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踏長征路，快到兩河口

文︱關品方

筆者有港大同學鄭鎮炎兄，74歲了，退休后重走長征路，感動了不少老朋友。近日更有另一位港大同學周東山兄，80歲了，飛到成都和他在川西彝族區會合陪走一段。到二河口之后，要準備攀雪山、過草地，預期年底前可到達延安。鄭兄每天都有敘事報告在網上和老友們分享，同行還有內地一位小紅書網紅跟隨，實況報導，吸引了很多粉絲。鄭兄告知，日前已過彜海鎮（劉伯承與小葉丹結盟的地方），從云南入四川，估計9月9日到達兩河口，稍作停留后將繼續北上，經關中入陜西。

從遵義到兩河口的具體距離，沒有一個確切的里數，因為當年行軍路線迂回。遵義會議后，紅軍繼續長征，經過婁山關、赤水河等地，最終到達兩河口。這段路程極具歷史意義。從遵義到兩河口大約250公里，是長征路程的2％（二萬五千里長征，相當于 12500 公里）。

長征途中，1935年有兩個重要會議，一個是遵義會議（1月15日），一個是兩河口會議（6 月 26 日）。兩河囗在四川懋功北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戰略方針，為紅軍未來行動方向建立統一認識。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總兵力達到 10 萬余人。當時紅軍仍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四川西北地區的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不利于建立根據地。問題是 : 紅軍應往何方？

兩河囗會議提出北上建立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決定北上抗日、堅持黨領導軍隊，為后續的戰略行動指明了方向，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

兩河口會議統一了思想、決定北上，但并不一帆風順。會議期間經過激烈爭論，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埋下了張國燾后來分裂中央、最終叛黨叛國的根源。

兩河口會議在紅軍長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中國革命進程有深遠影響。會議正確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否定了張國燾西進西康和南下四川的錯誤主張，明確提出北上抗日才是正確的出路。

兩河口會議之前的兩個星期（6月12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雙方互致賀電，熱烈慶賀兩大主力會師，表示要在中央的統一指揮下攜手共進，爭取更大的勝利。會師時中央紅軍約2萬人，四方面軍約8萬人。（中央紅軍會師后改稱第一方面軍）。

領導四方面軍工作的張國燾對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認知，和中央存在著巨大分歧。中央認為兩個方面軍會合，為開創革命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即時應首先奪取松潘、平武，消滅胡宗南部隊。張國燾卻認為革命形勢已經低落了，紅軍是在退卻中。因此他主張向西康和四川發展，提出“川康計劃”、建立“川康政府”。

毛澤東和張國燾早在1918年8月在北京大學已經互相認識、通過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引介，雙方有過交往。毛澤東1919年3月因母親逝世，返回家鄉湖南韶山奔喪；張國燾仍留北大。當年張是學生領袖，毛是圖書館管理員，分別是21歲和25歲。張國燾意氣風發，1919年五四運動積極分子。毛澤東一口鄉音，不太受人注意，五四時不在北平。當年風云一時的北大教授有胡適、錢玄同、魯迅、陳獨秀、劉半農等，學生領袖有張國燾、羅家倫、傅斯年、張太雷、許德珩等。

毛澤東和張國燾都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代表，同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張國燾早年在黨內的地位、經歷和人脈關系都比毛澤東高出不少。從1924到1935，兩人為革命奔走分道揚鑣，各自闖出一番功業。懋功會師時，兩人重遇。第四方面軍在川北地區遭遇到的戰斗較少，相對中央紅軍，顯得人強馬壯兼且資源豐富。張國燾傾向于怯戰保守。相反，中央紅軍歷經千山萬水，從1927年起戰斗了9年，間關萬里、長途跋涉來到這里。兩軍會合時，中央紅軍雖人馬疲乏，但戰斗力堅強、目的性明確。兩河口會議時，張國燾瞧不起中央紅軍，已醞釀奪權的野心，另搞一套、挑戰中央。

為了及時統一戰略思想，政治局于懋功會師14天后在兩河口開會。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以及劉伯承、彭德懷、聶榮臻、林彪、林伯渠和李富春，共16人。

