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寧慘敗后熊廷弼為何放棄關外？他自己是如何解釋的

天啟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得知王化貞慘敗，熊廷弼既沒有北上救援，也沒有選擇依堅城組織防御，而是下令放棄關外、全員退守山海關。這一決斷也成為他被“傳首九邊”的主要原因，那么熊廷弼他自己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滿城（廣寧）之官民半晌俱奔，業(yè)已無可救援者，不如移師防西人護民行也，而臣猶以為未可。然而所隨五千人馬不得食已兩日矣，見廣寧軍民紛然西走，皆蠢蠢欲動，諸將恐其變，復請臣行，臣猶對胡、韓兩道叱拒之，意欲過夜始行。亟命兩道親出行營，多方撫慰，而兩道見兵心動，不肯留，乃反命曰：可行矣，而臣始行。
《封疆已失疏》

熊廷弼最初給朝廷的理由有二：其一，廣寧城已民心大亂、留守的官軍也四散奔逃，自己帶兵趕過去也難組織防御；其二，他麾下將兵聽聞慘敗后都不愿意前往廣寧，強驅軍隊搞不好會誘發(fā)兵變。

如果說救援廣寧已經(jīng)是事不可為，朝廷和天啟大概率還是能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其后放棄朝廷耗費巨資修建的四十余座堡壘直接跑回山海關，就不是廣寧人心已去可以解釋的了。

熊廷弼退回山海關后，自己也清楚朝廷和皇帝難以接受棄土行為。

比如他在答復兵部命他出關復土旨令的《出關嚴旨疏》里直接挑明了說，友人（葉向高）早已書信暗示他出關，“子必出關，不出必死”。但他答復是寧愿背鍋也不出關，原因是這樣更利國家，“臣今日若為一身茍免冤枉之誅，則出關一著何煩擬議。若為國家深圖萬安之計，而出關兩字更須商量”。

如要臣出關與撫臣（遼東巡撫王化貞）守中前、前屯，則聽視師樞臣（兵部尚書張鶴鳴）之與撫臣同心共意者共守之，而請皇上速逮臣，以快眾憤 ……
《出關嚴旨疏》

除此之外熊廷弼還表示，與其逼他出關，還不如命張鶴鳴（此時在山海關視師）出關與王化貞合作共守。他這么說，一是“內(nèi)涵”張鶴鳴偏向王化貞導致自己被架空，二是表明自己不認為放棄關外是錯誤決定。

那么熊廷弼為何執(zhí)著于放棄整個關外呢？這都要從他的“三方布置”說起。

天啟元年六月，剛被朝廷起復返京的熊廷弼上呈了平遼方略。鑒于明軍野戰(zhàn)難敵女真，河東（遼陽、沈陽）基地也已陷落。熊廷弼主張以“奇兵”牽制女真主力，然后明軍再從另一方向急襲建州腹地，讓敵首尾不能顧，最終一戰(zhàn)定乾坤 ……

在他最初的謀劃里，王化貞的作用是充當“奇兵”。王化貞應當依托右屯、錦州一線的堡壘固守，牽制住女真主力。而明廷則在登萊、天津兩地集結訓練精銳，待時機成熟則從海路直插遼東腹地南衛(wèi)，進而攻略遼陽、赫圖阿拉（女真都城），即“三方布置”。

朝廷在委任熊廷弼為遼東經(jīng)略時一并認可了這個方案，“于是議登萊、天津并設撫、鎮(zhèn)。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jīng)略，節(jié)制三方，以一事權”，熊廷弼則牢牢記住這點。

所以熊廷弼非常反感王化貞派遣毛文龍到女真后方開辟游擊區(qū)，他覺得這樣會迫使女真在后方保留一定數(shù)量的軍隊，不利于他的計劃。

更讓熊廷弼憤懣的是，履任后他發(fā)現(xiàn)被朝廷首肯的“三方布置”無法執(zhí)行了。因為王化貞“不聽”他的話，而且朝廷也越來越傾向于王化貞。

首先，遼東經(jīng)略雖然在名義上是遼東巡撫的上級，但是明朝管理封疆的制度，又讓這兩個職位均直屬兵部，所以他們又誰都奈何不了誰（比如熊廷弼如果想命令王化貞行事，需要通過兵部請旨方行）。

其次，王化貞比他能“畫餅”。

毛文龍獲取“鎮(zhèn)江大捷”后，王化貞的官聲進一步高漲。隨后他就喊出了“愿請兵六萬，一舉蕩平”的口號（王化貞覺得還能召集十幾萬蒙古援軍），這可比熊廷弼的“需用兵十八萬”少多了。

用兵少則意味省糧草、省軍餉，對于飽受財政拮據(jù)之苦的明廷和天啟，這可是無法拒絕的誘惑。因此明廷開始傾向于支持王化貞的平推戰(zhàn)略，兵力、物資等也更多地向廣寧集結。原本的“奇兵”成了正路，熊廷弼不僅淪為光桿，他的三方布置也等若于中止。

所以從熊廷弼的視角來看，“廣寧慘敗”和放棄關外，無論是對他、還是對明廷都可以說是一種利好。

第一，沒有了王化貞的掣肘，他的三方布置可以推行了。第二，退守山海關，更能強化“奇兵”的效果。因為后金如果來攻，只會更加遠離他們的后方，也能讓明軍更從容地突襲催毀后金的大本營。

今者，河東千里已為他人所有，地廣兵增糧足，難自廣寧一道進。從古隋、唐征遼東，皆從萊州過師 … 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wèi)，以風聲下遼。而動其人心，遼陽庶可復也。
《性氣先生傳》

第三，在山海關組織防御比在廣寧一線更省錢。別的不說，光是縮短幾百公里后勤運輸線，就能省下不菲的糧草運輸成本。

至于棄土在熊廷弼眼里就更不是問題了。攻伐大略何需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孫子云“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最終能剿平女真，不僅這次放棄的河西，之前因敗而丟的河東也全都可以奪回。

因此熊廷弼向朝廷解釋不愿意出關的原因時，就再次強調(diào)他一開始的本意就是待登萊、天津兵馬船只齊備后，再通知廣寧一起行動。結果兵部和朝堂只專注廣寧，破壞了原本的謀劃，“今廟堂精神專注廣寧，業(yè)已打破‘登津參隨各道，沮壞三方’之原議”。

換句話說廣寧慘敗責任不在他熊廷弼，他決定棄土也不過是為了重新盤活“三方布置”的規(guī)劃。

只是熊廷弼考慮的是軍事謀劃，而明廷和天啟在意的則是政治正確。堂堂天朝豈可不戰(zhàn)而退？封疆大吏豈可不請皇命而事事自專，長此以往豈不是要謀大逆？

最終九卿會審的結論是故意棄土，“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勘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余燼以圖恢復 … 嗟乎，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天啟給熊廷弼的判定則為，“心懷不軌，辱國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