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對華負面報道大幅增加！稱錯信中國，看看他們賺了中國多少錢

德國媒體真是背后捅刀的好手，在中國賺的盆滿缽滿的時候閉口不談，現在遇到了問題就把鍋全都甩向中國。

而且從德國媒體對華的態度來看，近5年里的負面報道是越來越多，這種表態已經很明顯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加大防守力度。

為什么德國媒體突然翻臉？他們真的不怕惹怒中國嗎？

德國輿論場上刮起了一股“怨氣”，像《南德意志報》、《萊茵郵報》這些主流媒體，統一發出了一種聲音，說是德國“錯信”了中國，才導致德國今天陷入了困局，這可完完全全就是一套農夫與蛇的故事。

德國產業在德國媒體當中成了一個天真、深受其害的“受大委屈的受害者”，而中國則是一個處心積慮、最終暴露獠牙的“心機加害者”，只能說劇本寫的非常好，給我們安排的也是相當“到位”。

故事的最開始肯定是恩恩愛愛的“蜜月期”，德國車企們紛紛涌入中國市場，但人家把這不叫資本逐利，而是一種“善意的合作”，而故事的轉折點被寫在了2015年，“中國制造2025”被反復提及，成了一個關鍵的、圖謀不軌的決定性證據。

德媒如今痛心疾首地指責本土企業，說他們當初對這個信號“視而不見”，為今天的“自作自受”埋下了伏筆。其實真正將這出戲推向高潮的是今年9月底爆發的荷蘭強取安世半導體事件。

這家總部位于荷蘭，但實則是中國聞泰科技全資子公司的企業，主營汽車功率器件。荷蘭政府一紙禁令，凍結了其股權，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緊接著，10月4日，中國商務部迅速反制，宣布對安世半導體中國子公司的部分產品進行出口管制。

這一來一回，最終的受害者卻成了德國汽車行業，大眾、寶馬、奔馳，這些巨頭瞬間感受到了供應鏈的寒意。沃爾夫斯堡的大眾工廠，從10月下旬開始部分停產，慕尼黑的寶馬工廠，自10中旬就開始生產延誤，日產量那是嘩嘩的掉。

而奔馳的電動車生產線也從10月下旬被迫輪班，數據是冰冷的，這些車企的某種關鍵芯片庫存只夠撐一周，沒有芯片就制造不了汽車，即便有再大的工廠和再多的員工也沒辦法生產，但說到這大家也看出來了，影響他們干活的根本不是咱們！

從“天真合作”到“預警被忽視”再到“危機爆發”，德國產業成了最終的受害者，故事的結局就成了對德國企業“過度依賴”的指責，明明是中國和荷蘭的國際博弈，到了德國眼里就變成了德國企業“短視”，就變成了中國是“加害者”。

我只能說這個劇本寫的漏洞百出，它最經不起推敲的就是完全無視了商業世界最基本的邏輯——資本逐利，以及在國際規則上的雙重標準，德國已經忘記了自己企業的“黃金期”，媒體聲稱德企被“蒙蔽”了，卻刻意回避了一個事實。

“中國制造2025”文件發布后的2015年，恰恰開啟了德系車企在華最瘋狂的“黃金盈利期”，大眾汽車本土化車型的年銷量一度突破300萬輛大關，在2015到2020年間，其在中國的年利潤甚至超過了100億歐元。

寶馬和奔馳的日子同樣滋潤，它們在華的利潤率，常年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3到5個百分點。寶馬的沈陽工廠，一度貢獻了其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產量。更別提資金和技術的反哺了：大眾集團每年超過六成的新能源研發資金，都來源于中國市場的利潤。

寶馬的電池技術迭代，更是深度依賴著中國龐大的市場反饋數據。這些真金白銀的收益，這些實實在在的成長，怎么可能是被“蒙蔽”的結果？這分明是資本在清醒決策下的選擇，現在把這段互利共贏的歷史寫成一場騙局，無異于吃完了肉，然后開始罵鍋。

而且德國真的是“只許州官放火”，德媒將中國的產業升級規劃“中國制造2025”定義為“威脅”，可他們似乎忘了，德國自己早在2013年就啟動了“工業4.0”戰略。兩個戰略的內核何其相似？

都是聚焦于智能制造和數字化轉型，一個想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一個想鞏固高端制造的領先優勢，邏輯上并無不同，為何德國的規劃就是高瞻遠矚，中國的就成了“戰略威脅”？這種手段未免有些太拙劣了。

當年德國媒體曾將中國對稀土等原材料的出口管制稱為“經濟脅迫”，可當美國全面對華技術封鎖，甚至強迫臺積電斷供華為時，這些媒體卻多半沉默或附和，稱為“合理的安全措施”，評判標準完全取決于行為的主體是誰，而不是行為本身是否符合規則。

既然劇本漏洞如此之多，為何還能在德國輿論場大行其道？因為這股怨氣的根源，本就不在于事實本身，而在于德國部分精英階層現在開始著急了，他們接受不了時代在不斷往前走，也接受不了他們要被狠壓一頭。

過去幾十年的中德關系里，德國一直扮演著“老師”和“引領者”的角色，中國汽車工業起步時，借鑒了德國的發動機技術和生產管理經驗，這讓德國社會長期保持著一種優越感，但現在情況變了。

中國從一個“追趕者”，逐漸變成平視的“競爭者”，甚至在某些領域成為“超越者”，德國那種昔日的自信便開始動搖，不適感與日俱增，最終發酵成了媒體筆下的不斷抱怨，其實在過去五年里，德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就開始增加了。

這背后是整個德國社會心態的變化，媒體的說辭往往是國家政策的影子，回顧德國的對華政策，從施羅德時代的“以貿易促合作”，到默克爾時期的“價值觀與利益平衡”，再到如今肖爾茨和默茨領導下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競爭對手”，并大談“去風險化”。

當下的“受害者角度”恰恰為“去風險”和減少依賴的政治主旨提供了一個舞臺，沉溺在“受害者”的劇本里唉聲嘆氣，除了能宣泄情緒，對解決實際問題毫無幫助，如果芯片短缺持續一個月，汽車業的損失可能高達50億歐元，背后牽涉的是約72萬個就業崗位。

這些才是迫在眉睫的現實，真正的出路，從來不在于抱怨伙伴的成長，而在于回歸務實。事實上，德國企業比媒體更清醒。大眾已經開始投資美國的芯片工廠，寶馬也在積極與韓國企業合作，它們正在用實際行動分散供應鏈，對此您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