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李約瑟一段不為人熟知的歷史

文｜陳杰

這是李約瑟一段不為人熟知的歷史。

1943年2月24日，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乘機從印度加爾各答出發，沿著“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脈，進入中國云南高原，抵達昆明，由此開始了長達3年的中國行程，直到1946年4月，離開中國香港，轉赴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科學部主任。

中國行程是李約瑟與牛津大學希臘文教授陶育禮受英國文化委員會派遣，組成“英國文化與科學赴中國使團”，來華進行科學文化交流。李約瑟到訪第一所高校是位于昆明的西南聯大，《西南聯大與現代中國（1937-1946）》作者聞黎明生前認為，西南聯大與英國的國民外交介紹的很不夠，這一領域有待進一步挖掘整理。

在戰火紛飛、滿目瘡痍的中國抗戰最艱苦時期，李約瑟何以與中國科學家并肩抵抗法西斯敵寇，在中國西部建立科學前哨，成為中外科學文化交流的“橋梁建造者”？

李約瑟初見梅貽琦

李約瑟抵達昆明的第二天，西南聯大的生物學家、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研究室主任湯佩松，植物生化學家、西南聯大教務長兼理學院化學系主任楊石先，有機化學家、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吳學周就來拜訪他，并留下喝茶。隨后幾天，李約瑟住到清華大學特種研究所所在昆明西北郊大普集村，與西南的科學家們在一起。

3月1日，逢西南聯大每月一次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會月會”，10時，李約瑟在校園露天的石頭講壇上，向2700名男女學生發表了40分鐘演講“科學在大戰中之地位”，講稿的最后一頁他使用中文，在場的師生聽了很興奮。

之后，李約瑟由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吳有訓陪同，參觀物理學系。在泥磚平房里，儀器放得整整齊齊。師生將汽油桶埋入混凝土的地板下，防空警報響起時，就把最好的儀器放進去。“這一切都給人一種不屈不撓、執著的非凡印象，”李約瑟看到這里努力仿效劍橋大學實驗室。

中午，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在西倉坡的家中宴請李約瑟，英國駐昆明領事休士，聯大的幾位教授以及將要赴英國劍橋大學學習的學生袁隨善、沈元、張自存等作陪，李約瑟要為這幾位學生寫介紹信。李約瑟吃的午餐“很可口”“以前從來沒有吃過這么多這么好的中國菜”，“人們頻頻舉杯祝福，飲可口的紅葡萄酒。”在李約瑟看來，“梅校長是中國學者的完美典型，他身穿長衫，臉型像俊美的雕塑，風度翩翩。”李約瑟抵達昆明的這些最初印象為什么寫信給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28年出版《薩摩亞人的成年》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還是個未解的謎。

這天下午湯佩松帶李約瑟騎自行車離開昆明市區，前往大普集村。抗戰時期清華大學設立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國情普查5個應用型學術研究機構——特種研究所，由葉企孫任特種研究所委員會主席，農業、無線電、金屬研究所坐落在大普集村，這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心之一，在抗戰學科建設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當晚，李約瑟住在大普集村清華大學植物生理學研究室旁帶客廳的臥室，他看到，這里實驗室與寢室混在一起，房屋用泥磚建成，抹上灰泥，并建成四合院形式。李約瑟的臥室、客廳，里面除了床、桌子、椅子，幾乎什么都沒有。臥室沒有天花板，能看見瓦片，“這些學者居住的房屋像法國或威爾士人的農舍，有些原始且沒有裝飾。”李約瑟繼續向米德寫道。院子里有實驗室和一間公共休息室，室內有一個開放式火塘，夜晚，吃過一頓中餐后，湯佩松和夫人黃翠梧召集年輕研究人員和家屬圍著火塘辦了一場大型家庭晚會，歡迎李約瑟到來。

