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打著“反電詐”旗號層層設卡，妨礙群眾正常辦卡

近日，有南昌的消費者反映在線下辦理電話卡時，被營業網點要求提供“無犯罪證明”“工作證明”等額外材料，有的還需預存千元話費。相關營業廳工作人員對此解釋稱，是應反詐工作要求，但具體依據哪條規定，卻說不清楚。

曾幾何時，辦理電話卡只需一張身份證；如今卻要提供這樣那樣的證明，運營商五花八門的“加碼”游戲，不僅給普通民眾帶來極大不便，而且已偏離了反詐初衷，演變為一種缺乏法律依據的“懶政式風控”。

電話卡實名制不等于“證明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以及工信部關于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的規定，辦理電話卡的核心要求是“實名登記”，即用戶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證件。除此之外，并無任何法律法規授權電信運營商在開戶環節，要求用戶提供無犯罪記錄、工作證明或銀行流水等與身份核驗無直接關聯的材料。無犯罪記錄證明通常用于特定職業準入、政審等場景，將其泛化至普通電話卡辦理，是對公民隱私權和人格尊嚴的不當干預。

相關營業廳以“反詐”之名對所有的消費者辦理電話卡進行限制，同樣不符合規定。《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第十六條規定，對經識別存在異常辦卡情形的，電信業務經營者有權加強核查或拒絕辦卡。但具體何為“異常情形”，應由法律規定或授權規章明確，而非由各運營商自行界定，更不應演變為對所有用戶的普遍性限制。當反詐工作異化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簡單粗暴模式，不僅背離了精準治理的初衷，更損害了公共服務機構的公信力。

此外，這種隨意增加證明材料、要求客戶預存話費等不合理要求，還涉嫌侵犯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公平交易的權利。運營商以反詐之名，單方面增設辦理條件，實質上構成了對消費者公平交易權的不當限制。

現實而言，運營商的加碼要求實際上是一種“懶政”。將反詐壓力全部轉嫁給普通用戶和基層營業廳，而運營商自身則規避了本應承擔的風險識別責任。更諷刺的是，那些被要求提供各類證明的用戶，恰恰是通過正規渠道、以本人真實身份證辦理業務的守法公民。而那些真正從事詐騙活動的犯罪分子，很少會通過正規營業廳辦理相關業務。

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是全社會共同責任，運營商承擔相應責任義不容辭。但責任邊界在哪里，權力運行依據何在，這些根本問題不容回避。反詐工作固然重要，但其目標應是精準打擊犯罪，而非無差別地限制所有潛在用戶。真正的風險防控，應依靠技術手段和大數據分析，對異常開戶行為進行識別和攔截，而非“株連式”地提高全體公民的辦事成本。

破解這一困局，首先要明確反詐工作的權力邊界，任何對公民權利的限制都應當有明確法律依據。其次要統一規范辦卡審核標準，避免各地各企自行其是。再者，監管部門要加強對運營商行為的監督，對任意增設門檻的行為及時糾正。最后，應推動運營商提升技術能力，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手段精準識別風險，而非“一刀切”地增加用戶負擔。

反詐的終極目標是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若以反詐之名行侵權之實，無異于南轅北轍。

數字化時代，我們既需要有效的反詐措施，也需要便捷的通訊服務。這兩者本不矛盾，關鍵在于要遵循法治原則，找到安全與便利的最大公約數。唯有如此，才能構建一個既有效反詐又尊重權利的社會環境。

作者：劉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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