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國越難，我就越想去”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回過天津了。”提到天津，美國知名漢學家賀蕭（Gail Hershatter）自然而然用了這個“回”字。半個世紀前，她曾騎著自行車穿行在天津老城狹窄的街巷間，搜集近代工人生活的點滴。

多年以后，當她再站在天津街頭，卻已經難以找到方向。“似乎我所調查的、作為我歷史研究背景的城市現在本身已經成為一個歷史遺跡，只存在于舊文件和人們的想象中。”賀蕭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我不再被視為一個‘老天津通’。”但她曾研究以及見證的那些歷史，都已經留在了她所書寫的著作里。

漢學家賀蕭2015年攝于上海。本文圖/受訪者提供

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作為最早到中國大陸留學的美國學者之一，賀蕭不斷深入中國的城市和鄉村，以史學家的洞見關注中國近現代社會史與性別史，尤其聚焦于工人、婦女及其日常生活。她撰寫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中國婦女在漫長的20世紀》等著作，讓她成為美國的中國婦女與性別史研究開拓者之一，在學界引起深遠回響。

1986年，根據在南開大學留學期間針對20世紀上半期天津工人所作的研究，賀蕭出版了《天津工人：1900—1949》，這成為中國勞工史與城市史的經典之作。它曾于多年前出版過中文版，但很快絕版，只存在于讀者的口口相傳之中。近日，這部作品再度與讀者見面。

“去中國越難，我就越想去”

1975年夏天，已經扛起中國工業化大旗、正在紅火進行工業會戰的大慶油田，迎來了一伙對什么都好奇的美國人。他們從大慶開始，走過長春、沈陽、大連、哈爾濱，驚訝地發現東北每家國有“單位”都像是一個自成一格的小社會，運轉著，呼吸著，展示著一個正在努力自我敘述的國家形象。這群人中，就有賀蕭，她至今都記得，代表團里一位成員的太陽鏡不慎遺失在大慶，本以為它就這樣留在中國東北土地上，沒想到幾天后，在幾百英里外的另一座城市，那副眼鏡由專人親手送還給她。

那時還在讀碩士的賀蕭并沒意識到，自己正在見證歷史，不過半年，美國第三十八任總統杰拉爾德·福特將踏上中國的土地，歷史性會面即將上演。而對自己在中國的游歷，賀蕭只是覺得“不夠”，對于她這個對中國有濃厚興趣的歷史專業學生，3周的訪問遠遠不夠。

賀蕭對中國的興趣起始于1970年，她剛讀大一時，和當時美國許多大學生一樣，她加入反對美國發動越戰的運動，質疑本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就在她讀大一的下半學期，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小球”推動了“大球”，賀蕭發現，突然間，“報紙上充滿了對中國的正面報道”。她開始疑惑，為何在自己受教育過程中，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了解如此之少，她接觸中國歷史的唯一經歷是在初中時讀過賽珍珠的小說《大地》。看了報紙上的報道，她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于是開始選修中國語言、文學、歷史等所有她能找到的中國課程。盡管那時，護照上還明確寫著“不適用于前往中國”。賀蕭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去中國越難，我就越想去。”

大學畢業，賀蕭加入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終于在1975年等來了第一次到訪中國的機會。4年后，中美正式建交，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SCPRC）開始積極開展活動，其中一個項目就是幫助美國學生前往中國留學，正著手寫博士論文的賀蕭馬上遞交申請，得到了前往南開大學的機會。賀蕭記得，她和另外幾個美國留學生一起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待了大約三周，體檢、學習適應新環境的課程并等待各自的大學準備好接收他們。當他們登上前往大學的火車，帶著一床被子、一個臉盆和一個裝滿豆子的枕頭，她猜想，他們這幾個人在當時一定是個奇觀。

1980年，賀蕭和南開大學部分教職工的合影。

到了天津，每次走上街頭，都會引起人們的極大好奇。為了避免被圍觀，也為了適應當地天氣，她放棄了從美國帶來的衣服，穿上了校園里中國學生常穿的服裝，甚至有點“矯枉過正”，顯得很“老派”。

在賀蕭記憶里，1979年的中國大學校園，處處涌動著獨特的勃勃生機。人們對帶有批判色彩的文學作品抱有極大熱情，文學雜志可謂“洛陽紙貴”。誰要是弄到一本刊登了某篇爭議小說的雜志，立刻就會成為焦點——大家爭相傳閱，排著隊等候，每個人只有2小時閱讀時間，哪怕只能排到凌晨一點到三點這個“垃圾時段”，也甘愿熬夜讀完，再小心翼翼地傳給下一個人。看著同學們借著這些小說展開激辯，探討國家當前的問題與未來的方向，成了那段歲月里賀蕭特別感興趣的事情。

中國學生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賀蕭成為他們“看美國”的窗口——物價怎么樣？有哪些社會問題？普通人的愿望是什么？家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每天晚上，宿舍一樓的公共電視機前總是坐滿了人，大家一塊兒追《大西洋底來的人》和《紅與黑》。

賀蕭甚至能從他們的問題里，反推出世界史課講到哪里了。“美國學生怎么看待喬治·華盛頓？”她就知道，課上講獨立戰爭了，改天又有人來問亞伯拉罕·林肯，那一定是講到南北戰爭，再過幾天，“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名字一出現，就不難猜到，二戰部分大概快上完了。被這樣認真地請教，有時賀蕭心里也泛起一點微妙的為難，她不好意思說：“很多美國人對我們自己的歷史并不像我們本應達到的那般熟悉。”