李約瑟結識中國科學家

3月2日，李約瑟上午給這里的科學家作了80分鐘的演講并進行交流，隨后，與出席演講會的50名科學家舉辦露天燒烤午餐會，認識了西南聯大植物細胞學家吳素萱。下午參觀金屬研究所晶體物理實驗室和無線電研究所，科學家在實驗室里自己制造真空管，李約瑟見到了一些在劍橋大學學習過的學者，頗感親切。他甚至設想，如果不把醞釀成立的“中英科學合作館”總部設在陪都重慶，這里肯定是一個設總部的理想之地。

3月3日，西南聯大算學系的青年數學家華羅庚來訪，李約瑟與他討論了中國數學史。上午，李約瑟參觀了鄰近的中國醫藥研究所，與所長經利彬商議了防瘧疾、痢疾的問題。下午看望湯佩松所在研究室的人員，稱贊“他們的研究很了不起——植物生長荷爾蒙、高速電子示波器、雞蛋的呼吸，等等。”

晚上，李約瑟與科學家們在圖書館開了一次會，就中國科學史講了一小時，“人們都被吸引住了。”在物理化學家黃子卿的主持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黃子卿送給李約瑟一本中國化學史的書。學者們圍火塘而坐。“中國人非凡、漂亮的面容愈加明顯。”李約瑟喜歡這些學者身著長衫，給人以修道士的印象。“他們把手放在衣袖里，安詳的樣子非常矜持。”李約瑟還是寫給米德，“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夜晚。關于這個學科我的總思路為人們所接受了，這十分令人鼓舞。”

3月4日上午，李約瑟和湯佩松從大普集村騎車回到昆明城內。7日，李約瑟驅車來到呈貢小鎮，另一個清華大學特種研究所——國情普查研究所設在這里的一座孔廟里，所長是陳達博士，他的得力助手是戴世光博士。這個研究所選定呈貢縣進行試驗性人口調查，聘請全縣82名小學教員為調查員，觀察農民的反應，尋求怎樣更好地使鄉民適應生活中發生的變化。

李約瑟很快得到一個鮮明的印記，新結識一群中國科學家，“可以絕對相信他們的真誠”，李約瑟與“很爽快”的西南聯大教授，物理學家吳有訓、黃子卿等成為親密的朋友。

1944年8月28日，湯佩松（前排左4），李約瑟夫人、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李大斐（前排左3）和清華大學研究人員在大普集村。李約瑟 攝

抗戰中國科學狀況詳細可靠記錄“中外僅李約瑟一人”

這一次李約瑟在大普集村共住了兩三個星期，這是他一生在中國第一次“安營扎寨”。他舉辦了三四次科學演講，題目是“化學胚胎學”“肌肉收縮期間ATP的作用”“中國科技發展史”等。還有一些是有關戰時國外科學的動態,包括青霉素的發現等,其中他感興趣是有關中國科技發展史的討論及原始文獻的收集。湯佩松還多次組織居住在大普集村附近西南聯大的理科及文科教授，和由金屬研究所余瑞璜教授發起自名“中國皇家學會”的成員來參加這些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

來昆明不足1個月，李約瑟在英國《自然》雜志1943年第152卷發表了《中國西南部的科學（一）物理-化學學科（1943）》《中國西南部的科學（二）生物學與社會科學（1943）》，率先向國際科學界介紹西南聯大，稱之為“自由中國最大的教育中心。”三常委之一梅貽琦校長（物理學家）負責校務和地方事務，三常委之一蔣夢麟校長（教育學家）負責外部事務。“這兩人都有杰出的人品，是中國學者的理想化身。”

