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士|高啟：明王朝詩歌悲劇里的自適人生

原作者：潘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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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詩的國度，而唐朝無疑是詩歌的巔峰時代。蔣勛先生曾說“詩很像一粒珍珠”。一粒珍珠，表面有多晶瑩、瑰麗，它一生的經歷就有多黑暗、多痛苦。所以蔣勛先生才會繼而說：“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多年，就是琢磨唐詩這顆‘珍珠’的過程。”

高啟石刻像

在經歷唐之繁榮后，到宋時，詩已衰落，至元明時更無生存空間，取而代之的是演義、小說、戲曲這些主流文化，詩歌的形式與內容已陷入狹隘化的趨勢。

但是，在明代的詩壇上，有一顆詩的“珍珠”，很璀璨也很耀眼。這顆“珍珠”，一生僅僅三十九年，其中大半都走在詩歌的磨礪之旅，可惜的是他沒有迎來大放異彩的高光時刻，他是一個朝代的詩歌悲劇，好在他在這場悲劇里，知所適從，活出了自己的快意自適。

這顆“珍珠”就是元末明初的高啟。

少負雋聲知適從

高啟，字季迪，號槎軒，又號青丘子，吳郡長洲（今江蘇蘇州）人，與楊基、張羽、徐賁同以詩名，稱“吳中四杰”。

明 張羽《寒巖積雪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高啟自幼聰穎，同時代的張適《高君啟哀辭》記載：“（高啟）未冠，以穎敏聞。所交以千言貽之曰‘子能記憶否？’君一目即成誦，眾皆嘆服。”高啟朋友李志光《高太史傳》稱：“（高啟）少敏力學，遂工于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歷以后則藐之。”又說：“前齒古人于曠代，后冠來學于當時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慊。”真是天賦異稟，少年英才！《吳郡甫里志》對高啟才學記載稱：“雋邁警敏，有文武才，書無不讀，尤邃史學。”這記載既贊譽了高啟的文才，還提到了武才。

明 徐賁《溪山圖》（局部）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高啟出生于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少時他便以北齊開國皇帝的后裔自居，其《贈銅臺李壯士》詩中說“我祖昔都鄴，神亂為世雄”，還在《送高二文學游錢塘》里說“我家本出渤海王”，讀這些詩句，讓人感覺一股豪氣沖天而出。

南北朝 楊子華《北齊校書圖》（局部） 波士頓美術館藏

也正是因此吧，高啟少時不喜讀書，放縱任俠，他在《秋懷十首》其一中說“少時志氣壯，不識愁氣悲。呼儔射鳴雁，深騖東山坡”，他的夢想是“偶從岸頭侯，跨鞍赴邊陲”，從小就有了報國之志。夢想著長大后倚馬跨劍、一展宏圖的少年高啟，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會迎來父母接踵而亡、生活無依無靠的命運。

約在十五歲時, 高啟開始棄武從文，折節讀書，與唐代韋應物的少年時期極為相似。高啟曾在《草書歌贈張宣》中說，“嗟余少本好劍舞，學書晚方從父兄”，于是“不習弓刀誦墳典”。高啟尤好詩歌，終日苦吟，加上天賦異稟，十六歲時已開始初露鋒芒，據金檀《高青丘年譜》記載，以高啟為首曾名動一時的“北郭十友”最初的唱和約始于此年。

隨后一件事，更是讓高啟名聲大振。高啟弟子呂勉《高太史本傳》稱，高啟“年十六，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聞先生名，使使召之……強而后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云林《竹木圖》命題……（高啟）侍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逾垣為惜酒在樽，飲余自鼓無弦曲。’饒大驚異……諸老為之掣肘，自是名重搢紳間，縱前輩弗畏之。”

元 倪瓚《古木叢篁圖》 上海博物館藏

饒介是何等人物，他可是元末文壇領袖，能令他“大驚異”，大有饒介友人釋道衍評饒介的那般“氣焰光芒，燁燁逼人”。

明王鏊《姑蘇志》也有記載：“至正間，張士誠開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為咨議參軍事。介有文學，喜士。啟時年十六，或薦于介，介見啟詩，驚異以為上客。”（說明：金檀《高青丘年譜》認為高啟與介饒事應在高啟二十一歲時，據多位學者專家考證，十六歲更可信，不多贅述）

