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眼里的圣人，能用則用，用完則唾之

嘉靖七年十一月，名臣王守仁病逝于歸鄉途中（江西南安府）。雖說“死者為大”并且這位圣人剛立下平叛大功，但世宗卻絲毫不掩飾其厭惡之情。

年輕的皇帝不僅組織廷議給出了一個侮辱性的評價，“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還下旨要求“免奪封爵 … 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妥妥地將王守仁蓋棺定論為奸邪賊子，這是為什么呢？

其實明世宗在興藩當圈養宗親以及即位之初這段時間，還是很欣賞王守仁的。

首先，少年心性讓朱厚璁向往并崇敬王守仁的文韜武略。其次，朱厚璁看不慣武宗的做派，覺得這位皇兄禍亂朱家的天下。他在赴京繼位時立下豪言“蕩滌奸邪，興旺盛世”，至少這個時候他很想與王守仁、楊廷和這類賢能攜手合作，創下一段君臣佳話。

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伏節死義，并一時被害不屈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官議擬，奏來定奪。
《明世宗實錄·卷一》

這并不是筆者猜測，因為世宗在他的即位詔書里就表達了欲重用王守仁之意。若不是首輔楊廷和看王守仁不順眼并各種阻擾，世宗召其入京就職，乃至入閣輔政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注：世宗即位詔頒布一個月后，朝廷也沒有議定出如何封賞王守仁。后王守仁以抱病為由上疏乞歸，世宗不許并命其返京著吏部論功行賞。但王守仁尚未動身，朝廷就發來南京兵部尚書的調令，總而言之有人不想他還朝。

但是這種好感和欣賞，很快就被一場政治風波給沖淡了。

世宗登基后并不愿意依從首輔楊廷和的意愿，過繼給孝宗為子。為了認回自己的生父，世宗和朝廷開始爭鋒相對，即“大禮議”。由于勢單力薄再加他在法理上的虧欠，世宗在大禮議之初頗為被動。

為了挽回劣勢，年輕的皇帝只能盡其所能在朝堂里下拉攏盟友，如桂萼、張璁、霍韜等。但相對于這些尚無足輕重的新科進士，世宗最想結盟的人是王守仁。

此時王守仁不僅因平亂之功名動朝野內外，也開宗立派（心學）、桃李遍天下，他的學生不少都出仕為官或為一方士子領袖，換句話說王守仁代表著一股不俗的政治勢力。除此之外，心學宣揚“致良知”，反對程朱“滅人欲”，也頗為貼合世宗“不換爹”的訴求。

所以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張璁上呈《議大禮疏》正式開啟“大禮議”后不久，世宗就主動向王守仁示好，追獎其軍功并冊封為“新建伯”。

但王守仁的反應卻是 -- 保持沉默。既不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也不正面評論自己學生的立場（心學門人里既有支持世宗的，也有反對的）。如果說王守仁的無動于衷只是讓世宗失望的話，但其它幾件小事就讓世宗開始“由愛轉恨”了。

王守仁的學生翰林院編修鄒守益（正德六年會元、探花），因在嘉靖三年二月上疏反對世宗尊其生父為“皇考”，被世宗下獄拷問并外貶為廣德州判官。辭行時王守仁鼓勵他，“不以遷謫為意”。

更要命的是，其后王守仁寫了首詩《碧霞池夜坐》，里面有句“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解釋，王守仁都是在發牢騷，至少他覺得折騰了三年的大禮議無聊、沒意思。

置身事外，我們當然覺得王守仁說得沒錯。但是致力于大禮議斗爭的世宗，怎么能接受對自己三年“勞心勞力”的否定呢？而且此時世宗已經掌握了斗爭優勢（七月“左順門廷杖”后世宗正式獲取大禮議的勝利），王守仁這個時候的這種態度流露，更讓世宗覺得他站在自己的對立面。

如果給明朝皇帝的氣量排個名，世宗是很有希望爭倒數第一的。他之所以沒有報復王守仁，除了他獲取大禮議的勝利之外，主要是王守仁在這場斗爭中沒留下什么把柄。而且王守仁此時因父喪在家丁憂，嘉靖一時也找不到機會。

如果給明朝皇帝的隱忍排個名，世宗也很有希望爭第一（為了將生父升袱太廟，世宗前后折騰了二十多年）。所以他一直記著仇，等著機會折騰報復一下王守仁。嘉靖六年，機會不期而至。

當年五月西南思恩、田州兩地土司們聚眾起兵叛亂，兩廣總督姚鏌不能制。世宗這個人雖然刻薄寡恩，但也是個不易被情緒左右決定的聰明人。知道什么事該用什么人，也知道什么人還能榨取出什么價值。

因此他也不吝嗇給剛服喪期滿的王守仁立功機會，起復為左都御史并總督兩廣。為了方便王守仁行事以盡快平叛，讓王守仁以南京兵部尚書職銜總制江西、湖廣、廣東、廣西四省軍務。

為防他人掣肘，世宗甚至將廣東、廣西兩地巡撫臨時撤職（由王守仁暫署），并嚴令監軍太監和地方鎮守太監不得干涉平叛相關事務。

在朝廷上世宗也不允許言官們無端彈劾干擾，有好事者風言王守仁是通過賄賂獲取任職機會，世宗回復“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并將誣告者革職謫戍。

在朝廷和皇帝的大力支持下，王守仁有如神助。當年十二月，王守仁就率軍抵達思恩。天兵驟降再加上王守仁的威名，當地土司盧蘇和王受一商量就決定降了。嘉靖七年二月，王守仁率軍進抵南寧。四月王守仁兵分多路，向叛軍發起全面進攻，五月末在斷藤峽將叛軍主力全殲。

這是明朝在西南用兵，速度最快的一次。除了王守仁的能力之外，不能忽略世宗在權限上的支持，但世宗也就支持到這里。

由于肺病加重，王守仁在殲滅叛軍主力后就上疏朝廷告病求歸。世宗以叛亂尚未徹底平定為由，“優詔慰答”并命其安心任職。王守仁只得再次上疏“乞骸骨”并推薦勛陽巡撫林富接任，世宗則不作應答。

這樣拖到十月末，自感時日無多的王守仁覺得再等下去就死在任上了，于是不待朝廷回復就自行返鄉以求能見家人最后一面。

這下就讓世宗逮住機會了，他一改之前優寵之態，怒罵王守仁“受國重托，故設漫辭（假病）求去，不候進止，非大臣事君之道”，要求吏部調查詳情并議定處分。嘉靖八年二月，吏部具奏，王守仁確實是病重離任且中途病故，情有可原。

但世宗不答應，又指其“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并將為王守仁說情的吏部給事中周延外貶。皇帝立起這么明顯的風向標，吏部組織的廷議是何結果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從學問到人品給王守仁來了次全面否定。

守仁放言自肆，抵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夸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系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歿后恤典俱不準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饒。
《明世宗實錄·卷九十八》

即便如此，世宗猶不滿意，下詔將王守仁臭罵一頓，廷議未否定的軍功，他也挑了些刺出來。最后還要求都察院將王的罪狀“榜諭天下”，務必要把王的形象搞壞搞臭 ……

如果不是三十年后穆宗又為王守仁重新蓋棺定論，“具文武之全才、闡圣賢之絕學”，恢復王家世襲伯爵（追贈新建侯，謚文成），恐怕王守仁不會有現今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