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教仁當年不被暗殺

文︱關品方

宋教仁（1882至1913，享年31歲）是中國近代著名的革命先驅和政治家，在中國近代歷史具有重要的地位，被稱為“中國憲政之父”。

宋教仁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人，1904年（22歲）參與創建華興會，任副會長。同年，領導長沙起義失敗，逃亡日本，進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西方憲法。宋教仁在日本期間結識孫中山，積極參與革命活動，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司法部檢事長。

宋教仁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大約120年前，他已主張中國沿用中央集權，制定憲法以保障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他認為應通過全國選舉產生國會，由國會制定憲法，不受外部勢力干涉，實現獨立自主和民主共和。這概念到今天仍然適用。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他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參與制定了《臨時約法》。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22日凌晨不治身亡。中國痛失英才，莫此為甚。112年過去，回望當年的刺殺事件，主謀應是袁世凱。他因為宋教仁積極主張內閣制，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地位而策劃殺人。當年中國的政治局面就是如此動蕩黑暗。

宋教仁的政治才能和革命貢獻得到廣泛認可。作為“中國憲政之父”，他的思想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直至今天。

回顧北洋政府執政的16年間（1912至1928），一共組閣46屆，先后有30人擔任過內閣總理或代總理，內閣成員不斷更替，頻繁得像走馬燈，未能有效運作，中國實質上仍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當年的內閣總理（等同國務院總理）由總統提名，國會同意后任命。各部總長由總理提名，經國會同意后由大總統任命。內閣不對總統負責、只對國會負責。由于軍閥混戰和山頭斗爭，內閣制度始終未能有效運作。

1927蔣介石清共，殺人如麻，手段殘忍。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本質是反動（逆潮流而動）政權，是專政獨裁統治。在經濟方面，采取有利于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政策，維護封建土地占有，通過壟斷金融機構控制全國經濟命脈，形成官僚資本。政治方面，國民黨堅持其專政政策、堅持要消滅共產黨，通過《訓政綱領》和《訓政時期約法》確立獨裁統治地位。外交方面，實行親美反蘇政策，對帝國主義妥協退讓，對社會主義趕盡殺絕（反對農民分田分地，反對工人爭取權益）。蔣介石政權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并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大權獨攬成為最高領導人，擁有絕對決策權力，更兼掌握全國軍事權力，對全國軍隊統一指揮。

16年間，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倒退到專政獨裁體制。宋教仁如果不早就被袁世凱刺殺，后來也會被蔣介石刺殺。中國共產黨1927年揭竿而起，遂有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從1927至1949，國共兩黨激烈競爭，最終結果，清清楚楚。代表工農群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宋教仁如天上有知、一直俯察中國的政制發展的話，筆者估計他會充分肯定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民族共和，不斷改革創新，致力良政善治。從宋教仁奮斗的一生，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的制度一路走來充滿自信。

回望宋教仁短暫的一生，他為中國作出貢獻只有短短9年，從1904至1913（22歲到31歲）。筆者認為，這已足以成就他在中國近代史上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

首先，他協助籌建國民黨。宋教仁在國民黨成立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他不僅推動了同盟會的改組，還促成了同盟會與其他小黨派，包括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以及共和實進會的合并，成功組建了國民黨。這一功績，對于統一中國革命力量、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不可低估。這是政黨整合。

其次，他推廣憲政理念。宋教仁是這方面的早期倡導者之一，把康梁“君主立憲”的概念重新整理構建，倡導民族共和。他認為國家治理應當基于民主憲法，強調法治、權力分立、照顧民生、保障民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是在首先是梁啟超然后是宋教仁的政制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宋教仁認為應確立憲法的最高地位，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防止政府權力被濫用。他的這些理念對于推動中國從封建專制邁向現代憲政的轉變，具有劃時代重要意義。這是以民為主。

第三，他推動議會政治的發展，認為議會是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平臺。他希望通過建立一個有效的議會制度，實現政黨之間的合作，通過議會監督政府，確保政府的政策和行為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的這些努力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奠定了初始的基礎。這是議會制度。

第四，他致力政治實踐，不尚空談，勇于嘗試。國民黨成立后，宋教仁在制度建設方面已總攬一切，孫中山忙于和各地軍閥割據勢力縱橫捭闔、與各國帝國主義勢力奮力周旋。宋教仁將現代的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引入中國，為了推動國家憲政體制的進步。這是篤行實踐。