高啟十八歲娶青丘巨室周仲達之女為妻，婚后第三年，即至正十六年（1356）春，張士誠占領蘇州，據吳稱王。這時期，張士誠開始在蘇州羅致人才，時任淮南行省參政的饒介便出馬了，以他文壇大佬的身份，很快引得大量文士聚其左右。

子城遺址王廢基（今為皇廢基）攝于1928年 圖源網絡

饒介對高啟尤其欣賞，自然要推薦他為官。可是面對饒介盛情好意，高啟卻“笑而不答”（張適《高君啟哀辭序》），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為高啟所受教育乃儒家忠君思想，元朝雖然風雨飄搖，但他仍希望朝廷中興。高啟友人張貢士入京會試時，他曾有寄詩，“坐令王綱復大正，乾樞共仰天中旋”，從中可見高啟思想上的正統。二十二歲時，高啟入了饒介府教其子弟。高啟心懷濟世之志，雖然他沒有逢時而起，但用世之心不減。

次年，高啟開始了吳越漫游。這次漫游高啟創作了大量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元末亂離之世的社會現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當時以蘇州為據地的張士誠，正與已攻占南京的朱元璋政權相對峙，兩軍“相屠無虛時”，戰事激烈，高啟卻開始漫游，其目的不得而知。據傅強先生論證，高啟此次漫游是為了解決紹興爭端，高啟是代表張士誠一方去和方國珍一方談判的。這次吳越之游，高啟有沒有完成任務更是不得而知，但是通過漫游，他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件大事，即歸隱青丘。

明 謝時臣《隱居圖》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高啟有一首著名的《青丘子歌》，無法確定創作的具體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詩作于他歸青丘前后。且看詩中句：“……躡屩厭遠游，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銹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傍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

這首長歌，文思激蕩，意氣飛揚，后世多評價此詩深得李白風韻，和李白的《襄陽歌》《廬山謠》相比，也不遜色多少。讀罷，不禁令人拍案叫絕，而高啟當時年僅二十多歲，有如此造詣，贊其天姿穎發、詩才冠絕，毫不為過。

《青丘子歌》自狀詩人耽于吟詠之狂態，心與物游之妙趣，恰恰與元末群雄割據、征伐四起的時代背景形成鮮明的對比，從中也能理解詩人濟世之愿與現實之無奈的矛盾沖突。詩中“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不問龍虎苦戰斗，不管烏兔忙奔傾”體現了高啟強烈的避禍心理和隱逸思想。

元 王蒙《夏山隱居圖》（局部） 弗利爾美術館藏

高啟一直有歸隱之心，詩中多有表現，比如《練圻老人農隱》中就鮮明地道出了自己的歸隱意愿：“我生不愿六國印，但愿耕種二頃田。田中讀書慕堯舜，坐待四海升平年。”

面對動蕩的時局，面對不堪的命運，天不時，地不利，人得和——自己與自己講和。這或許正是高啟能在動亂的大環境中，不迷失，不沉淪，自清自醒、自在自適的人生秘笈了。

元 王蒙《青卞隱居圖》（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自古及今的評論家，論高啟的詩，常言最近唐風。高啟詩以豪放風格為主，但又不乏趣味，且重在意趣。詩之“趣”，屬美學范疇，歷代文人詩趣論頗多。朱光潛在其《詩論》中曾說，“詩的生命在情趣”，詩能到“趣”這一層，不是易事。

高啟年少就有歸隱之志，應該說主要是因為他面對亂世的“自適能力”。因此，他的詩歌中才能表現出一種超凡脫俗、不受世俗牽絆的心境。

可以說，高啟歸隱青丘，是順理成章的事。

高啟自編 《缶鳴集》圖源網絡

歸隱青丘后，高啟放逸自如，快樂自適。據高啟內侄周立在《重編缶鳴集序》里記述，高啟居青丘時，要么“混跡于耕夫釣叟之間”，要么“酣暢歌詠，以適其趣”，要么“靜處一室，圖書左右，日事著作”，似乎逍遙世外。逍遙自然是真逍遙，但其間也間雜著諸多愁緒與不安，“終臥此鄉應不憾，只憂漂泊尚難安”便是他另一面心境的寫照了。

