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哪3座城市被戲謔“難留”人？人均工資三四千，房價卻一兩萬

工資四千，房價一萬！這三座城市正在逼走年輕人？

房價收入比高達10.0，意味著一個家庭需要不吃不喝10年才能買得起房，而當這個數字與三四千的月薪碰撞時，年輕人的去留成了難題。

“我每個月工資4000，可這里的房價一平就要一兩萬，不吃不喝三個月才能買一平米。”一位剛從某二線城市辭職的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寫道，“不是我不努力，是現實太殘酷。”

這條帖子底下，竟有數千條表示有相似經歷的評論。

2025年8月，麟評居住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一組數據揭示了這一矛盾的深度：2025年上半年，中國百城房價收入比為10.0，雖然較2019年下降了近三成，但仍遠高于國際公認的合理水平。

而這房價收入比，實際便是房屋總價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是衡量購房壓力的重要指標。根據麟評居住大數據研究院2025年8月的最新報告，2025年上半年全國百城房價收入比為10.0。

換句話說，普通家庭需要不吃不喝10年才能在這些城市買得起一套房子。

這一數據自2019年以來逐年下滑，較2019年下降26.8%，但與國際上公認的3-6的合理區間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而各線城市間的房價收入比也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差異。一線城市為25.4，二線城市為10.5，而三四線城市為7.4。

從區域來看，海峽經濟圈、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圈成為國內居民購房壓力最大的三個區域，房價收入比分別高達15.1、13.9和10.8。

相比之下，中部城市、西北城市和西南城市的購房壓力較小，房價收入比分別為7.1、7.5和7.7。

那既然各區域存在差距，那到底哪三個城市遭人戲謔“難留住”年輕人安家？

首先便是三亞，旅游天堂的居住困境。

陽光、沙灘、海浪，三亞擁有著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自然環境，但這座旅游城市正面臨著嚴峻的“留人難”問題。

“在這里工作，月薪普遍四五千，但房價卻動輒每平兩三萬。”一位本地年輕人無奈地說，“別說買房了，連租房都壓力山大。”

而三亞的困境在于其特殊的經濟結構。作為國際旅游城市，三亞的房地產市場很大程度上面向外來投資客和度假需求，而非本地居民。

2025年初的數據顯示，三亞的房價收入比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本地年輕人要靠自己在三亞買房，幾乎是天方夜譚。

而這種情況導致許多海南籍的年輕人寧愿在一線城市打拼，也不愿回到家鄉。畢竟，在一線城市，至少工資水平能與房價進行一番搏斗。

這緊跟便是 鄭州，屬于新一線城市的房價困局。

作為全國的交通樞紐和人口大省河南的省會，鄭州也赫然位列“難留人”城市榜單。

“在鄭州，就算你是碩士畢業，也可能只能找到月薪3500元的工作。”一位在鄭州工作了3年的年輕人苦笑道，“這樣的收入，面對動輒每平一兩萬的房價，簡直絕望。”

鄭州的困境代表了許多快速發展中的新一線城市的現狀——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但產業結構未能及時升級，導致工資水平跟不上房價上漲。

麟評居住大數據研究院的報告顯示，二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為10.5，雖然低于一線城市，但仍然遠超合理水平。

而鄭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其房價收入比甚至高于二線城市平均水平。

鄭州的“留人難”問題還與其龐大的人才基數有關。河南是著名的高考大省，每年高校畢業生數量接近百萬。

這些畢業生自然首選省會鄭州就業，但鄭州缺乏足夠的高質量就業崗位，導致人才市場供需失衡。

一個崗位幾十個人搶，雇主自然不愿意提高薪資。

而這緊跟便是廈門，美麗海島的居住挑戰。

“一線房價、二線經濟、三線收入”，這句網絡流傳的評價，尖銳地指出了廈門的困境。

根據2025年8月的數據，廈門的二手房均價依然維持在每平兩三萬元的高位，而當地的平均工資卻只有3800元左右。

而有報告顯示，廈門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群體占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廈門房價高企的原因與其獨特的地理條件有關。作為海島城市，廈門陸地面積有限，僅1700平方公里左右。

加之旅游業發達，大量土地被規劃為商業用地，住宅用地供應嚴重不足，導致房價居高不下。

“廈門的房子很多時候不是給本地人買的。”一位房地產中介坦言，“很多福建的經商人士來這里買房，既為了度假，也為了投資。”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廈門的產業結構難以提供高薪崗位。旅游業和傳統外貿業雖然發達，但薪資上限有限，缺乏高精尖技術產業支撐高收入崗位。

只得說高房價帶來的不僅是購房壓力，更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每個月發了工資，交完房租，再算上各種開銷，基本上剩不下什么錢。”一位剛從上海離職的90后女生感嘆，“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永動機，不停地工作，卻看不到未來。”

而這種情況并非個例。在高房價城市，租金也水漲船高。

2025年初的數據顯示，一些熱點城市的平均月租金已超過4000元，而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月薪約為8000-10000元，租金占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除了居住成本，長時間通勤也是個大問題。2024年的城市通勤調查顯示，一些大城市的平均單程通勤時間超過50分鐘，甚至高達67分鐘。

有研究表明，每天單程通勤超過45分鐘的人群，抑郁風險比通勤時間短的人群高出33%。

而工作壓力過大同樣是大城市“留不住人”的重要原因。在這些經濟發達城市，企業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自然會傳導給員工。

一項2024年的職場調查顯示，在這些城市工作的白領中，平均每周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的比例達到65%，遠高于二三線城市的45%。

所以面對人才流失的挑戰，這些城市也在積極采取措施。例如，一些城市推出了一系列人才住房政策，為符合條件的年輕人提供租金補貼。

其他城市則在增加保障性住房供應，優化城市交通網絡，試圖減輕年輕人的生活壓力。

然而，從目前的情況看，這些措施的效果還有待觀察。根據2025年第一季度的數據，一些城市的人才凈流出趨勢仍在持續，只是速度有所放緩。

與此同時，一批二線城市正憑借更宜居的環境和政策支持，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都、西安、武漢、長沙和重慶成為2024年人才凈流入最多的五座城市。

而生活節奏更慢，壓力小多了成為他們的首選。

此外隨著遠程辦公技術的發展和工作方式的改變，地域對工作的限制也在逐漸減弱。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接受員工遠程或混合辦公的模式，這為年輕人選擇更適合自己生活的城市提供了可能。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0月，已有8成城市房價收入比落入0-10區間，但離國際合理的3-6區間仍有距離。

只得說，面對如今現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用腳投票，選擇離開那些“房價高、工資低”的城市，轉而尋找工作與生活更平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