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的光輝——抗戰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的歷史功績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也是中國紅十字運動史上的里程碑。在這場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戰爭中，各級紅十字會組織、會員、志愿者，義無反顧，擲身于槍林彈雨之中，踐行紅十字賦予的“博愛恤兵”天職，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在這里，我們通過幾個斷面，呈現中國紅十字會抗戰救護事業的場景和其臺前幕后的紅十字人。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紅十字會組織人員、物資開展戰地救護和社會賑濟服務工作。圖為中國紅十字救護隊出發前留影。

1938年春，為配合長期抗戰，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成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1939年遷至貴陽圖云關。圖為救護總隊工作人員在圖云關的合影。

萬眾一心 共赴國難

紅十字會起源于戰爭救護，戰地救死扶傷于是成為紅十字會重中之重的業務。抗戰時期的中國紅十字會亦是如此。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進入抗戰時期。在抗戰初期（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中國紅十字會組織了對1932年淞滬抗戰救護、1933年長城抗戰救護以及1936年綏遠抗戰救護，為全面抗戰救護做出準備。

1932年1月28日，日軍向上海發起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一二八事變”爆發。蔡廷鍇所部十九路軍誓與上海共存亡，英勇抵抗，與敵激戰數十次，戰斗慘烈。中國紅十字會迅速做出反應，匯聚各方人道資源，共赴國難，直至5月5日中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在長達3個多月的救護行動中，中國紅十字會救治傷兵8600余名，收容難民53100余人。美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別克納盛贊稱，淞滬抗戰中“最足使人得到深刻感覺者，厥為中國紅十字會之救護工作。”

1933年1月3日，被稱為“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被日軍攻陷，長城內外，狼煙四起。2月3日，中國紅十字會特組“東北救護隊”由上海乘火車北上，2月14日成立中國紅十字會“華北救護委員會”，指揮協調長城抗戰救護。兩個多月中，華北救護委員會所隸各救護隊“熱血奔放，工作極佳”，救治傷兵7486人，其中67人死亡，死亡率僅為1.86%，堪稱奇跡。

1936年11月12日，日偽軍向綏遠紅格爾圖發起進攻，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率軍迎頭痛擊，苦戰7晝夜，重創來犯之敵。綏遠初戰告捷，舉國歡騰。11月18日，中國紅十字會聯手上海市商會、上海市地方協會發起成立“綏遠剿匪慰勞救護委員會”，籌款募捐支持綏遠抗戰，兩個月中就籌款8萬余元，并將醫械藥品400余件及急救包20余萬包，分批輸送前線，為醫療救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時，迅速組隊馳赴前方，開辦臨時醫院，救護傷員。到12月中旬，“前線一帶，已遍布紅十字會之旗幟”，傷病人員得到及時救治。

1937年“七七事變”拉開全面抗戰的序幕。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搏戰激烈，傷亡慘重。中國紅十字會組織救護隊10隊，急救隊12隊，救護醫院24所，征集救護汽車98輛，特約公私醫院16所，分布淞滬前線及上海租界，執行救護、輸送、醫療等作業，“并于接近前線之交通孔道，設置傷兵分發站，為受傷軍民辦理登記、交換繃帶”，分批轉運后方醫院救治。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救護醫院收治傷病兵民19539名，由上海傷兵分發站運送傷病兵民7128名，由上海前線急救隊及救護隊救送傷病兵民43446人，合計70113人，成效可觀。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首都南京，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80余位會員在日軍瘋狂暴行的白色恐怖下，救傷、掩埋、濟困，不遺余力。從12月至1938年5月底，南京分會共掩埋軍民尸體22371具；在金陵女子學院開設施粥廠，“領粥人數共計八十六萬四千零二十口”；開辦義學義渡，為戰爭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服務。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專負軍事救護之機構”——救護總隊（其間因戰事關系，隊部先遷長沙，繼遷祁陽，1939年春落戶貴陽圖云關）宣告成立，翻開了抗戰救護新的一頁。作為全國抗戰救護的指揮中心，救護總隊不斷向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派出醫療隊，最多時達150支，專業醫護人員接近3500人，在武漢保衛戰中，在廣州之戰中，在臺兒莊、馬回嶺、昆侖關、中條山、鄂西、湘北等大會戰中，都留下閃光的足跡。有資料統計，從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外科方面：手術119856人次，骨折復位35522人次，敷傷8784731人次；內科方面：住院人數2142997人，門診軍人2481685人，門診平民2002996人；預防接種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視52798人，滅虱人數792148人次，滅虱物數3881176件，檢驗226593人次，特別營養934833人。預防接種、其他不計，僅內、外科合計就有近1600萬人得到救治。