身逢亂世，一位詩人都做什么呢？

識時達變知進退

在高啟短短的一生中，他踏入仕途時間極短。如果說在張士誠政權時期，高啟以少年英才得以嶄露頭角，光環加身，那么到了朱明王朝時期，高啟已然躋身博學鴻儒的行列。

明 朱邦《明代宮城圖》 大英博物館藏

明洪武二年（1369），高啟三十四歲，應召赴南京修《元史》，二月到任，八月《元史》成，繼而“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高啟修成《元史》后，朱元璋曾親自召見他，進行了一次考察性的談話。結果朱元璋對高啟十分滿意，授予他戶部右侍郎的高位，戶部是掌管國家財政事務的，本是人人垂涎三尺的職位，但是高啟卻不為所動，選擇辭歸，最終得到朱元璋批準，“賜白金放還”。

明 佚名《明太祖朱元璋坐像圖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其實，高啟存有追逐功名之心，他曾在《贈薛相士》一詩中說：“我少喜功名，輕事勇且狂。到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長。余將二三策，為君致時康。”

所以在授之以高職的最初，高啟還是感到春風得意的，因為他的自我價值得以實現。這時期高啟的思想觀念已轉變，大明一統，對飽經戰亂之苦的百姓來說是好事。因此受到新朝禮聘，高啟心中燃起希望之火，他看到了四海雍熙、士農樂業的美好藍圖，曾豪情萬丈地作《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云：“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明 仇英《耕織圖冊（之一）》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但是在京師，高啟漸漸地陷入一種不安的境況之中，以至于他時時感到如履薄冰，曾作《京師苦寒》長詩，有句云：“朅來京師每晨出，強逐車馬朝天閽。歸時顏色暗如土，破屋暝作饑鳶蹲。”

明 魏克《金陵四季圖》（局部）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明明才學顯聞于世，又得到朝廷賞識，前途一片大好，但高啟在詩中所表達的，卻讓人瞠目結舌。早晨上班，是“強逐車馬”，有多不愿意啊！下班回家，卻感覺灰頭土臉，住的地方在他看來簡直就是一“破屋”，甚至感覺自己在屋里只是一只“饑鳶”，還是“蹲”在那里的姿態。這要是讓朱元璋讀到，不知他會有何感想？

曾有干云之志，心懷兼濟天下之美好抱負，高啟卻決定抽身而退，遠離是非之地，這究竟因為什么呢？

《高季迪先生大全集》清康熙許氏竹素園刻本

原因就在于，他看多了朱元璋自攻破蘇州后對吳中人士的撻伐，對百姓的橫征暴斂，加之朱元璋對江南文人所持有的懷疑態度，讓他如坐針氈，在這樣高壓的氛圍里，他看不到希望，有一種身處夾縫求生的窒息感，甚至感覺活得沒有尊嚴。

總之在京師極不如意，高啟過得不自在，他心中有一匹“野馬”，“野性不受畜，逍遙戀江渚”（《池上雁》），可現實卻是那么令人無奈，“野馬終懼遭籠羈”（《家人至京》）。高啟還在詩中將自己比喻成“孤鶴”“池上雁”。

明 佚名《寒林歸雁圖》 弗利爾美術館藏

高啟歸心似箭，思鄉的念頭一天一天地折磨著他。聽到雨聲，看到早春花開，他便愁緒滿懷，“莫如鄉園使花落，一枝留待我歸看”（《聞雨聲憶故園》），“不知別后鄉園樹，寂寞書窗開未開”（《見花憶故園》）。

他盼著回歸自己的田園隱居生活，不必強逐車馬上班，只“舊宅一架書，荒園數叢菊”（《效樂天》）便心滿意足，閑暇“擊木野田間，高歌誦虞唐”（《贈薜相士》）便是逍遙人生。

清 石濤《陶淵明詩意圖冊（之一）》 故宮博物院藏

本來一腔熱血，心懷天下，如今在他看來卻是“書生只解弄口頰，無力可報朝廷恩”，最好的選擇便是，“不如早上乞身疏，一蓑歸釣江南村”（《京師苦寒》）。因此，他識時達變，決定抽身而退。