他的努力可惜被反動派袁世凱剁斷，壯志未酬而身先死，令人扼腕長嘆。他如果多活14年到1927，看到俄國大革命成功（1917）、五四運動風起云涌（1919）、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后的迅猛發展，肯定會和孫中山一道推動“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1924），肯定會反對專政獨裁的蔣介石清共（1927）。宋教仁在民國初始時期的嘗試，雖然未能實現，但為后來中國的政治實踐提供了寶貴經驗。

最后，在宋教仁領導下，國民黨取得選舉的勝利。1913年，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宋教仁憑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組織能力，領導國民黨取得了重大勝利。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贏得392席（45％），雖然沒過半，但其他三個主要政黨（共和、民主、統一）加起來只有223席，其余255席盡皆零星落索，不成氣候。國民黨依然可以憑借其絕對優勢影響參眾兩院。當年全國的政黨和政團多達300多個，黨派林立。政黨的形成與當時社會政治格局的變動密切相關，從原有的革命派、立憲派、舊官僚三派勢力分合而成，紛亂至極。民主選舉之路，不可單靠投票、不可拔苗助長；估計宋教仁當年已有反思，可惜今天已無從向他請問。估計宋教仁的想法是大黨領導小黨、協商謀求共識。

宋教仁在國民黨取得國會選舉勝利后，準備以國民黨黨魁的身份赴北京組閣之際，被刺殺于上海火車站，年僅31歲。痛失英才，痛心疾首，十分可惜，

孫中山（當年47歲）在宋教仁遇刺后撰寫的挽聯，以深沉的筆觸緬懷其革命功績，筆者現仍記得。

“三尺劍，萬言書，美雨歐風志不磨，天地有正氣，豪杰自牢籠，數十年季子舌鋒，效莊生索筆；五丈原，一抔土，臥龍躍馬今何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灑幾點萇弘血淚，向屈子招魂。”

當年宋教仁推廣民主憲政的努力是否過于超前？這問題值得研究，可以從多個維度進行分析。他的憲政理念在當時中國社會背景下具有前瞻性，但同時面臨現實條件的限制。他提出依法治國、民主憲政的口號，積極倡導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度；這些理念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先進的。但封建專制思想根深蒂固，當年中國民眾普遍還缺乏現代政治意識。宋教仁通過《民立報》等媒介傳播憲政思想，推動了人民對民主政治的初步認知；但社會基礎薄弱，憲政理念極難推廣。當年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仍然以農業為主，教育水平低下，大多數農民群眾對政治參與缺乏認知、沒有興趣和能力。國會選舉產生的議員與工農基層民眾脫節，憲政實踐缺乏廣泛的群眾支持，是半生不熟的一鍋粥，不成氣候。當年的政治環境十分復雜，北洋軍閥勢力強大，山頭臨立，各自的私心驅使他們投靠外國勢力以維持個人權力，怎會讓出權力給民主議會？國民黨內部對于憲政的具體路徑也存在分歧。孫中山主張總統制集權于一人，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向國會負責。宋孫之間也有矛盾。國民黨內部的分歧，削弱了當年憲政力量的整體凝聚力。

從歷史背景的角度看，宋教仁的憲政嘗試確實顯得超前。中國當年已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環境之下，引入民主制度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期以培養民眾的公民意識和社會的適應能力。關鍵在教育，極不容易。但這方面的困難，不能否定孫教仁對推動中國近代民主進程的重要貢獻。他為民主共和捐軀，舉國慟悼。他是為憲法流血的第一人。

新中國成立后，人大和政協制度在民主憲政方面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廣泛的代表性，權力集中統一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夠高效地制定和執行政策，保障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中國踐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民主，互相結合，既發揚民主，又保證國家權力集中統一、高效運行。

人民政協制度是協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全國政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通過協商民主，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能夠進行廣泛協商，提出意見建議。

政協委員人才薈萃，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來自不同的黨派、團體、界別和民族。這種多樣性使得政協能夠匯聚各方智慧，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全面的建議。人大和政協制度有協同優勢和互補功能。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和監督權；政協是協商民主機構，行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兩者相互補充，構成中國特色的民主憲政體系。關鍵是有共同的目標，都致力于捍衛人民的利益，推動國家的進步，而不是局限于黨派利益之爭。人大通過選舉民主、體現人民的意志，政協通過協商民主、匯聚人民的智慧，兩者互相結合，體現民主與集中的統一，實現國家治理的目標。

中國現時的民主憲政制度植根于中國的國情和文化，能夠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權利和利益，推動國家的發展和進步。筆者堅信，當前的制度應是宋教仁所樂見，如宋教仁所愿。制度沒有最好，只會更好，不斷地改進，永遠在路上。筆者懷疑，今天的中國國民黨，對宋教仁缺乏應有的認識，應該補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