李約瑟細述西南聯大艱苦的辦學歷程，各系都設在用泥磚建造的“臨時營房”中，房頂上簡單地蓋著瓦和鐵皮，有些房子上有中國式傳統的雕檐。內部，地面是夯實的土，摻有少量的水泥。在這種情況下，配置研究和教學用的實驗室體現了一種聰明才智。例如，由于沒有煤氣可用，所有加熱使用電，用粘土自制電爐的電爐絲用完后，實驗陷于停頓，人們發現云南一家兵工廠制炮車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蘇木精買不到，人們發現與其類似的一種染料可以從云南土產的桔黃色蘇木中提取。顯微鏡的載片買不到，就切割被空襲震破的窗玻璃代替。買不到蓋板就代之以當地產的云母片。

理學院物理學系。由趙忠堯和張文裕博士進行宇宙射線的分布及其性質的研究，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他們更多進行理論性研探究。吳大猷博士出版了一本關于分子振動光譜的重要英文著作《多分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在上海淪陷前印好，已經寄往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許物理實驗室。從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畢業的馬仕俊教授和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的馬大猷教授在研究無線電物理問題。王竹溪和黃子卿在從事數學物理、熱力學等方面的研究。

理學院化學系。化學研究主要是楊石先與曾昭掄教授指導，從事研究的課題之一是中國傳統藥典中抗瘧疾藥品的生物堿和糖甙，這在當時世界上奎寧短缺的情況下至關重要。曾昭掄和他的合作者也在研究乙二醇潤滑油。李約瑟指出，由于缺乏化學試劑而使研究嚴重受阻，“供應試劑似乎比供應圖書和期刊更迫切。”他反映了戰時中國科學家遇到的困難。

理學院生物學系。在張景鉞教授領導下，進行大量植物學研究，細胞學以前述的吳素萱博士為代表；植物生理研究以李繼侗博士為代表，他正在對紫羅蘭植物的閉花授粉進行研究。沈同博士領導下的營養學實驗，發現了一種特別豐富的維生素C的新來源——余甘果，并進行有關人體利用、儲存等研究，余甘果常常被描述為中國橄欖，實際上是大戟屬植物。昆蟲學方面，在劉崇樂和陸近仁的領導下，正在進行紫膠蟲的研究，這種動物對中國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對云南省毛蟲的全面調查已近尾聲。簡焯坡博士正在整理云南植物全面調查的資料，準備出版。

清華大學特種研究所。農業研究所植物病理學研究室由戴芳瀾博士主持，正在進行這些課題研究：菌類分類學（裘維蕃）；大麥枯萎病線性蟲的傳播物（俞大紱）；豆類枯萎病和大麥銹病的抵抗力遺傳（方中達）；水生真菌的形態和結構（沈善炯）；白蟻與某一菌類之間一種共棲或交相刺激的特別組織（周家熾），等等。李約瑟關注到，植物病理學研究室過去兩年積累的論文手稿數量相當可觀。在中國，科學論文得不到足夠的出版機會；由于檢查制度和其他困難，科學家也不敢將論文手稿交付普通郵政郵寄。“這些事實對我們中國同行的士氣構成了威脅。”李約瑟說。

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研究室主任湯佩松對年輕人的創造性和能力具有獨特眼光，使他周圍聚集了一群年輕人，他特別向李約瑟詳細介紹了兩位伙伴殷宏章和婁成后的經歷及工作成就：殷宏章系植物生長激素的專家，曾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婁成后是生物物理學家，他在研究植物的電反應。李約瑟在這里看到一座分析植物生長物質的完整實驗室，其中正在研究落花生地下結果的機制，這是對中國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課題。科學家還對蠶的新陳代謝和生理及植物原漿的流動、多倍體的產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無線電研究所從事通訊方面的探研，擁有在鄉村生產、試驗電子管的全套儀器。晶體物理實驗室具有良好的設備，全都是在云南制造的，比如德拜-謝勒粉末晶體暗室、勞厄振蕩相機等。機器是從東部運來的或是在北平和漢口陷落后從日本人的封鎖線偷運過來。李約瑟發現這里所有的研究所都有一個大難題，即，在一個物價飛漲的時代，大學或政府給技術人員的工資實在太少了。工資只漲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費用上漲了103倍。