這不禁讓人想到另一個人，與高啟同是“明初詩文三大家”的劉基。《列朝詩集小傳》稱劉基前期詩歌風格“魁壘頓挫，使讀者僨張興起，如欲奮臂出其間者”，但后期迫于政治氣候，“為詩，悲窮嘆老，咨嗟幽憂”，一改以反映社會矛盾、民生疾苦、世態炎涼等內容為唉嘆昭華不再、時光流失等落寞內容為主。

高啟則不然，他也抒發故國之思和生民之痛，但自始至終，他精神不萎靡，心境闊朗，懂得進退。清代李重華《貞一齋詩話》對劉基與高啟詩才作過比較，說劉基“本領雄杰”，高啟“骨性秀出”。

《弘治黃州府志》里的劉基黃州《邾城》詩 圖源網絡

“骨性秀出”四個字，點的非常妙，也能概括高啟的人生姿態。高啟能知進退，沒有這份“骨性”，沒有這份“秀出”，何以成全他的“退”。

更有意思的是，這兩位詩人，別名也相類。劉基因出生于江浙行省處州路青田縣，而被稱為“劉青田”，高啟因隱于吳淞青丘，被稱為“高青丘”。“一青田”“一青丘”，一個是出生地，一個是歸隱地。出生青田的人沒有回到自己的一畝三分田里，歸隱青丘的人自適自在于丘壑。退而為詩，最適合高啟的職業，當是詩人。

罹禍天降空悲嘆

高啟本來可以回故鄉，安安穩穩地做他的詩人。但是明朝洪武七年（1374），蘇州城發生一件轟動一時的大案，蘇州知府魏觀、名士高啟等人被朱元璋下詔腰斬處死。高啟之死，從表面上看，主要原因竟然是一篇《府治上梁文》。提到《府治上梁文》得從魏觀說起。

洪武五年（1372），魏觀奉命出任蘇州知府，之前陳寧在此治理，此人為政苛猛，被稱為“陳烙鐵”，他為幫朱元璋確立新朝權威可謂鐵腕頻出。而魏觀“碩學夙充，性尤仁厚”，上任后施仁政，重教育，與吳中名士打成一片，并聘用高啟、王行、王彝、張羽等文士，在吳大興文教。

明 文徵明《明賢翰墨冊（之一）》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高啟本來可以置身事外的，而且他還曾早早地在魏觀剛走馬上任時就“避匿甫里，絕不入城”，這事記載于明楊循吉《吳中故語》里。有意思的是，高啟不入城是因為他“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但終究沒敵得過魏觀真誠的厚愛與熱情的邀請，高啟不但接受了魏觀的好意，而且與魏觀還成了“忘形之交”。

魏觀上任之時，朱元璋同時派了他淮西起事時的老部下蔡本擔任蘇州駐軍長官，便于互相監督。蔡本是個粗人，魏觀時常有事也不跟他商量，根本沒把他放在眼里，而對那些文人卻彬彬有禮，蔡本對此氣不打一出來。一直心存芥蒂的蔡本，于是對魏觀動了報復的念頭，但魏觀剛正不阿、廉潔奉公，任他如何處心積慮、瞪大眼睛也沒有抓到魏觀的“小辮子”。

后來終于借魏觀遷府治于張士誠據吳時的舊址，以及重開因戰火破壞而淤塞的、張士誠曾主力治理的錦帆涇，便“飛言上聞”，向朱元璋舉報，稱魏觀“復宮開涇，心有異圖”。朱元璋本猜忌心重，對張士誠占據十一年之久的蘇州不放心，聽此言便派人前往調查，得出結論是，魏觀所為乃“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朱元璋大怒，殺心頓起。

本是魏觀之禍，何以殃及高啟？只因魏觀在重修蘇州府時，按照慣例請名士作文，高啟應邀而作《府治上梁文》。

《府治上梁文》今已失傳，據清代支偉成《吳王張士誠載記》稱，其中有“龍盤虎踞”四字，因此觸怒朱元璋。在古代，龍乃帝王象征，蘇州府曾是張士誠稱王之所，這是朱元璋絕不可容忍的。

