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單位已有多位政委，院長又要找新搭檔，推薦賦閑的他擔任政委

“老宋，你怎么親自跑一趟？”——1973年3月的一天，北京海運倉招待所的走廊里，廖漢生迎面看見宋時輪，笑著打趣。院子里的樹剛剛發芽，冷風里帶著潮氣，卻擋不住宋時輪的匆忙腳步。

宋時輪此行并非單純寒暄。前一年，葉劍英卸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的重擔后，軍科院的班子表面上人才濟濟：粟裕第一政委，王樹聲第二政委，王新亭政委，加上他這個院長，全是大將、上將。然而，只要走進大樓，就能發現“熱鬧”背后另有空缺。

粟裕的履歷不必贅述。1966年后，他先被抽去對一機部實行軍事管制，又主持中國科學院軍管會，1971年再被周恩來拉到國務院業務組，負責鐵道、港口、郵電等領域。每日往返中南海與軍科院之間實屬奢侈，自然顧不上具體事務。

王樹聲雖掛著“第二政委”牌子，卻因舊傷復發，長期住院；王新亭勉力支撐，但身體指標也時常亮紅燈。如此一來，軍科院政治工作出現“人多卻無主”的尷尬局面。宋時輪帶兵出身，深知沒有一位常駐、能拍板的政委，科研指向與部隊需求就難以對接，更別提清理“文革”留下的種種后患。

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昔日戰友廖漢生。廖自解放后歷任西南軍區副司令、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1965年調中央工作。進入特殊時期，因堅持原則說話直爽，幾次被點名批判，只能“半靠邊”休整。如今年過六旬、無具體職務，偏偏身體硬朗，辦事也有章法，是政工一把好手。

話題從雁北的漫天風雪聊到晉綏根據地的窯洞燈火。十幾分鐘后，宋時輪單刀直入：“軍科院缺一個能坐鎮的政委，你來不來？”廖漢生愣了一下，放下茶杯，只回了三個字：“可以干。”干，就意味著重新挑擔子，也意味著在紛亂局勢中承擔風險。可他沒有猶豫。

不足十天，總政治部派員送來任命：廖漢生任軍事科學院政委。文件落款清晰，配發紅頭電報。那天，軍科院門口警衛齊列，宋時輪與副院長們一字排開迎接。握手、拍肩，字符不多，卻透著比寒暄更實在的信任。

到職之后，廖漢生的第一件事是摸清底數：科研課題進展、干部狀況、遺留問題。他喜歡邊走邊記，一支鉛筆夾在筆記本上，遇到不明白的就問：“這份材料誰保管？那批數據有沒有復核？”短問句連珠，科研人員最初難免緊張，但很快發現這位老將只盯原則、不扣小節。

不得不說，軍科院當時最大的難題并不是技術，而是秩序。許多研究室剛從“開批斗會”節奏轉到“做實驗”節奏，既缺經費也缺方向。宋時輪在院長辦公室繪制年度規劃表，廖漢生則往干部部、保衛部、科研一部來回穿梭，把被耽誤的技術骨干一一歸位，把不必要的政治會議大幅壓縮到每周一次。兩人配合默契：一個抓業務，一個抓隊伍。

有意思的是，軍科院還承擔著“為全軍提供未來作戰思想”的秘密研究。那年夏天，關于遠程火箭彈和預警衛星的論證會在八號樓召開。技術專家爭得面紅耳赤，宋時輪敲桌子提醒“把紙上算賬講清楚”；廖漢生跟進一句，“意見對事不對人，吵完就落實”。一句平常話，火氣立刻滅了大半。

1974年末，全國形勢出現新波動，中央決定加強各大軍區班子。次年初，廖漢生奉調南京軍區政委。臨行前，他特地在院禮堂與科研人員見面，“軍科院不能停，國家用得著你們下一步的成果。”這段話后來被摘錄進院史資料。接替人選很快敲定：肖華任第二政委，劉志堅任政委。班子更迭，工作流程無縫銜接，足見前期打下的基礎。

軍科院那幾年的變與不變，折射出一個更宏闊的信號——高層在摸索“老帥歸隊、老兵歸位”的用人思路。粟裕、葉劍英、宋時輪、廖漢生，各有分工卻指向同一點：讓科研緊貼實戰，讓政治服務科研。人才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能在關鍵崗位閉環。

研究院的燈光一直亮到夜半。外人只看到將軍們的軍帽和肩章，卻看不到他們伏案批閱到凌晨的背影。宋時輪后來談到與廖漢生的那次對話，用了八個字：“多一個幫手，多一分底氣。”言語簡短，卻足夠讓人讀懂那個年代的責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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