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人 鄧啟金
在華夏文明的星河中,兩顆最璀璨的早期星辰——召公的共和思想與墨家的科技理性,卻在其后的千年歷史中驟然黯淡,甚至被刻意遺忘。重新梳理從召公到墨家的思想脈絡,不僅是為了還原一段被塵封的真相,更是為了探尋為何這條最有可能引領中國走向科學與民主的道路,會中途夭折,并從中汲取重建文化自信的寶貴資源。
一、 源與流:召公——墨家體系的思想原點
要理解墨家,必須追溯至其源頭——召公。
1、從“共和行政”到“尚賢尚同”
召公奭與周公旦共同創立的“周召共和”,是華夏政治史上一次偉大的聯邦共治實驗。其核心精神是權力制衡、協商共治與民本思想。這一精神,在數百年后墨家的思想體系中得到了回響與升華。
——召公的“為民者宣之使言” 與 墨家的“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 一脈相承。兩者都反對權力壟斷,強調治理的開放性與精英(賢者)的參與。召公的共和實踐,為墨家的“尚賢”理想提供了古老的政治藍本。
——召公諫謗中體現的“民本”與“實用理性”,摒棄了玄虛的天命,關注政策的實際效果(“善敗于是乎興”),這與墨家重實利、反宿命的“非命”思想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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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清廟之守”到“道技合一”
資料指出,墨子的職務是“清廟之守”,即大祭司。這正是連接召公與墨家的關鍵神權線索。世界文明的早期,科學知識(天文、歷法、數學、幾何)大多壟斷在神權祭司體系中。召公作為周初的最高執政官之一,本身也是這一神圣知識體系的掌握者與運用者。
墨家,正是這一神權—知識—技藝傳承譜系的直接繼承者。他們不是空談的士人,而是“道技合一”的實踐家:
——召公的治水智慧(“為川者決之使導”)是一種基于自然規律的工程思維。
——墨家的光學、力學、幾何學,則是這種工程思維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極致發揮。
墨家將源自祭司神權的龐雜知識系統化、理論化,形成了涵蓋數學、幾何、光學、力學、政治、軍事等門類的宏大體系,成為先秦唯一的“百科全書”學派。
二、 根與殤:“逆淘汰”的雙重悲劇與歷史根源
如此先進的召公思想與墨家體系,為何雙雙被歷史“逆淘汰”?這并非偶然,而是權力結構選擇的必然結果。
1、對皇權專制的根本性威脅
——召公的“共和” 意味著權力共享與制約,這與后世不斷強化的“皇權獨裁”根本對立。一家一姓的專制王朝,無法容忍任何對其絕對權力的制度性挑戰。
——墨家的“尚賢” 主張選舉賢能,甚至“天子”也應由選舉產生,這直接動搖了“家天下”和血緣世襲的根基。其紀律嚴明、組織化的團體,更被統治者視為心腹大患。
2、知識體系的“不可控”風險
儒家和道家(尤其是后世被改造過的)主要側重于倫理哲學和個人修養,其話語體系易于被權力收編和利用,成為“帝王師”。而墨家所掌握的自然科學知識與邏輯學(名學),是客觀的、可驗證的,不受君主個人意志所左右。一個掌握了自然規律和嚴密邏輯的學派,是難以用“忠孝仁義”簡單馴服的,對維系專制統治構成了巨大的“不可控”風險。
3、實用主義與大一統的悖論
秦及以后的王朝,需要的是維持龐大帝國穩定的意識形態,而非推動社會變革的科技引擎。墨家的科技與邏輯,在統治者看來是“奇技淫巧”,遠不如儒家綱常倫理對于維系社會秩序來得“實用”。于是,“重道輕器” 成為主流,墨家的科學精神被系統性邊緣化。
因此,召公與墨家的隕落,是一場權力的“精準清除”。 它們因挑戰了權力的壟斷性、因擁有無法被馴服的知識體系,而被歷史的洪流無情沖刷,只留下“道路以目”的統治術畸形傳承,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警世智慧與“道技合一”的文明火種,卻被長期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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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光與榮:重建邵墨體系與當代文化自信的路徑
今天,我們重新發掘召公與墨家,絕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要為中華民族的現代轉型尋找失落已久的文化根基,重建一種堅實而自信的文明敘事。
1、為“民主”與“科學”正名,找回本土源頭
“德先生”與“賽先生”并非純粹的西洋舶來品。在三千年前的召公思想和墨家體系中,我們早已擁有權力制衡的共和雛形和系統性的科學探索精神。確認這一點,將極大地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與歷史定力。我們不是在簡單地學習西方,更是在接續自身偉大的古老傳統。
2、打破“百家爭鳴”的虛假敘事,確立墨家主流地位
必須正視墨家在先秦作為“第一大家”的歷史事實。所謂“百家爭鳴”,在墨家絕學之后,實質上已是儒家主導下的有限爭鳴。重新確立墨家的主流地位,就是恢復華夏文明包容科技、鼓勵邏輯、崇尚實踐的多元面貌,打破儒家一家獨大所塑造的單一、保守的文明印象。
3、以“邵墨精神”推動新的思想繁榮
召公的開放言路與墨家的理性批判,是思想繁榮的最佳土壤。倡導“邵墨精神”,意味著:
——在政治上,弘揚召公的協商共治智慧,推動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在文化上,繼承墨家的道技合一與邏輯傳統,重塑我們重視科學、崇尚創新的民族性格。
——在思想上,營造一個允許不同學派、不同觀點自由辯論的“現代百家爭鳴”局面。
結語
“墨家一鯨落,華夏百家生。”墨家的悲壯隕落,雖以其思想養分滋養了后世,但華夏文明卻永遠失去了一次邁向科學與民主的寶貴機遇。召公的思想火種,也因此被埋藏得更深。
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重新打撈召公與墨家的遺產,就是要完成一場偉大的“精神考古”。這不僅是為了修正歷史,更是為了照亮未來。讓召公的共和理想與墨家的科學精神,重新成為中華民族基因的一部分,我們才能在融入現代文明的進程中,真正實現思想的繁榮、社會的進步,并以一種無可辯駁的文化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這,是對先賢最好的告慰,也是對民族最深沉的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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