南宋 陳容《九龍圖》（局部） 波士頓美術館藏

當然，一篇《府治上梁文》只是誘因，細究起來，朱元璋對高啟從辭官始便大不悅。

高啟當時對戶部右侍郎高職的推辭拒絕，自然是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的，而且拒絕的理由必須有理有據。《明史》本傳中稱高啟“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多少有些糊弄之嫌，皇帝都看好你，你自謙一下也不傷大雅，但據此便得到皇帝批準辭歸，怎么也說不過去。與高啟同修《元史》的張適在《高君啟哀辭序》有記曰：“（高啟）自以不能理天下財賦，力辭，忤旨。”一個讀書人如何掌得了財政大權，這條理由還是蠻有說服力。高啟雖然如愿得辭，但皇帝的面子往哪里放，明明是求賢若渴，卻被拒之千里，心里不窩火才怪。

高啟獲罪還有另一種說法，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錢謙益，以及修《明史》者，都說高啟之死可能因為他的《題宮女圖》一詩，詩曰：“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因詩中內容涉及宮闈隱私，與《續本事詩》中所記載的御史張尚禮的宮怨詩“庭院深深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相類，朱元璋就曾“以其能摹圖宮闈心事”，遂“下蠶室死”。

明 仇英（傳）《宮女游園圖》（局部）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另據趙翼《甌北詩話》記載，高啟招致殺身之禍的還有《題畫犬》：“莫向瑤階空吠影，羊車半夜出深宮。”詩句有辱皇帝形象，暗指皇帝荒淫，如此諷刺之筆，自然讓朱元璋大動肝火、暴跳如雷。

清人朱彝在《靜志居詩話》中說這兩首所謂的諷刺詩，針對的是前朝元順帝的。但是，問題來了，朱元璋會怎么理解呢？對于高啟來說，這才是性命攸關的問題。《明史》就有記載說，“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之未發也”，朱元璋被譏嘲了，心中埋下不快的種子。

北宋 趙佶《鷹犬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另外，朱元璋甚至對高啟年少時的詩作，也是大有意見的。據《吳郡甫里志》載：“啟所撰《青丘子歌》有‘不聞龍虎苦戰斗’句，上惡其語。”朱元璋對這句詩之所以厭惡，也不是沒有原因的。當時朱元璋正與元軍、陳友諒、張士誠三方強敵，陷入“苦戰斗”的困局之中，朱元璋要的是所向披靡、氣吞山河之勢，高啟不但沒有為他搖旗吶喊、助長聲勢，卻像是在一邊看熱鬧，還擺出一副清高姿態，對此不屑一顧，不愿出力，這讓朱元璋怎么想呢？

元 佚名 龍虎圖

其實單憑前文所講高啟在朝廷任職期間寫的諸多不滿詩作以及他不識好歹拒絕朝廷好意，朱元璋早已心生不快，《府治上梁文》抑或《題宮女圖》《題畫犬》詩不過是個引子罷了。

朱元璋明明對高啟是非常欣賞的，卻又對他動了殺心，這該有多大的怒氣呢？歷史沒有給我們答案，只給了我們一個叫人悲嘆的結局。據明祝允明《野記》載，高啟受腰斬之刑，不是攔腰一刀，而是“截為八段”。

一代悲劇詩明亮

高啟的一生，像被命運按下了“加速鍵”。

高啟少時便博學工詩，才華飛揚，生逢元末亂世，張士誠據吳稱王，淮南行省參知政事饒介守吳中，對高啟之才“大驚異”，當時高啟不過才十六歲。入饒介府后，面對亂世、看透官場后毅然決然地借故而去，不戀功名利祿，隱于青丘，那一年高啟不過才二十三歲。

朱元璋定鼎之后，招名士大儒入朝為官，其中便有高啟，高啟得以高職厚待，先后被提拔為翰林院編修、戶部右侍郎，但他不顧“皇恩浩蕩”，辭官歸去，那一年高啟不過才三十五歲。因“上梁文”等事件，觸怒了早對高啟不滿的朱元璋，致使高啟遭受了可謂殘忍至極的“腰斬”，時乖命蹇，早慧命薄，那一年，高啟不過才三十九歲。