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與云南省地質礦產調查所合作檢驗省內新發現的富礦，并已發現了有重要熱電性質的新合金。

清華大學另一個特種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位于白龍潭，在去黑龍潭的路上，有一個風洞和在本地制造航空動力學試驗必不可少的全部儀器。西南聯大的地質學者由孫云鑄和袁復禮領導，與云南省地質礦產調查所密切合作，一起調查了全省的大部分地區。

李約瑟走訪了西南聯大的科學機構，得到主要印象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在自己祖國的邊遠地區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執著和勇氣以及在逆境中非凡的樂觀與豁達”。

繼《中國西南部的科學》后，李約瑟給英國《自然》雜志撰寫系列文章，詳細介紹考察中的中國10個省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在西方和中國都引起了廣泛的興趣，成為“抗戰這一特定時期中國科學狀況的唯一詳細可靠的記錄，”“作此洋洋記錄者，中外僅李約瑟一人。”（胡升華：《李約瑟與抗戰時的中國科學》，《科學》1994年第46卷第6期）

李約瑟“雪中送炭”

從西南聯大等科研機構起步，李約瑟來華第一年訪問了91個中國科技機構；第二年和第三年訪問了205個，共計296個，他時而隨車隊，時而騎馬或乘船，長途跋涉，3年訪問了中國10個省份，留下了很有價值近300次的訪問記錄，仔細保存了中國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登記冊。

“李約瑟在這里目睹他們遠離家鄉，播遷千里，在極端艱困條件下盡其所能地進行教學、研究和生產。他非常欽佩他們取得的成果，主動表示要提供實物支援來‘雪中送炭’。他不倦地進行講演、討論、約人談話，目的在于消除人們對于當前西方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消息隔絕的狀態。”這是跟隨李約瑟走訪科學機構的秘書黃興宗所記。李約瑟的助手魯桂珍說，李約瑟的工作“包括訪問大學實驗室、各類工廠、兵工廠、醫院、鐵路聯軌站等等，只要是有科學家、工程師或醫生需要物質援助和精神鼓勵的地方，他都去。”

李約瑟到昆明后即籌組“中英科學合作館”并任館長，該館又稱“英國文化委員會駐華科學辦事處”，是一個附屬英國駐華大使館，由英國議會資助的合作機構，與從淪陷區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國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建立聯系，通過“駝峰航線”向中國提供急需的科研儀器設備圖書。用難得的“使節書信交換”條件，空運進急需的圖書和寄出要及時發表的中國科學家論文。1943年6月獲得批準組建，得到消息的當晚，李約瑟和黃興宗列出考察途中記錄的中國科技機構急需的物品清單。

李約瑟帶領中英科學合作館的同仁向他訪問過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研究所提供稀有氣體，向湯佩松負責的植物生理學研究室供應極為需要的Warburg（沃伯格)呼吸計及國內無法得到藥品、ATP制品，向從事戰時營養學研究的沈同博士提供文獻資料和實驗藥品等。中英科學合作館面向中國科學家組織了緊急科學器材供應服務，代替正常的購買渠道，英國文化委員會提供了6萬英鎊，辦理了來自中國科技機構333份專業器材、工具訂單。

中英科學合作館向中國科學機構贈送英國的科技圖書，以補充抗戰損失和被敵人焚毀的書籍，到1943年末，由于戰時運輸極端困難，無論是通過到印度的海路或從那里開始的空中航線，僅贈送了289冊。第二、第三年，贈送6775冊的圖書。“這是在嚴酷的戰爭年代為保持科學火焰在中國不熄滅所作出的一份真摯貢獻。”李約瑟表示。

英國空軍從印度開始的空中運輸航線建立后，運抵重慶的英國雜志數量穩定增長，定期收到188種，每一種在1至75冊，大多數是6至12冊。這些雜志被分發給中國眾多科技機構。

