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東與王震以兄弟相稱，彭老總很生氣，劉伯承勸他：別管他們啦

大家都知道，在革命年代，雖然沒有什么太好的物質條件，卻藏著最動人的戰友情，那是實打實在槍林彈雨中闖出來的過命的交情。

徐海東和王震兩位將軍的兄弟情，就是其中十分動人的一段。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因此受到過彭老總的批評，這是怎么回事呢？

說起他們之間的感情，那就要追溯到1936年了。

那年深秋，黃土高原上的風都帶了些寒意，徐海東帶著紅15軍團的戰士們剛剛下營，搓著凍得發僵的手往遠處望。他們這一趟，任務是迎接紅二、四方面軍，隊伍急行軍了好幾天，戰士們的綁腿上都沾著黃土和冰碴子。

忽然，遠處的土路上，揚起一團煙塵，隨后就是馬蹄聲和腳步聲混在一起傳了過來。徐海東瞇著眼仔細看，只見領頭的人腰桿挺得筆直，灰布軍裝的袖口都磨出了毛邊，領口別著枚褪色的紅星徽章，那是王震，紅六軍團的政委。

其實，早些年徐海東就聽過他的名號，那可是出了名的“硬骨頭”。哪怕此前從未見過面，可徐海東還是快步上前，不等警衛員上前介紹，大手就往王震背上拍了拍。

王震看著這位陌生卻親切的將領，也緊緊攥著對方的手，一臉激動，“徐軍團長！”“王政委！”這兩句話一出，聽著倒像是分別已久的老伙計，哪還有什么初次見面的生分？

當天晚上，戰士們就在山坳里找了間窯洞，生起一堆柴火。徐海東摸了摸手掌上的繭子，先開了口：“我在湖北黃陂的窯廠待了11年，剛去那會兒才9歲，天不亮就爬起來和泥，半夜還得盯著窯火，稍微走神窯就塌了，一天掙的錢連半個窩頭都買不上。”

誰料一聽這話，王震卻笑了起來，他往火堆里添了塊柴火，說：“那這么論，我還比你強點？我那時候在湖南鐵路上鏟煤，鍋爐里的火星子有時候都能濺到衣領子里，冬天還沒厚衣裳，只能裹著個破棉襖，干一會兒就被汗浸透了，風一吹跟冰殼子似的。”

說著說著，倆人都忍不住感嘆一句：“后來當了兵，入了黨，才知道咱好好干，以后才能讓那個更多人不用再遭這罪。”

他們就著柴火的光一聊就到了后半夜，越說越投緣，不光是因為他們的出身都苦，更多的原因還是在于倆人的脾氣對路：徐海東打仗敢沖在前頭，人送外號“徐老虎”，王震更是做事直來直去，認準的事幾頭牛都拉不回來。

徐海東比王震大幾歲，說到興頭上，王震順嘴就喊了一聲“徐大哥”，這話一出口，倆人都愣了一下，王震正想改口，徐海東卻樂了，當即拍著他的肩膀就說：“王老弟，這聲叫得親，我認了！”

就這樣，倆人就這么成了好兄弟。

誰都沒想到，這聲稱呼傳到彭老總耳朵里的時候，竟然還讓他發了一回火。彭老總素來治軍嚴格，他忍不住跟身邊的人說：“咱們紅軍講的是官兵平等，這才開口閉口‘同志’，哪來的‘大哥老弟’？這不是搞江湖義氣嘛，這要是壞了隊伍的規矩咋辦？”

可劉伯承聽了這話，卻笑著跟彭老總打圓場，說：“老彭，你別盯著稱呼較真。徐海東燒過窯，王震鏟過煤，都是從最底層熬出來的工人階級。他們這聲‘兄弟’，是認了同根同源的情分，不是拉幫結派。再說了，隊伍里的規矩是為了團結，不是為了生分，他倆這情分，反倒是讓隊伍更親了。”

從這以后，也沒人再提不合規矩的事了，這聲“大哥”“老弟”，更是一叫就是幾十年。

此后的幾十年，兩人雖然因為戰事、職務的變動聚少離多，但他們之間的情誼從來沒有因此淡薄。

抗戰的時候，徐海東的肺病鬧得厲害。之前在皖東指揮戰斗時，一口血直接噴在地圖上，之后就只能在后方休養。

他躲在安徽鄉下的土坯房里，化名“李副官”，連平躺都費勁，只能靠在一把墊了厚棉絮的木頭椅子上。那會兒條件差，缺醫少藥，咳嗽起來能把肺都咳出來，氧氣瓶更是稀罕物，有時候斷了氧，臉憋得發紫，只能靠深呼吸硬扛。

就算是這樣，徐海東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工作，就那樣靠在椅子上，讓助手把文件讀給他聽，他再批閱，做決策。

遠在前線的王震，打鬼子的間隙總惦記著這位“徐大哥”。聽說徐海東缺藥，他眼睛都紅了，到處托人找門路。

有次從俘虜手里繳獲了幾瓶西藥，他沒留給自己的警衛員，連夜讓人托跑運輸的老鄉繞路送過去；后來又聽說鄉下有個老中醫治肺病有偏方，他趕緊讓通信兵備了幾斤小米、一塊臘肉當禮物，專程去請老中醫跟著運輸隊往皖東趕。

那時候路不好走，運輸隊要繞著鬼子的據點走，一瓶草藥酒、幾包熬藥的方子，折騰十幾天才能送到徐海東手里。徐海東捧著藥包，跟身邊人說：“這不是藥，是王老弟的心吶。”

