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丨于澤：國內大循環里的民生溫度：貨架變了、機會多了、產業活了

于澤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清晨的陽光透過玻璃門，灑在河北省涿州市某社區臨街超市的貨架上。社區居民李大姐拿起一盒標注“云南高山有機菜心”的預制菜，掃碼付款時笑著說：“擱以前，這新鮮玩意兒在咱這可不好買，現在下單第二天就到了，比去大商場還方便、還便宜。”貨架上，既有本地作坊生產的手工掛面，也有來自廣東的智能小家電、浙江的非遺刺繡抱枕，價格標簽上“產地直供”“工廠直郵”的字樣格外顯眼。

這小小的臨街超市，恰似國內大循環的微觀縮影。從商品種類的豐富到購物體驗的便捷，從本地好物的“出圈”到遠方特產的“下沉”，消費者感受到的每一處變化，都源于國家做強國內大循環的深層發力。

8月1日，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周陳表示，“5月15日，國務院召開做強國內大循環工作推進會，會議明確指出做強國內大循環是推動我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戰略之舉，當前外部沖擊和不確定性增大，要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大力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們要圍繞千方百計穩定就業、深挖潛力提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支持地方打造更多發展亮點、統籌發展和安全等方面抓好各項工作貫徹落實。”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澤教授在采訪中指出：“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是大國經濟的獨有優勢。”當國內消費需求與完備的產業體系深度對接，一幅關乎民生福祉、就業機遇、產業升級與區域協調的經濟圖景正在徐徐展開。

從“有沒有”到“好不好”，服務消費成新引擎

“以前買進口奶粉得托人代購，現在超市貨架上國產有機奶粉種類比進口的還多，價格也更實在。”李大姐的感受道出了國內大循環中消費端的顯著變化。于澤認為，我國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消費者對高品質消費的追求日益強烈，這正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

國內大循環的核心在于實現供給與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隨著交通物流網絡的完善和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推進，商品流通的“硬連接”更加通暢。如今，我國快遞業務量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目前平均每天攬收快件超過5億件，龐大的業務量背后是高效的資源配置，相當于每一秒就有近6000個快遞進入寄遞渠道，通過寄遞網絡在國內外流動。這意味著，像李大姐這樣的消費者，可以很便捷地購買到全國乃至全球的優質商品。

于澤強調，國內大循環不僅讓商品“走得動”，更讓供給“接得住”需求。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企業精準對接消費升級趨勢：從可降解的環保包裝到智能化的家居用品，從地理標志農產品到個性化定制商品，商品種類持續豐富，品質不斷提升。“價格方面，隨著產業鏈效率提高和中間環節減少，‘優質不高價’正成為常態。”于澤說，產地直供、工廠直銷等模式壓縮了流通成本，讓消費者獲得更多實惠。

“最大的變化將來自服務消費。”于澤的判斷指向消費結構的深層變革。近年來，我國服務零售額增速持續快于商品零售額，成為消費增長的“主引擎”。2024年，我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6.1%，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增長空間。擴大服務消費，有利于進一步挖掘消費潛力，打造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消費的重要引擎。

服務消費的短板，恰恰是國內大循環的發力點。于澤分析，服務消費具有“生產與消費同步、體驗差異大”的特點，導致標準體系難建立、權益保障難度高。為此，國內大循環將重點推進服務消費“補短板、強監管”：在養老照護領域，推廣“時間銀行”互助模式，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服務標準；在教育文娛領域，擴大優質資源線上共享，規范校外培訓市場；在金融服務領域，優化小微企業信貸流程，降低個人金融服務成本。

“改善型服務消費的潛力將加速釋放。”于澤指出，我國交通通信、教育文娛、養老等改善屬性服務消費僅占服務消費的三成左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隨著國內大市場質量提升，這些領域的優質服務將進一步下沉，覆蓋更多鄉村和邊疆群體。比如，遠程醫療讓邊疆患者足不出縣就能問診專家，在線教育讓鄉村孩子共享名校課程，服務消費的“幸福感”正從城市延伸到每一個角落。

要素流動催生新賽道，包容性發展拓寬機遇

“在縣城開了家社區團購配送站，月收入比外出打工還高。”河南周口返鄉青年王磊的創業故事，折射出國內大循環中的就業新機遇。面對當下的就業壓力，于澤認為，做強國內大循環將從供給端釋放多重機遇，為勞動者和創業者開辟更廣闊的空間。

國內大循環的推進，首先打破了要素流動的壁壘。于澤表示，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加速，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逐漸消除，資本、技術、人才等優質要素的可得性顯著提升。“以前在小縣城創業，很難拿到優質供應鏈資源，現在通過產業互聯網平臺，能直接對接全國工廠和物流網絡。”王磊的經歷印證了這一點，統一大市場讓小企業也能享受到與大企業同質的要素供給。