在英國文化委員會支持下，截至1946年2月，不少于167種英國科技、醫學雜志以縮微膠卷的方式輸入中國。在重慶，膠卷交給美、英、中聯合組織的中央縮微膠卷圖書館，安排進口并在當地制造縮微膠卷閱讀器，把縮微膠卷分發到眾多專門組織的中心。到1945年9月抗戰結束時，這些中心已達到約100個，包括使用手工閱讀器的有250個。西南聯大獲贈的膠卷和資料存放在昆明北門街教授宿舍，每周開放兩次，供師生查閱。

這些寶貴的文獻資料，來自國際最新的科技情報，成了戰時中國科學界重要的信息來源，打破了法西斯敵人的封鎖與造成的封閉，使中國科學界及時了解國際學術動態。

在我們苦戰中給我們鼓起更大的勇氣

李約瑟寫道，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擴大，中國大學和政府實驗室被摧毀，科學圖書館被焚燒或被迫往西部撤退，從1941年以來，除了薄弱的公路和航空聯系，他們已被完全封鎖，與外部世界隔絕了。因而，不難想象他們與西方同行聯系的必要性。這種必要性不僅僅是關系到純粹科學，也許更重要的是，關系到作為一個國家戰爭力量基礎的應用科學。中英科學合作館的宗旨，就是保障這種中外聯系，可以說是智力上的雙向“租借”。

李約瑟感到，“具有明顯迫切性的工作”是輸送中國科學家有創見的科學論文手稿去境外發表，使中國科學家“不再‘隱居’，不再與在科學追求中聯合起來的人類主體隔離。這種感覺對他們的士氣很重要。”李約瑟帶領中英科學合作館的同仁，送交境外出版論文中西南聯大作者不完全統計有：

1、物理系吳大猷：《夜空及曙光的激發過程》，發表在《印度科學院院報》；吳大猷：《關于瑪麗斯和赫爾伯特的曙光和磁暴理論》，發表在《印度科學協會學報》；

2、沈時瑞：《某種北平Carida幼蟲的發育》，發表刊物缺；

3、植物生理學研究室湯佩松：《戰時中國的生物學》，發表在《自然》雜志；婁成后、陳紹齡：《一種簡單的溫度自動調節熱處理電加熱器》，發表在《科學儀器》雜志；劉瓊雄、婁成后：《熒光素誘導的單性結實》，發表在《自然》雜志；周家熾：《由Bacterium tritici引起小麥細菌疾病擴散的一種列向Trilenchus tritici關系》，發表在《應用生物學年刊》；

4、生物化學研究室沈同、謝廣美、陳德明：《氯化鎂和硝酸亞錳對黃豆維生素C含量的作用》，發表在《生物化學》雜志；

5、工程學院王世熹：《通過因數法的應力分析》，發表刊物缺；

6、金屬研究所余瑞璜：《晶體結構X-射線數據的傅里葉分析和新合成法（Ⅰ）、特征圖方法（Ⅱ）以及標準函數方法》，發表在《皇家學會會報（A）》；

7、植物病理學研究室俞大紱：《一種新的豇豆花葉病》，發表在《應用生物學年刊》。

1943、1944、1945三年，中英科學合作館向境外輸送138篇論文，包括數學，物理，工程（含化學工程），氣象學，地質學和地理學，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藥物學，內分泌學，實驗形態學，動物分類學與昆蟲學，植物分類學與真菌學，植物生理學與病理學，動物病理學與寄生蟲學，細胞學與遺傳學，農業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科學史等，送往英國、美國、印度刊物分別為124篇、11篇、3篇，送的稿件被接受的占86%。

李約瑟說，“鑒于在最嚴酷的戰爭條件下在一個幾乎完全沒有工業化的國家從事科學工作的異常困難，這些數字應該被看作是中國科學高水平的明證。”李約瑟收到不少境外編輯的反饋意見：“一項一流的研究”“對于在孤立中工作的人這是一項卓越的研究”“比起以前發表的調查進步得相當大”“一篇超凡的好論文”“引人注目的努力”“一篇嘔心瀝血的精細論文”。李約瑟及時向中國同事報告域外編輯的反應。