轉眼到了1956年，徐海東身體還是沒好利索，被安排到大連的療養院休養。王震那會兒正忙著北大荒的農墾事兒，天天在黑土地上跑，聽說徐海東在大連，立馬把手頭的工作交給副手，買了張機票就飛了過去。

大連當地的領導聽說王震來了，趕緊湊過來，想請他去視察部隊、看看地方的農場。王震擺了擺手，笑得爽朗：“你們的工作我放心，不用我看。我這趟來就一個目的，看我徐大哥，別的事兒都往后排。”說完就往療養院走，腳步都比平時快了幾分。

一進徐海東的病房，兩人啥也沒說，先伸胳膊抱在了一起。徐海東瘦得厲害，但手勁還在，攥著王震的胳膊不放；王震也紅了眼眶，拍著他的背說：“大哥，我來看你了。”

那天晚上，病房里的燈亮到后半夜，兩人從抗戰時的事兒聊到當時的生活，徐海東說大連的海鮮鮮，王震就說北大荒的麥子快熟了，等豐收了給送袋面粉來。

第2天上午，護士幫忙拍合影。徐海東穿著病號服，王震穿著軍裝，兩人肩并肩坐著，笑容特別實在，一點沒有大官的架子。

護士站在旁邊，聽見王震喊“徐大哥”，徐海東回“王老弟”，心里直犯嘀咕：這倆都是大首長，怎么稱呼這么“隨便”？跟家里的親戚似的。

可她不知道，這聲稱呼從1936年黃河灘邊的那次會師就定下來了，不管是打仗時的槍林彈雨，還是和平年代的安穩日子，就從沒變過。

照片洗出來后，徐海東把它擺在床頭，沒事就拿起來看。后來有人問他，跟王震這么多年的情誼，靠的是啥？徐海東笑了笑，指著照片說：

“靠的不是職務，是當年一起聊過的苦日子，是他記掛著我的那瓶藥，是這聲從沒變過的‘大哥’。”

到了和平年代，雖然沒了槍林彈雨，但徐海東和王震的日子卻并沒有安穩多少。

后來，“文革”的風刮遍全國，兩人一個被卷進批斗的漩渦，一個困在病榻上遭難，可那份兄弟情，反倒在風雨里扎得更牢了。

王震那會兒正忙著農墾的事，卻被人扣上“保守頑固”的帽子，批斗會上硬給他掛了塊黑牌。他本就性子剛烈，哪受得住這氣？黑牌往地上一摔，鞋跟狠狠碾了碾，扭頭就往徐海東家走。

那會兒徐海東早病得站不起來，天天坐在輪椅上，連說話都得喘半天。見王震紅著眼進來，他沒說半句安慰的話，手指節攥得發白，就蹦出倆字：“頂住。”

可就是這倆字，比千言萬語都管用，王震心里的火一下子就降了，坐下來喝了杯熱茶，慢慢就平靜了。他知道，大哥還在，就有底氣。

但徐海東的日子比王震還要難過。1969年冬天，他被硬生生“疏散”到鄭州，住的干休所又冷又破。鄭州的冬天比大連寒得多，暖氣管道早銹得堵了，屋里跟冰窖似的。

更要命的是，他賴以為生的氧氣瓶空了好幾天都沒人管，躺那兒連氣都喘不勻，臉憋得發紫。兒子徐文伯急得沒辦法，偷偷寫了封信給王震。

王震收到信時，自己還在江西農場下放勞動，褲腿上沾著泥，手里還攥著鐮刀。信沒看完，他就“啪”地拍了桌子，茶杯都震得晃了晃：“這是要人命啊！”

他顧不上自己還戴著“問題干部”的帽子，揣著信就往北京跑，找機會見到了周總理。總理一看信，立馬皺了眉，當場就批了字，讓總后勤部連夜調氧氣瓶和藥品，用專車往鄭州送。當天晚上，氧氣瓶終于送到徐海東床頭。

看著氧氣面罩里冒出的白氣，徐文伯眼淚一下子就掉了，這是王震叔叔用自己的安危換來的生機啊。

1970年3月25日，徐海東還是走了。臨終前，他拉著兒子的手，聲音輕得像蚊子哼，就囑咐了一件事：“我的死，別告訴旁人了，只給你王震叔叔發個電報。”

電報送到江西農場時，王震正在稻田里拔草。他接過電報，眼睛掃了幾行，手就抖了，站在田埂上愣了半天，太陽曬得他后背都濕透了，他愣是沒知覺。

接下來幾天，他不吃飯也不說話，把自己關在小屋里，讓通訊員一遍遍念徐海東過去寫的信，念到“老弟多保重”的時候，這位一輩子都沒怕過啥的硬漢，眼淚直順著臉頰往下淌。

1979年，中央終于為徐海東平反，在北京政協禮堂開追悼會。那天來了好多人，都穿著黑大衣。有人給王震遞了件黑大衣，讓他換上，他卻擺擺手，指著自己身上的舊軍裝說：

“不行，得穿這個。我跟你徐大哥是在黃河灘的戰場上認的兄弟，穿軍裝，才配得上叫他一聲‘大哥’。”

追悼會上，他一直強忍著淚，可當看到遺像上徐海東的笑臉時，再也忍不住了，肩膀抖得厲害，眼淚嘩嘩地掉，旁邊人想扶他，他擺擺手，自己站著，對著遺像深深鞠了一躬。會后，他拉著徐文伯的手說：“你爹是好樣的，徐大哥的旗子，永遠不會倒。”

這兄弟兩個，雖說沒什么血緣關系，卻比親兄弟還親，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他們之間的感情從沒變過。這樣的革命情義，真是讓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