科技創新的體系化突破，為創業提供了技術支撐。于澤指出，我國已形成“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化”的創新鏈條，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的新成果不斷涌現。這些成果與產業深度融合，催生出智慧農業、直播電商、銀發經濟等新賽道。例如，山東農戶通過直播電商將蘋果銷往全國，浙江創業者開發的養老陪護機器人進入社區，新產業帶來的新崗位正吸納大量勞動力。

國內大循環中的區域協調發展，為就業創業提供了“地理紅利”。于澤分析，我國產業鏈供應鏈不斷完備，東部地區與中西部、東北地區的專業化分工更加清晰，產業梯度轉移步伐加快。“傳統產業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轉移，不僅帶動當地就業，還催生了配套的創業機會。”比如，四川達州承接電子信息產業轉移后，當地涌現出一批為工廠提供物流、維修、培訓的小微企業，創造了大量靈活就業崗位。

為讓勞動者抓住機遇，于澤建議多方協同發力：政府需完善終身學習體系，通過職業技能培訓讓勞動者適應產業升級需求；金融機構應增強普惠性，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企業則要提升與就業的“耦合度”，在發展中創造更多高質量崗位。“從社區網格員到新能源汽車充電樁運維員，新職業的涌現正是國內大循環活力的體現。”于澤說。

從“內卷”到“升級”，大循環破解傳統產業困局

“以前大家都拼低價，利潤薄得像紙，現在搞定制化生產，訂單排到了年底。”廣東佛山某家具廠老板陳先生的轉型經歷，道出了傳統產業在國內大循環中的突圍之路。面對需求放緩和同質化競爭的壓力，于澤認為，國內大循環將從需求拓展、科技賦能、規則統一三方面為傳統產業注入新動能。

傳統產業的困境，本質是供需錯配。于澤指出，過去傳統產業依賴出口和傳統城鎮化的數量型增長模式，隨著全球貿易壁壘增多，亟需轉向國內市場尋找新空間。國內大循環的做強，首先為傳統產業打開了“需求天花板”。2025年上半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45458億元，同比增長5.0%。超大規模市場足以支撐產業的規模化發展。

更重要的是，消費升級引導傳統產業向“高品質、高附加值”轉型。于澤舉例：“瑞幸咖啡通過數據要素重塑傳統咖啡商業模式，用數字化精準對接消費者需求，推動整個行業從‘同質化競爭’轉向‘差異化創新’。”這一邏輯正在更多行業顯現：服裝企業從批量生產轉向柔性定制，家電企業從功能滿足轉向智能體驗，傳統制造業在與消費升級的對接中找到新增長點。

科技成果轉化為傳統產業升級提供了“技術杠桿”。于澤表示，我國科技創新體系成型后，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加速向傳統產業滲透。山東某紡織廠引入工業互聯網平臺后，生產效率提升30%，能源消耗下降17%；浙江某陶瓷企業通過數字孿生技術優化生產流程，產品不良品率降低了37.8%。“新技術讓傳統產業‘老樹發新芽’，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則從制度層面破解了企業“內卷”。于澤分析，統一的市場規則、公平的競爭環境，讓企業從“拼關系”“拼補貼”轉向“拼質量”“拼創新”。相關部門通過規范經營標準、完善社會保障安全網，推動市場“加減并重”：一方面淘汰落后產能，另一方面為優質企業提供更大發展空間。“營商環境的法治化、國際化，讓傳統產業能心無旁騖地搞升級。”于澤說。

從“追新求大”到“特色突圍”，讓國內消費者共享本土優勢

“以前盲目跟風搞新能源項目，結果配套跟不上，現在聚焦中藥材種植，反倒成了致富產業。”陜西省留壩縣招商思路的轉變揭示了地方發展中的關鍵問題。于澤認為，做強國內大循環，需要引導各地擺脫“路徑依賴”，立足比較優勢實現特色化發展，讓群眾切實感受到本地經濟的獨特價值。

“圍繞產業鏈招商是避免同質化的關鍵。”于澤指出，各地應依托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找準產業鏈中的優勢環節，通過“鏈主”企業帶動形成產業集群。例如，貴州依托數據中心優勢發展算力服務產業鏈，江西圍繞稀土資源打造新材料產業集群，甘肅利用清潔能源優勢布局風光電裝備制造。這種“各美其美”的發展模式，既能避免重復建設，又能提升區域產業競爭力。

于澤強調，地方發展需要“一張藍圖繪到底”，圍繞優勢產業持續延鏈補鏈。“不能看到別人搞芯片就跟著上，看到別人搞文旅就盲目投資，要在自己的賽道上做精做深。”例如，江蘇昆山圍繞電子信息產業，從芯片設計到終端制造形成完整鏈條；云南普洱聚焦普洱茶產業，延伸出種植、加工、文旅、電商等多元業態，讓小茶葉變成大產業。

創新工業園區運營模式，則為特色產業提供了載體。于澤建議，通過“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模式，打造專業化園區：引入行業龍頭參與園區建設，建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平臺，完善人才公寓、物流倉儲等配套設施。這種模式能降低企業落地成本，加速產業集聚，讓群眾在家門口就能享受產業發展的紅利——就業機會增多、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務改善。

文章來源：中宏網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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