英年早逝，卻在三十幾年的生命中創作了1979首詩歌、105篇散文和32首詞。

明 高啟撰《高季迪姑蘇雜詠》明刻本 圖源：蘇州圖書館

高啟之死，令人悲痛惋惜。高啟在明代詩壇上的最大成就便是后人總結的，他“獨樹一幟地挑起了發展詩歌的重擔”，而且推動了詩歌的發展。高啟的詩有時代氣息，有地方特色和鄉土風味，筆下多真情實感，同時極具情趣與意趣，彰顯性靈與格調。

翻閱史料，后世對高啟的評價甚高。清代陳田在《明詩紀事》里評高啟“為明三百年詩人稱首，不止冠絕一時”。清代袁枚曾高度稱贊高啟的天資才華：“詩有音節清脆，如雪竹冰絲，自然動聽者，此皆有天分，非學力可到也，在明惟高啟一人而已。”

清 袁枚《行書四言聯》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曾贊譽高啟“天才高逸”，“振元末纖秾縟麗之習而返之于正，啟實有力”。清代趙翼在《甌北詩話》論唐宋元明至清初詩家，所選明代詩人只高啟一人。而且，評高啟天資之外的詩歌創新之功說：“惟高青丘才氣超邁，音節響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筆即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關有明一代文運。論者推為開國詩人第一，信不虛也。”

詩才冠絕，享譽文壇，少年已負雋聲，在后世看來，高啟的詩學成就堪稱明代第一，擁有“明代詩人之冠”的美譽。他的詩清新超拔，雄健豪邁，一改當時纖秾縟麗的詩壇詬病，作詩沒有“空架子”，而是金聲玉振，有血有肉，并極具審美情趣。所以趙翼評其一下筆就是“博大昌明氣象”，甚至說高啟的存在是“關有明一代文運”的。

明 高啟《楷書題仕女圖詩頁》 故宮博物院藏

可惜，他的“一生”太短了，雖公認其天資穎發，詩才冠絕，卻沒來得及在詩歌創作上更上一層樓。在短短的一生里，高啟一直在選擇孤高潔身，選擇逃離。對高啟而言，“孤高”不是姿態，而是入世的智慧；“潔身”不是心性，而是出世的信仰。“逃離”，則是掙脫束縛、擺脫困境，自我成全。身在朝廷，能做到心中無縛無系地離開，絕非易事。高啟給自己找到了該走的路，他盡心知性，知進退，即使壯志不抒，也要朗吟自適。

正是因為有了這份自適的人生姿態，所以生逢亂世，高啟不曾亂了陣腳，知所適從；即使赴刑場、命將絕，在“眾洶懼喪魂”時，高啟卻“獨不亂”，而且還“吟哦不絕”，在生命的最終，留下了“楓橋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還”的超脫詩行。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梅花九首》）高士不在，一個“關有明一代文運”的大詩人，就這樣以悲劇收場，怎么不令人扼腕嘆息？他的悲劇，注定是一個朝代的詩歌悲劇。但令人欣慰的是高啟沒有隨風而靡，他還有詩，他用詩歌點亮了自己短短的人生，他用自己的人生磨礪出一顆詩歌的珍珠，給后人留下了精神明亮的詩章。

參考文獻：

1.《高青丘集》，[明]高啟 著，[清]金檀 輯注，徐澄宇、沈北宗 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明史》，[清]張廷玉等 著，鄭天挺、白壽彝等點校，中華書局1974年版

3.《明詩紀事》，[明]陳田 輯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姑蘇志》，[明]王鏊 著，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5.《吳中故語》，[明]楊循吉著，中華典藏網https://www.zhonghuadiancang.com/tianwendili/wuzhongguyu/41643.html

6.《甌北詩話》，[清]趙翼 著，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

7.《吳郡甫里志》，[清]彭方周 纂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版

8.《高啟沉冤錄》，朱紅 撰，《蘇州雜志》1998年第6期

9.《詩人高啟之死與明初江南文禍》，吳士勇 撰，《史學月刊》2006年第2期

10.《高啟年譜》，賈繼用 撰，廣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11.《高啟生平雜考》，賈繼用 撰，《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10期

12.《高啟生平事跡補正》，劉君若 撰，《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13.《一代詩宗 名齊李杜——<高啟詩選>導言》，杜貴晨 撰，《河北學刊》2021年第4期

14.《高啟吳越紀游詩簡論》，房銳 撰，《川北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8月

15.《論高啟詩歌的“詩趣”》，王家龍 撰，《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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