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變，吳石犧牲后，李克農還留了最后一張底牌！

很多人都以為，蔡孝乾一叛變，吳石一犧牲，臺灣的地下黨就徹底斷了線——連國民黨自己都這么覺得，可他們不知道，李克農早留了最后一張底牌。

蔡孝乾不是普通聯絡員，他是臺灣工委書記，手里攥著整個地下黨的脈絡。1949年12月他第一次被捕，趁看守不注意跑了；可1950年1月第二次落網后，沒扛住幾天就全招了，從工委委員到街頭聯絡員，1800多人的名單像流水一樣報給保密局。先是陳寶倉、聶曦被抓，接著吳石在3月1日被捕，受了四十多天酷刑，左眼都瞎了也沒認罪，6月10日就和朱楓一起犧牲在馬場町刑場。那段時間，臺灣街頭到處是保密局的黑色汽車，只要被點到名的，基本沒跑。地下黨同志要么犧牲，要么躲進深山，連傳遞消息的渠道都快斷了，國民黨報紙還專門登了“共諜巢穴全覆沒”的新聞，等著看李克農的笑話。

可李克農在北平接到消息時，沒像旁人那樣急得團團轉。不是他不心疼犧牲的同志，是他心里清楚，1931年派去潛伏的程一鳴，還沒暴露。這張牌藏得極深，連吳石都不知道程一鳴的真實身份——按李克農定的規矩，這種級別的潛伏者，只跟他單線聯系，連上級都不互通姓名，就是怕一旦有人叛變，整個線都斷了。

程一鳴1926年就入了黨，1931年奉命“投靠”中統。他腦子活，寫情報報告又快又準，還懂點軍事，沒幾年就混到了中統核心圈。1949年國民黨撤去臺灣，他跟著到了臺灣保安司令部，成了少校參謀，管的就是內部人員審查。這個位置太關鍵了，別人查潛伏者，他卻能借著審查的名義護著自己人。蔡孝乾供出的名單里，有兩個聯絡員是程一鳴發展的，他看到名單當晚，就借著“核實情況”的由頭找到這倆人，讓他們假裝“被冤枉”，自己再在審查報告里寫“證據不足，予以釋放”，硬是把人從保密局手里撈了出來，連夜用貨車送到鄉下躲風頭。

不光救人，情報也沒斷。吳石犧牲后，臺灣的防務情報成了空白，程一鳴就借著跟美軍顧問團對接的機會，把美軍在臺灣的駐軍人數、M41坦克的裝備數量，還有國民黨準備往金門增派一個師的消息，用米湯寫在普通家信的字縫里，晾干后再涂上碘酒顯影，托去香港做茶葉生意的朋友帶出去，轉交給北平。有一次，那封信差點被海關查出來，他假裝成急著給家里報平安的生意人，跟海關工作人員吵了起來：“這是我媽盼了半年的信，你們憑什么拆？”吵到最后，海關沒敢拆信，他攥著信的手心里全是汗——后來他在回憶錄里寫，那天怕的不是自己暴露，是斷了跟組織的聯系，對不起犧牲的吳石同志。

為了不暴露，程一鳴還得裝成“反共干將”。1945年在重慶時，他就借著中統的身份，參與偵破了李公樸、聞一多暗殺案的外圍線索，靠著這份“功勞”，到臺灣后又升了一級，成了中校參謀，能接觸到更核心的文件。他把臺灣的防空雷達部署圖、國民黨軍隊的訓練計劃，一點點記在腦子里，再趁著深夜沒人時，偷偷抄在薄紙上藏進茶葉罐夾層。有好幾次，保密局的人跟他一起開會，說要“徹底肅清共諜”，他只能跟著點頭，散會后一個人在辦公室里坐好久，盯著墻上的地圖發呆——這種對著仇人笑臉相迎，心里卻記著自己是誰的日子，比在戰場上拼殺還難。

后來程一鳴還在臺灣待了十幾年，直到1964年12月，他帶著《金門防御部署圖》《國民黨潛伏特務名單》，還有5支無聲手槍，借著到澳門公干的機會起義，才終于回到組織身邊。蔣經國得知他叛變后，當場摔斷了電話，連夜清洗情報系統，臺灣對大陸的情報網好幾年都沒緩過來。

現在有人說，程一鳴的潛伏太“憋屈”，沒有吳石那樣轟轟烈烈的犧牲，可誰知道，在敵人眼皮子底下裝了三十多年“忠臣”，每天都要跟特務打交道，還要忍著悲痛看著同志犧牲，這種堅守，比赴死更需要勇氣。要是當時李克農沒留這張底牌，臺灣的地下黨會不會真的全軍覆沒？那些沒被抓的同志，能不能活下來？這些問題，恐怕只有當年躲在鄉下的聯絡員，才最清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