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各根據(jù)地的主要負責人都是誰？

“到山里去，把旗幟留住！”——1934年10月，江西瑞金黃沙嶺，一位年輕排長壓低了嗓音，催促戰(zhàn)友把剛寫好的布標卷進背包。這一句暗號，揭開了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的序幕。彼時中央紅軍已踏上遠征，幾千名未跟隨北上的指戰(zhàn)員被有意分散，潛伏在八省二十多條山脈與江河之間。他們使命只有一句：活下去，打下去，等全國抗戰(zhàn)的號角吹響。

相較萬里長征的傳奇，這段南方游擊史往往被淡化；然而正是這些留守部隊的血火，維系了南方紅色脈絡(luò)。時間線很清晰：1934年底至1937年7月，三年。地理坐標更直觀：贛粵、閩西、閩北、閩東、閩贛、閩粵、皖浙贛、浙南，以及稍北一點的湘贛、湘鄂贛、鄂豫皖，再遠隔海峽的瓊崖。山區(qū)、海島、丘陵，地形互不相同，戰(zhàn)法卻只有四個字——星火游擊。

先看閩西。此前盛傳一句話，“閩西多秀水，卻更險峻。”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正是在這片險峻里穩(wěn)住腰桿。敵人七路圍剿，他們利用永定河谷與汀州盆地的落差打伏擊，軍號響過又隱入客家土樓。到1937年，這塊根據(jù)地仍保有一千三百余名戰(zhàn)斗員，是南方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的紅色力量之一。

往東九百里進入閩東丘陵，福安、周寧一帶被雨霧籠罩。葉飛拉著不到四百人起家，硬是在夾縫里啃下古田、穆陽兩處要地，再吸收漁民、船工。敵人一次掃蕩來襲，他干脆將部隊拆成十幾股，白天化整為零，夜間集中偷襲。三年過去，葉飛手里的隊伍突破千三百人，且人人熟悉舟楫操作，日后編入新四軍縱隊，成為沿海反登陸主力。

再往北是一片被稱作“劍門”的閩北嶺谷。黃道到任時山里只有幾支民槍隊，他把縣蘇維埃殘余骨干全部打散插入各村，接著成立西南獨立團、閩北獨立團。閃擊建陽，突襲政和，憑著山地優(yōu)勢急行軍，閩北獨立師最終擴至八百余人。別看數(shù)字不多，卻牢牢卡住了敵軍南北交通要沖——鴛鴦溪隘口，大大牽制了福建保安團。

閩贛交界以瑞金余脈為核心。瑞金特派員賴昌祚犧牲后，鐘得勝接力把殘部捋順。他們不搶城池，專堵公路鐵路。一次夜襲就能掀翻七八節(jié)軍需車皮，敵人不得不改走羊腸小道。到改編前，閩贛游擊隊依舊保有三百余人，同時還保存了電臺、印刷機等珍貴設(shè)備，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南下百余里到閩粵邊境，黃會聰手握南靖、平和山區(qū)。那里竹林深，溝壑多，他用竹筏偷渡九龍江上下游，冷不丁截住敵運糧船。鼎盛時人數(shù)逼近一千三百，卻因連續(xù)三次清剿銳減至三百。盡管如此，他仍把殘部化整為三十多個戰(zhàn)斗小組，將防線拖到漳浦海岸，讓敵人始終摸不清虛實。

贛粵根據(jù)地在地圖上更顯陡峭。項英、陳毅、蔡會文三人分守大庾嶺、梅嶺與信豐河谷。山巒重疊，交通閉塞，他們把那片地方稱作“季節(jié)戰(zhàn)場”——春以冷槍，夏以地雷，秋冬夜襲。蔡會文戰(zhàn)歿后，只剩三百余人，卻依舊占住幾個核心山口，保證了中央電臺與外界聯(lián)絡(luò)的最后通道。

浙江方向，故事更富傳奇。紅十軍團主力突圍失敗，少數(shù)隊伍與地方游擊隊合流，在皖浙贛三省交界成就一塊“漏斗”形戰(zhàn)場。關(guān)英扛著電臺翻山越嶺，短短數(shù)月奪下開化、昌化、沱川月嶺等城鎮(zhèn)。兵力最多時不過七百，卻把敵保安師打得三次換防，堪稱以少勝多的典型。

再往東南，浙南游擊區(qū)山多霧重。粟裕、劉英以不到五百人向溫州南部滲透，打得尤其靈活。打伏擊喜歡挑雨夜，進退線路多選茶山古道；人手缺，他們就招募鹽民、木匠，很快膨脹到千余人。后來粟裕總結(jié)：“一個海塘，兩條山脈，敵人從沒摸清過我們的影子。”這句話直到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仍讓對手忌憚。

離開東南，再把目光拉回到湘贛與湘鄂贛。武功山、羅霄山峰連峰，天然適合隱蔽。彭輝明犧牲后，譚余保把分散的零火重新聚成十幾股哨隊，打冷槍、破橋梁，人數(shù)雖只剩四百，卻硬生生讓敵人生出“山中有萬人”的錯覺。湘鄂贛一帶則更險。徐彥剛、陳壽昌相繼犧牲，傅秋濤挑大梁，把九百余人帶到平江、西鄉(xiāng)一線，專堵南昌至漢口的鐵路，把敵人運兵計劃打得稀爛。

再往北半個大省就是鄂豫皖大別山。高敬亭提起“擅打夜戰(zhàn)”是行家皆服。依托麻城、六安的密林，他把原紅二十五軍留下的第218團和鄂東北獨立團重組，用“三打一”“錯時包抄”等辦法屢放冷炮。到部隊改編，他手里有兩千余人，火力最強，士氣也最旺，被評價為“南方堅持游擊的樣板”。

隔海的瓊崖另成一章。島上無線電常被海風干擾，馮白駒干脆建了“騎兵+船隊”混編的流動作戰(zhàn)鏈，把零散漁船變?yōu)闄C動哨，榴彈、迫擊炮拆解后藏進漁網(wǎng)。抗戰(zhàn)爆發(fā)，他們沒有編入新四軍，而是繼續(xù)單線作戰(zhàn)，始終保持獨立建制，對海防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縱觀三年，不同根據(jù)地的負責人手段迥異：有人善守城隘，有人妙用水路，有人精于山區(qū)伏擊。敵人幾度宣稱“南方匪患已平”，卻總被山林里的一陣急促槍聲打臉。數(shù)據(jù)最能說明問題——1934年末南方留守紅軍不足兩萬人，1937年初統(tǒng)計尚有近萬人，在嚴酷的封鎖圍剿中保住了紅色種子，更掩護了幾批干員北上延安。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根據(jù)地負責人后來大都走上不同崗位。有的成為解放軍高級將領(lǐng)，有的轉(zhuǎn)向地方建設(shè)，也有人在抗日戰(zhàn)場上壯烈捐軀。可無論結(jié)局如何，三年游擊戰(zhàn)爭把他們連在一起，成為日后華南、華中敵后戰(zhàn)場的骨架。山川已變，硝煙散盡，再回到當年那句暗號——“把旗幟留住”——人們便能懂得，留住的不只是旗幟，更是火種，是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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