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作戰略報告，著重闡述了以下三個問題：

1/關于戰略方針，指出兩軍在會師之前，戰略方針不同。四方面軍決定西去西康，一方面軍決定到岷西，并派支隊到新疆。兩軍會師后，應在什么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首先要有利于我軍作戰，應力求具備三個條件：地域寬大夠機動，群眾條件好，經濟條件好。經詳細分析，認為應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而且必須迅速開展。

2/關于行動方針，目前兩軍的戰略轉移，向南不可能，東渡岷江也不可能（岷東有敵軍130個團），向西北是大草原、不利發展。因此應轉往甘肅陜西，該地域人多山少路多，適合運動戰以消滅敵人并建立川陜甘根據地。

3/關于戰略指揮，應集中統一于軍委，強化戰力；分為左、中、右三個縱隊；克服糧食、氣候、地形、少數民族等各種困難，同時加強政治動員宣傳工作。

在討論周恩來的報告時，張國燾首先發言。他勉強接受了中央政治局決定北上在甘肅南部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但始終半信半疑。他承認兩軍會合后開展工作更有把握，但對具體戰略方向含糊其詞。他認為胡宗南部隊有20個團的兵力，蔣介石還有其他部隊可以調動，擔心去甘南立足不穩，紅軍還會減員。能拿下胡宗南部隊幾個團？難說。言下之意，張國燾懼怕中央紅軍把國民黨軍引了過來追剿。這就暴露了張國燾害怕打仗，因而主張走避、南向川康邊境發展的右傾思想。

彭德懷、林彪、博古、毛澤東、王稼祥、鄧發、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和張聞天一致表態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戰略，認為是前進的惟一正確方針。關鍵是首先迅速攻打松潘，進占甘南，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據地；同時強調統一指揮兩軍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兩河口會議經過詳細深入討論達成一致，林伯渠和李富春沒有發言。只有張國燾一人始終維持猶疑不決的態度。

毛澤東發言時指出 ：我們的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御，不是逃跑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建立起來的。必須高度機動，集中主力，迅速打敗胡宗南軍、向松潘前進，今天決定明天行動，力爭馬上突破，不可猶疑不決。

博古發言時強調 ：必須有一個固定的根據地，做出模范來才能夠影響全國；就在甘川陜、首先在甘南，依靠群眾工作和游擊戰爭。

會議最后一致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報告，由張聞天負責為中央政治局起草決議。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決議。文件最后一段是 :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為了實現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的根據地的斗爭中的主要危險。”這是暗批張國燾，他當然明白知道，憤憤不平。

兩河口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為兩個方面軍共同北上、深入開展革命運動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為了貫徹會議的決定，中央軍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將兩軍分編為左、中、右三路北進。張國燾不服，最后發展到鬧分裂、另立中央。當年的形勢十分險惡，差點內哄、紅軍打紅軍。個中細節，筆者以后有機會再說。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去過蘇聯，是唯一獲得過列寧接見的人。他生于1897年，江西人，五四運動時（22歲）已是風云人物，又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本應該是革命大潮的中流砥柱，卻在決定黨和紅軍未來的兩河口會議后擁兵自重，陰謀分裂紅軍，最后（1938年）投靠蔣介石，被開除黨籍，叛黨之余更叛國，在歷史上留下永久的污點。上世紀60年代，他長期居留香港，接受美國機構的現金資助撰寫自傳《我的回憶》，連載4年，長達100萬字。筆者在港大時，課馀閱讀到他這本書，引起了研究中國共產黨發展史和國共合作與斗爭的興趣。筆者這方面的啟蒙是從接觸到張國燾《我的回憶》開始，但不盡信他的一面之詞，以懷疑的態度找參考書對照、旁征博引，獨立思考。

雖然當年張國燾犯下另立中央和分裂紅軍的大錯，但毛澤東初時依然秉持著治病救人的想法，沒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層給他留下一席之地。

然而張國燾對毛澤東的好意并不買賬。他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央意見相左，堅持錯誤，野心不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1938年清明節，張國燾以邊區政府代表的身份參加黃帝陵祭奠，趁機叛逃，先去西安、再轉武漢，投向蔣介石的懷抱。雖然中央對他極力挽留，無奈張國燾一條叛黨之路走到黑，不但拒絕悔改，更加入由戴笠主持的國民黨軍統機構、從事反共特務活動，上演一幕“中共創始人”反對中共的荒謬鬧劇。

