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革命就是團職，后軍職待遇，楊尚昆：太低，建議為兵團職待遇

一九八四年初冬，北京西長安街的一間小辦公室里，楊尚昆翻著軍委干部處送來的老檔案。窗外冷風拍打玻璃，他突然停下手中的動作，指著一份泛黃檔案夾說道：“怎么，還只是軍職？太低了。”陪同的秘書點頭稱是，檔案夾封面寫著三個字——童陸生。

檔案往前追溯到一九二三年。那年，剛從云南講武堂韶關分校結業的童陸生，頂多二十出頭，卻已是共青團員。兩年后，他在北伐序幕開啟之際轉為中共黨員。講武堂與保定并稱“雙峰”，同期同學里有后來的一將之才陳奇涵，足見那所分校在當時軍界的分量。

北伐東征階段，童陸生身在湘軍，職務是團附兼參謀長。為人熟，脾氣沖，卻敢打敢拼。軍事檔案記載，他率一個加強連強渡汀江，解決了一個營的防線，通電北伐軍主力。到大革命高潮時，他已代理團長，這在二十六歲的年輕軍人里絕對亮眼。

一九二七年形勢急轉直下，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童陸生被派往鄂西，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參謀長，協同李富春準備鄂西暴動。敵強我弱，暴動未能成勢，部隊被迫化整為零。他放下長筒馬靴換草鞋，帶十多名骨干向湘鄂邊山區轉移，白晝藏山洞，夜里摸黑趕路，那段經歷后來成為他回憶里“幾乎看不到活路”的灰暗章節。

流亡武漢期間，他靠舊同學關系獲知李明瑞準備在廣西另起爐灶，遂南下桂林謀求立足。李明瑞部隊后來走向百色起義，但他尚未趕到就被組織派去上海尋找聯絡點。幾經輾轉，任務改派陜西，從事兵運。到一九三六年冬，他混跡在楊虎城的陜軍里，表面是旅參謀長，暗地負責統戰與情報。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恢復，他的身份終于不再需要重重偽裝。

抗戰全面爆發，中央把他調去山東。那支華東敵后武裝進入組建期，缺人懂指揮又懂敵情，他成了香餑餑。然而一年后，延安電報催他回抗大任職。有人不解：前線正缺干部，為何送他回后方？答案在于他既熟軍事又精情報，中央決心把戰略參謀班子配齊。此后在軍委四局、一局，童陸生一直是寫電報、做方案的行家里手，槍炮聲離他漸行漸遠。

解放戰爭尾聲，他任軍委一局局長，職務對標正軍級。一九五二年干部評級，他被評為正軍，但授銜時定少將。有人替他抱不平：資格老、工齡長，為何不是中將？軍銜條例明文規定要看斗爭實際與主官經歷，機關干部普遍“低一檔”，童陸生自然無法例外。不得不說，戰場履歷比紙面資歷更硬，這是那代軍人的共識。

一九五四年轉入訓練總監部軍事出版部，當副部長，協助郭天民。葉劍英籌建軍事科學院時，又將他調去院務部。研究室會議發言，他總能抓住要害，條分縷析；年輕研究員卻嫌他太過謹慎——機關作風與前線節奏終究不同。

風平浪靜未能持續。五九年底，一場“反右傾”風暴把他卷進黑龍江賓縣農場。炭爐煙嗆得他直咳，手上凍瘡反復裂開，仍得在冰面刨苞米地。一次點名時小排長喊錯了字，他苦笑回答：“我在黨里三十多年，第一次聽人念錯我名字。”那年他已經五十七歲。

一九六三年回京后，沒有具體職務，只象征性安排在軍科院資料室整理舊檔。資歷老，待遇卻僅軍職。桌上茶杯瓷口已缺一角，他也不置聲色。有人私下提醒：“老童，去找組織反映。”他擺手道：“組織要我等，我就等。”

等字耗去了二十年。直至一九八四年，楊尚昆在翻檔時猛然發現這位“革命老兵”。“他大革命時期就是團級干部，現在還是軍職，不合適！”一句話讓沉寂案卷起波瀾。最終批示下達：提升兵團職待遇，按副兵團級配車、配司機。那年秋天，童陸生在總政禮堂領到通知，默默收好，從兜里摸出一張舊照片——北伐時的團部合影，邊角已經發脆。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待遇沒表現出激動，只說了句：“黨沒忘我，就夠了。”旁人聽來云淡風輕，其實背后是幾十年陰晴。

進入晚年，他常被請去軍史座談。一次，有青年軍官問：“老首長，您這么多跌宕，何以堅持？”他瞇眼想了想，答得樸素：“跟著黨，方向就不會錯。”會場靜了半晌，有人低聲補一句：“這才是老資格。”

一九八五年冬，首都機場跑道上，童陸生站在警衛員旁，目送首批赴非軍事援助團出發。北風凜冽，他沒穿大衣，只把呢帽往下壓了壓。同行干部勸他回車里取暖，他擺擺手：“年輕人在前面，老家伙就多站一會兒。”

他后來寫過一封短信交軍科院檔案室，字跡硬朗：“昔年從軍，求的是民族獨立；今朝已成，望后人珍惜。”未署日期，只落一枚干練的“陸生”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