讓所有人看見，真正實現“自由檢索我們的文明”。從“一人看”到“萬人看”，差的不只是技術，是心。這份心，是不想讓這些罕見的珍寶埋著，不想讓那些忠的、直的、真的東西，慢慢沒人知道。楊繼盛說“丹心照千古”，他的丹心，原是想照給皇帝看；現在有手機屏照著，是照給所有人看。你點一下，它就亮；你看一眼，它就活。這不是結束，是開始。文明從來不是記在紙上的，是記在心里的。當更多人在屏幕上摸到那顫抖的“死”字，摸到那暈染的墨痕，楊繼盛的“丹心”，才能真的“千古”。

這幾年，字節跳動做公益，心思常落在古籍上，識典古籍目前已免費開放3萬余部古籍，同時上線了分詞檢索、圖文對照、繁簡轉換、AI助手等功能，讓閱讀古籍變得容易。數字化不只是守護古籍，也讓古籍有了新用處。從前這手稿是冷僻史料，只有少數專家能看著。如今只要劃開手機，誰都能去尋這段歷史，史學者可據此關注文本異同考據史實；法學者可分析明代的司法程序；藝術學者和書法家能研究其書法價值。尋常人看這手稿，或許不會做研究，但也能感受一下那字里行間的風骨，那墨跡背后的氣節。

過去我們認為，數字化是冷冰冰的代碼和數據，其實它也可以是一種有溫度、有情感的文化傳承。數字化讓沉在時光里的古籍，亮了起來，讓每個人都能碰著從前的光。楊繼盛的“絕命奏疏”從紙質到數字化，變的只是載體，不變的是那份錚錚鐵骨。看這份奏疏，不單是看歷史，也是看自己：倘若處在楊繼盛境地，我們能否如他一般？答案未必樂觀，但問題值得一問。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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