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宋,你怎么親自跑一趟?”——1973年3月的一天,北京海運倉招待所的走廊里,廖漢生迎面看見宋時輪,笑著打趣。院子里的樹剛剛發芽,冷風里帶著潮氣,卻擋不住宋時輪的匆忙腳步。
宋時輪此行并非單純寒暄。前一年,葉劍英卸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的重擔后,軍科院的班子表面上人才濟濟:粟裕第一政委,王樹聲第二政委,王新亭政委,加上他這個院長,全是大將、上將。然而,只要走進大樓,就能發現“熱鬧”背后另有空缺。
粟裕的履歷不必贅述。1966年后,他先被抽去對一機部實行軍事管制,又主持中國科學院軍管會,1971年再被周恩來拉到國務院業務組,負責鐵道、港口、郵電等領域。每日往返中南海與軍科院之間實屬奢侈,自然顧不上具體事務。
王樹聲雖掛著“第二政委”牌子,卻因舊傷復發,長期住院;王新亭勉力支撐,但身體指標也時常亮紅燈。如此一來,軍科院政治工作出現“人多卻無主”的尷尬局面。宋時輪帶兵出身,深知沒有一位常駐、能拍板的政委,科研指向與部隊需求就難以對接,更別提清理“文革”留下的種種后患。
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昔日戰友廖漢生。廖自解放后歷任西南軍區副司令、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1965年調中央工作。進入特殊時期,因堅持原則說話直爽,幾次被點名批判,只能“半靠邊”休整。如今年過六旬、無具體職務,偏偏身體硬朗,辦事也有章法,是政工一把好手。
話題從雁北的漫天風雪聊到晉綏根據地的窯洞燈火。十幾分鐘后,宋時輪單刀直入:“軍科院缺一個能坐鎮的政委,你來不來?”廖漢生愣了一下,放下茶杯,只回了三個字:“可以干。”干,就意味著重新挑擔子,也意味著在紛亂局勢中承擔風險。可他沒有猶豫。
不足十天,總政治部派員送來任命:廖漢生任軍事科學院政委。文件落款清晰,配發紅頭電報。那天,軍科院門口警衛齊列,宋時輪與副院長們一字排開迎接。握手、拍肩,字符不多,卻透著比寒暄更實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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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職之后,廖漢生的第一件事是摸清底數:科研課題進展、干部狀況、遺留問題。他喜歡邊走邊記,一支鉛筆夾在筆記本上,遇到不明白的就問:“這份材料誰保管?那批數據有沒有復核?”短問句連珠,科研人員最初難免緊張,但很快發現這位老將只盯原則、不扣小節。
不得不說,軍科院當時最大的難題并不是技術,而是秩序。許多研究室剛從“開批斗會”節奏轉到“做實驗”節奏,既缺經費也缺方向。宋時輪在院長辦公室繪制年度規劃表,廖漢生則往干部部、保衛部、科研一部來回穿梭,把被耽誤的技術骨干一一歸位,把不必要的政治會議大幅壓縮到每周一次。兩人配合默契:一個抓業務,一個抓隊伍。
有意思的是,軍科院還承擔著“為全軍提供未來作戰思想”的秘密研究。那年夏天,關于遠程火箭彈和預警衛星的論證會在八號樓召開。技術專家爭得面紅耳赤,宋時輪敲桌子提醒“把紙上算賬講清楚”;廖漢生跟進一句,“意見對事不對人,吵完就落實”。一句平常話,火氣立刻滅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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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末,全國形勢出現新波動,中央決定加強各大軍區班子。次年初,廖漢生奉調南京軍區政委。臨行前,他特地在院禮堂與科研人員見面,“軍科院不能停,國家用得著你們下一步的成果。”這段話后來被摘錄進院史資料。接替人選很快敲定:肖華任第二政委,劉志堅任政委。班子更迭,工作流程無縫銜接,足見前期打下的基礎。
軍科院那幾年的變與不變,折射出一個更宏闊的信號——高層在摸索“老帥歸隊、老兵歸位”的用人思路。粟裕、葉劍英、宋時輪、廖漢生,各有分工卻指向同一點:讓科研緊貼實戰,讓政治服務科研。人才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能在關鍵崗位閉環。
研究院的燈光一直亮到夜半。外人只看到將軍們的軍帽和肩章,卻看不到他們伏案批閱到凌晨的背影。宋時輪后來談到與廖漢生的那次對話,用了八個字:“多一個幫手,多一分底氣。”言語簡短,卻足夠讓人讀懂那個年代的責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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