據紅十字會史書記載，僅全面抗戰的八年中，救護總隊“以全力從事軍民之救護，血汗交織，艱苦卓絕，救治軍民達一千六百萬人，其貢獻于國家者殊大。”閃光的業績得到社會各界盛贊，“其偉績宏效，歷八年抗日戰事而益顯。”國際地位也因此得到顯著提高，1945年，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當選為國際紅十字會協會（今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副主席，這是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次擔任這一重要職務，不言而喻，“本會在國際間之地位，業因抗戰艱苦光榮之貢獻已具增高”。

慷慨灑熱血 英名垂青史

在全民族抗戰中，中國紅十字會“本博愛恤兵之懷，當救死扶傷之任”，穿梭于槍林彈雨中，不少仁人志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書寫了戰地救護的傳奇。人們記得1932年淞滬抗戰中“殺身成仁”的紅十字會童子軍四烈士羅云祥、應文達、鮑振武、毛征祥和“為國犧牲”的劉祁瑞；記得1937年淞滬會戰中“慘烈絕倫”的“羅店四烈士”——蘇克已、謝惠賢、劉中武、陳秀芳；記得1937年“忠烈成仁”的河北正定縣分會婁云鶴、婁家驥父子；也記得1941年反細菌戰勇士劉宗歆的悲壯。還有我們可能比較陌生的許多英烈，如周惠成的“堅韌”就格外令人動容。

周惠成，1919生，上海華北煤業公司學徒，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他毅然加入紅十字會，成為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的骨干，與隊友一起夜以繼日救護傷兵難民。11月12日上海淪陷后，他和隊友隨軍西撤，經蘇州、宜興、長興、廣德到達皖南重鎮宣城。不幸的是，11月21日，當滿載藥品、汽油等物資的煤業救護隊車輛行經宣城火車站時，突遭日軍飛機轟炸，“汽車數輛炸毀”，周惠成被炸成重傷，奄奄一息，被緊急送至屯溪后方醫院，雖經全力搶救保住性命，但永遠失去了雙腿。盡管身體殘疾，但他從未動搖為八路軍服務的信念。1938年7月，他和煤業救護隊同伴郭步洲、梁潔蓮、梁鈞鋌等13人被安排到長沙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集中培訓，8月底畢業，他和另外十位隊友上書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林可勝總隊長，“堅決要求去敵后游擊區為八路軍服務”，得到林可勝總隊長的贊賞和支持，11人被編入救護總隊第61醫療隊，派往西北敵后根據地。因周惠成行動不便，擔心“拖后腿”沒有隨隊同行。但他獨自一人，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翻山越嶺，通過敵人封鎖線，趕到山西八路軍野戰醫院服務，后在陜西褒城傷發犧牲，由梁鈞鋌為他埋葬”。

1937年8月18日，設于上海真茹東南醫院內的第二救護隊遭敵機轟炸，“擔架隊長張松林炸死”；1938年8月23日，第53救護隊在江西馬回嶺救護傷兵時突遭敵機轟炸，隊員胡瀛學“炸傷腦部當時傷重殞命，為救護總隊部成立以來，因救護而殉職之第一人”；1939年7月15日，“第四三醫防隊護士古少真，于廣西柳州進行救護之際，遭敵機炸亡”；1941年10月18日，“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墨樹屏醫師，于河南林縣出發救護，因越山繞徑，墮崖而死”，是為因公殉職職位最高的紅十字人；1944年12月4日，第432醫療區隊醫護員戴慕莊“于貴州獨山四方井，遭遇敵人，致被槍殺，棄尸未獲”；如此等等。據不完全統計，抗戰14年中，紅十字會救護人員死于戰地98人，傷79人，為抗戰救護事業積勞病故者近百人，可歌可泣。中國紅十字會之所以能夠取得抗戰救護事業的“偉績宏效”，正是他們前赴后繼，甘灑熱血鑄就。他們以寶貴的生命，詮釋了偉大的抗戰精神。

