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云溥 |?如何成為村上春樹那樣的小說家

文 | 武云溥

我們經常會被保安問到哲學的三大終極命題：“你是誰？你從哪來？要到哪去？”其實這三個問題應該調換一下順序，“從哪來”決定了“你是誰”，而這兩個問題又共同決定了“到哪去”。內在邏輯上講，“從哪來”這事基本由不得自己，可以拋諸腦后，所謂英雄不問出身，我們能作主的是努力成為怎樣的人。

《我的職業是小說家》可以看作村上春樹繼續內省，追問自己哲學終極命題的第二個階段性成果——上一個成果是《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村上春樹一路跑來，從開小店的生意人跑成了名作家，談跑步是在談運動改變生活，磨礪身心，可以認為是“道”的層面，描述了村上式的跑步哲學。

村上說在動筆之前，多讀書當然是必須做的功課。

到了眼下這本《我的職業是小說家》，雖然也有少許提到“從哪來”的經歷，比如讀者都很熟悉的他躺在神宮球場草坪上“突然想寫小說了”的橋段，但整本書的主要筆墨還是傾注在“小說家”這一職業身份上。身為職業作家的村上春樹，在剖析自己何以成為小說家，如何持續寫出好的小說，是“術”的層面條分縷析，簡直可以換個書名叫《小說家職業生存指南》。

例如在《那么，寫點什么好呢》這個章節，村上說在動筆之前，多讀書當然是必須做的功課，而另一個重要的思維習慣是多觀察，不輕易對事物下結論，甚至連做分析式思考都不必著急。小說家應該做的是先記下來，“努力將自己目睹的光景、邂逅的人物，抑或經歷的事情當作一則‘事例’，或者說‘樣本’，盡量原封不動地留存在記憶中……我們實際上并不是那么需要結論這玩意兒。”

這樣的思維習慣，是小說家區別于評論家、學者等其他職業的特質——雖然都是寫作為主的職業，小說家的使命是把故事講好，而好故事需要大量的細節填充。小說家的“大腦檔案柜”里塞滿了形形色色的細節，可供隨時取用，從事編故事作業時就比較自如了。

他有時也會像記者一樣去做采訪，去接觸人。

這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村上作品之間的內在關聯，他有時也會像記者一樣去做采訪，去接觸人，記錄他人的故事和生活狀態，為新的小說積累素材。在《1Q84》出版之前，我們對于村上的兩本紀實作品《地下》和《在約定的場所》，可能習慣于從嚴肅作家的社會使命感角度去解讀。無需贅言的是，村上對東京地鐵沙林案件和奧姆真理教的追蹤采訪，直接構成了他思考邪教和精神控制問題的基石。所以我們看到《1Q84》里關于小小人和隱秘教會這類設定，會想“原來如此嘛，大叔十多年前就儲備好彈藥了”。

《奇鳥行狀錄》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探究，起初的興趣也來自于1991年村上春樹到普林斯頓大學的訪學經歷。嚴肅小說家當然要思考重大問題，只是思考的成果需要拿掉“結論”這個玩意兒，只呈現事件和細節就夠了。村上還會不定期在網絡上開放回答讀者信件，《為誰寫作》這篇里提到，有些讀者不相信忙碌的村上會真的親手回復大量讀者來信，而村上覺得寫回信雖然勞神費力，“然而干起來很有趣，還可以學到好多東西。”

有了足夠的素材，小說家這份職業要干好，不可或缺的還有長期耐心細致地打磨文字的能力——說這是一種能力，不如說是一種決心，一種為工作投入全部智力和體力的決心。日本人素以工匠精神著稱，在《與時間成為朋友》和《徹底的個人體力勞動》兩個章節里，村上詳細介紹了自己打磨作品的工序:堅持每天寫十頁原稿，雷打不動直至初稿完工；初稿稍微放上一段時間，之后開始三輪修改，每一輪都絕非小修小補，而是大刀闊斧改寫甚至重寫；花幾個月時間完成修改后，再拿稿子給身邊人（一般是請夫人做第一讀者）征求意見，再做相應修改后才交稿給編輯審讀。

“作家的本能和直覺并非源自邏輯，而是從決心中提取出來的。就像用棍棒擊打灌木叢，讓鳥兒驚飛出來一樣。”此言非虛，尤其是寫長篇小說，作家的工作幾乎等同于出家修行，甚至要斷了自己的一切后路（就像村上說因為想成為職業作家所以關閉了開得好好的店），長年累月“從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尋覓自己需要的東西”。小說家這份工作，當真累人呢。

“小說家的保質期”需要持久和強大的內在驅動力。

小說家有很多種，也許不是所有人都像村上這樣拿出跑馬拉松的架勢來寫作。《我的職業是小說家》這本書里，村上還花了不少口舌來表達對于文學界和文學獎的看法，大約是這些年來被問類似問題太多次不耐煩的緣故。寫小說并非多么難的事，很多人都有寫出一兩本好小說的才華，村上只是覺得“小說家的保質期”需要持久和強大的內在驅動力。

如果只能用一個詞來概括，打好小說家這份工需要的是“控制”。跑步有助于控制自己的身體，寫作則必須控制自己的內心。從《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到《我的職業是小說家》，村上春樹的“控制論”發展到了新階段，控制生活，也控制職業，最終牢牢控制住自己可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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