1938年4月2日，張國燾從延安出發前往黃帝陵。4月4日，張國燾在黃帝陵祭奠活動完成后，表示要去西安找林伯渠（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兼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談事情，坐上國民黨政府為他安排的卡車離去。張國燾到西安后，馬上去西京招待所出席國民黨官員為他安排的歡迎宴。4月7日，在國民黨的安排下，張國燾準備乘火車前往武漢。他離開前才致電林伯渠約見。林伯渠匆匆趕往火車站，見面時張國燾訴說自己在延安不受毛主席重視，要去武漢找周恩來商討。

眼看張國燾乘火車離去，林伯渠連忙電告中央。中央立刻發電給在武漢的周恩來，讓他務必說服張國燾回來。張國燾抵達武漢后東躲西藏，4月11日被李克農截獲，帶他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面見周恩來。周恩來苦勸一夜，張國燾無動于衷。當晚還有博古、董必武和葉劍英在座。張國燾向周恩來訴說，自己如今被投閑置散，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周恩來嚴厲批評他目無黨紀，勒令他回頭是岸。張國燾一意孤行，不但沒有認識到自己犯下的嚴重錯誤，還埋怨中央對他的處理過分嚴厲。當年他是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但仍不知足。

張國燾在1927年曾經試圖力阻周恩來發動南昌起義，雙方在會議上激烈爭執；張國燾以失敗告終，南昌起義如期舉行。11年后回顧前事，筆者認為，事實證明張國燾是一貫的右傾投降主義，怯于斗爭，有山頭主義和軍閥作風。當天周恩來嚴肅地批評他 ：“你所犯錯誤的嚴重性，難道如今還沒有認識？你另立中央，領軍南下失敗，幾乎毀了紅軍毀了黨。中央對你的處理如有什么不對，你可以向中央光明正大提出來！為什么你背著中央到處跑？你到了西安，不到自家人的辦事處、不和林伯渠聯系，反而和蔣鼎文來往、住進他們的招待所，還讓他們送你來武漢。到了武漢你又不到我們的辦事處，你這種行為對嗎﹖你這不是錯上加錯嗎﹖你還有什么組織紀律呢﹖”

張國燾面紅耳赤，百詞莫辯。最后周恩來建議 : 愿意親自送他返回延安。可是張國燾顏面無存，羞愧之余、不為所動，執意不肯跟周恩來回去。周恩來沒辦法，最后讓他發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要他請示中央接下來的工作安排。中央收到張國燾的電報后，仍然對他抱有希望，回電勸他早日歸來。可是張國燾一意孤行，不肯答應。

4月17日，周恩來嘗試對張國燾最后挽救。周恩來建議他要不請假休息一段時間，要不自己發聲明退黨。張國燾表示可以考慮。不料周恩來剛離開，張國燾就聯系國民黨軍統頭目戴笠，讓他們把自己帶走，公然叛黨。

4月18日，周恩來了解情況后，向中央報告 : 張國燾已叛黨。當天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黨籍，并即時向全黨公布。

張國燾叛逃后，他的妻子楊子烈向中央哭訴，說是愿意去武漢勸張國燾回來。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請求，并且囑咐她把孩子也帶上，還提供了路費。他們夫婦兩人一去不回，估計已在毛主席的意料之中。

張國燾叛逃之路慘淡凄涼。此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和他全無相干。張國燾后來跟隨國民黨去臺灣（1948），待不下去后來到香港（1949）以賣文為生；居港19年后，1968年（71歲）移居美國、后轉赴加拿大，1979年（82歲）孑然一身、凍死在老人院。

筆者的老同學鄭兄重踏長征路，現正走在從遵義到兩河口的路上。近日又適逢南昌起義和人民解放軍建軍98周年。筆者由是想起張國燾這個反面教材。他叛黨叛國，是漢奸賣國賊，晚年一頭栽進美國的懷抱，留港期間一直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的下場如此慘淡凄涼，值得“臺獨”分子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