勝利的勛章 人道的豐碑

抗戰勝利，舉國同慶之時，人們不會忘記那些為抗戰救護事業揮灑熱血甚至獻出寶貴生命的紅十字工作者。紅十字會史書記載，全面抗戰的八年中，因公殉職的紅十字人有47位，積勞病故者67人，至于有突出貢獻者，更是指不勝屈。正是以他們為中堅的人道力量，才取得了抗戰救護事業的“偉績宏效”。

為表彰抗戰救護有功人員，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制定了《獎勵參加抗戰有功人員暫行辦法》，并于1946年5月19日在上海召開的抗戰勝利后第一屆理事大會上通過。《暫行辦法》主要內容：（一）下列情形之一者“如合于政府勛獎條例得轉請政府酌予勛獎或由本會給予獎章”：“對于本會確具特殊貢獻之事跡者”；“迭經戰役救護有功者”；“身經戰役因公負傷者”。（二）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紅十字會分別獎勵：“在會工作十年以上成績卓著者除給獎章外另給一次酬勞金十萬元”；“在會工作五年以上成績卓著者除給獎章外另給一次酬勞金五萬元”；“在會工作兩年以上成績卓著者給以獎狀”。（三）下列情形之一者“報請國史館及紅十字會國際聯合會載入史篇或轉請政府給予褒揚”：“特殊勞績因而病故者”；“前方救護壯烈犧牲者”。上述規定之外，“如有身陷敵后維護紅十字會業務經證明確無附逆行為者得比照以上各款予以獎勵”；“分會工作人員如有合于本辦法第二項甲乙兩款之規定者除由總會給以獎章外其應給之酬勞金應由分會自行酬給或酌情作為受獎人之捐款”。《暫行辦法》要求“本會工作人員呈請獎勵須填具功績表。總會由秘書長，分會由會長，其他單位由各該主管，報請總會會長核定之。”

根據《暫行辦法》的規定，總會對符合條件的紅十字會人員給予獎勵。經總會報請，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發布政府令，對胡蘭生、龐京周、湯蠡舟等27名優秀紅十字工作者，“各給予勝利勛章。”這是中國紅十字會的光榮。

在“勝利勛章”獲得者中，我們可以看到胡蘭生，這位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骨科專家，1943年1月臨危受命，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秘書長兼救護總隊總隊長，始終保持“一副鐵的臉和一顆觀世音的心”，奔走于前方與后方，恪盡職守；可以看到龐京周，這位“經常為沒錢的窮人治病”的德國醫學博士、同德醫學院院長、上海醫師公會副主席，在1936年綏遠抗戰期間作為中國紅十字會副總干事“迭次往返”綏遠、北平、南京、上海的忙碌，并于1937年2月正式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秘書長，為“在南京中央大學內設立大規模之五千床位”“打破世界紀錄”的首都醫院立下汗馬功勞；也可以看到湯蠡舟，這位日本千葉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東南醫學院（現安徽醫科大學）的開創者之一，在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后，擔任救護隊第七隊隊長，在蘇州創設第七隊后方傷兵醫院并擔任院長，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又任職于第11救護醫院（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駐松第一重傷醫院），1938年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成立，他擔任第三大隊大隊長兼第九中隊隊長，最終出任救護總隊最后一任總隊長，為抗戰救護事業嘔心瀝血；還可以看到林竟成，這位畢業于同濟大學醫學院、著名社會醫學和衛生管理學家，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37年“搭最后一條船到漢口”，決心“參加救護工作”，到火熱的抗戰前線去打拼，并在四次長沙會戰救護中，領導第九大隊創造了不凡業績，被譽為“紅會模范大隊”；如此等等。

抗日戰爭中“飄揚于血海和苦難之中的紅十字旗幟，正如汪洋大海荒山孤島之上的一盞明燈，它代表一種崇高無比的理想，吸引無數正直和平的人們，漸漸地走向真善美的理想境地！這正是紅十字會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新時代的紅十字人傳承與弘揚，為中國紅十字事業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來源：中國紅十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