在李約瑟及其夫人、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李大斐（Dorothy Mary Moyle）的幫助下，湯佩松將自己在抗戰前及抗戰期間所做研究心得體會和對生命現象的一些基本觀點及哲學思想總結而成論文集，并由他們夫婦帶到英國出版。這本論文集由李約瑟作序，定名為《Green Thraldom》（《綠色的奴役》）。

黃興宗說，李約瑟喜歡把自己當作“橋梁建造者。”李約瑟建議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了不少中國優秀的中年科學家赴英深造。“不但使我們這些‘與世隔離’了七八年之久的中年學者在業務上得到更新，使我國科學能及時恢復其活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這些科學家精力和生活的康復。”湯佩松說。湯佩松的學生殷宏章和婁成后分別被邀請到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和倫敦大學帝國學院訪問和進修，新中國成立后都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44年10月5日，時在倫敦任國民政府中英文化協會主任的陳西瀅接待殷宏章抵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他看到，殷宏章住的地方很舒適。一排三間，在三樓，面對著草地。臥室的側窗下面即是劍橋嘆息橋。河即在窗外，河水的游船，看得很清楚。房子外觀雖古老，里面卻很新，一間客房（有煤爐），一間書房（有煤氣爐），一間睡房。此外還有一間浴房，一間廚房。實在太好了。（傅光明編注：《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上1943-1944》，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309頁）

在1944年至1947年間，英國文化委員會提供訪問教授和研究員的名額，讓中國學者和研究人員在英工作一段時間。其中訪問教授8人、訪問研究員16人，教育部選送學生67人。中英科學合作館還協助和贊助12名教授作為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客人前往英國。

李約瑟認為，英國科學家和中國科學家一起，在中國西部構成了一個前哨。他在中國，已經看到“整個一代人的發奮、忍耐、信心與希望。與他們一起工作我們非常自豪，因為今天的前哨將會是明天的中心和統帥部。”（李約瑟、李大斐編著，余廷明等譯：《李約瑟游記》，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李約瑟的援華科學行動加深他對中國悠久的科學文明的認識，1944年12月14日，他在倫敦中國學會發表演講，稱他在戰后預備寫一本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即后來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李約瑟認為，說中國沒有科學，中國人不近科學，完全是nonsense（瞎說胡扯）。中國人自己也有此錯誤觀念。馮友蘭即寫了一文《中國人為何不接近科學》，簡直是absurd (荒謬）。李約瑟相信在不久以后中國在科學方面將有重大的貢獻。他還同時表示，中國的大學，如西南聯大，如浙大，與英國的劍橋、牛津，美國的哈佛、耶魯、Princeton（普林斯頓）等程度完全相等。這些都留在陳西瀅1944年的日記中。

1946年3月，在李約瑟和夫人李大斐離開中國之前，一份文本送到了他們面前。這是一份聯贈送別辭，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領銜中國學者熊慶來、葉企孫等共有38人簽名，其中西南聯大及清華大學各研究所教師27人。

贈言中說：“……先生及夫人學問精湛，著作豐富，待人以誠，接物以禮。非僅于生物學上有深邃之研究，且對于中華之文化及科學史亦感興趣。今以使命已達，萬里言旋，同人等瞻仰風儀于茲三稔，切磋學藝，獲益良多。今將遠別，不勝悵然，聊贈數言，用申敬忱，并祝中英科學界之合作與時俱進，中英兩民族間之友誼如水長流。”西南聯大還贈送李約瑟一端硯，作為紀念。

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送別李約瑟稱贊他，在我們苦戰中給我們鼓起更大的勇氣。傅斯年特別提到，“最可貴的是又了解我們而又同情我們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同情是由了解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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