賀蕭剛進入南開大學的1979年，中國剛恢復高考不久，她有很多同學是下鄉知青，他們一邊回望自己以往的歲月，一邊好奇著中國以外的世界。賀蕭感慨：“我們之間對話所展現的開放性、辯論和變革的能力，至今仍是我心中積極參與知識交流的重要典范。”

“研究范圍與我的初衷大相徑庭”

在南開大學研究天津工人，對賀蕭來說算一個幸運的意外。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和“讓不可見者可見”（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呼聲正高漲，女性歷史領域得以啟蒙發展。在研究生階段，賀蕭先是參與了一個關于得克薩斯州埃爾帕索市罷工女工的研究項目，后來又對1949年前上海棉紡廠的女工進行了一些研究。來中國前，她打算深耕女性史，于是選擇天津這座1949年前中國的第二大工業城市，盡管對它知之甚少，這個看似偶然的選擇，最終為她打開了一個豐饒且充滿趣味的研究世界。

原本她計劃尋找天津女工，做一個類似在埃爾帕索所做的項目，但不久就發現，研究計劃與實際情況發生了沖突——盡管1949年前上海的許多棉紡廠工人是女性，但中國北方女性進入工業勞動力市場的速度較慢，直到20世紀40年代占工人的比例也小得多。于是賀蕭意識到，博士論文研究不可能只關注女工，她開始廣泛調研天津工人。她了解到天津一個名為三條石的地區曾有許多小型鐵作坊，1949年后建立了一個展示小作坊里工人苦難生活的博物館，里面保存了大量賬簿和記錄，盡管已經對公眾關閉，但是允許賀蕭這樣的學者查閱資料。賀蕭還對天津運輸工人感興趣，天津曾是全國貨物的主要轉運點，那個時代的運輸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混混兒”，有特定的穿著、幫會暗號，用極其復雜的黑話交流。這三部分截然不同的工人群體成為她的研究重點。

1979—1981年居住在天津的這段時間，賀蕭每天騎著自行車，花大量時間去南開大學圖書館閱讀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地方報紙，到三條石博物館或者老棉紡廠檔案室查閱資料，訪談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工作的退休老工人，摸清了1949年以前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歷史場景，在這個過程中，她慢慢聽懂了天津方言，甚至學會一些本地俚語。

如今翻開《天津工人：1900—1949》，并不會感覺這是一本晦澀的學術論述，而更像是從衣食住行、家庭結構、衛生健康、婚喪禮儀到節日風俗等諸多方面對天津工人生活的細膩深描。甚至包括女性所要面臨的“額外衛生問題”——月經，包括工人如何在工頭的默許或配合下通過“泡蘑菇”（消極怠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深究”，城市的“隱痛”得以浮現。在這個驚心動魄卻一直以來鮮為人知的近代天津工人世界，正如賀蕭自己所表述的，“隨著我研究的進展，研究范圍變得包羅萬象，與我的初衷大相徑庭”。

《天津工人：1900—1949》賀蕭著

對天津工人的研究，意外引出了賀蕭的下一個研究項目——在閱讀20世紀30年代天津國民黨社會事務局的社會統計數據時，她注意到女性棉紡廠工人并不多，但妓女數量幾乎是前者的兩倍，盡管這些統計數據可能并不特別可靠。這讓她意識到，在一個有許多男性移民且工業類工作到很久以后才對女性開放的城市，許多女性最終從事了性工作。于是，在完成天津工人研究后，賀蕭轉向了本來就感興趣的女性史學研究，并把目光對準了底層女性。

最初她打算研究20世紀的上海、天津和另一個城市，但這個計劃過于龐大，而上海的資料又比其他地方豐富得多，于是她把目標縮小到上海。這便是中國讀者熟知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它也是首部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女性史紀念獎”的非美國婦女史研究作品。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正值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掀起新的思潮，與費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國學研究者“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模式不同，第二代研究者轉向一種更加真正以對方為中心的史學——植根在中國而不是西方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在新思潮影響下，再加上歷史學家斯科特提出的社會性別理論，賀蕭、伊沛霞、高彥頤、曼素恩等美國的中國婦女研究者把被遺忘、被忽視了數千年的婦女從歷史中找尋了出來，更從社會性別角度，重新解說了中國的社會關系與社會制度。她們拿出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 《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等著作開創了新一代學術景象。

賀蕭研究娼妓這個頗為敏感的話題比研究工人要困難得多，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她用10年時間盡可能多地收集信息。資料來源有兩類——改造好了的收容人員口述以及大量書面材料，例如報刊、檔案、文章中對此話題的談論；各類指南和書籍。她發現，除了20世紀40年代各種改革運動期間警察的審問，很難聽到妓女自己的直接聲音。

賀蕭說：“大多數女性對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最終位置幾乎沒有控制權。”對她來說，這些女性如何應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才是她最想知道的。

“人們不該期望事情

能在一夜之間改變”

博士畢業，賀蕭進入高校教授中國歷史，她發現教材中有個問題：“盡管當時農民占人口的80％，但我們80％的歷史材料都是關于城市人，我們對農村人卻了解甚少。”作為歷史學者，她對類似“大躍進”這樣的重大運動如何影響中國農村有了一些了解，也知道農業集體化、改善的醫療保健以及穩定的社會也影響了農村生活。但在她觸目可及的范圍內，中國農村女性始終是一片空白，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前還是新中國成立后，此前的研究都屬于城市女性。

1992年，她結識了可以稱為中國婦女研究先驅的學者高小賢，高小賢在陜西農村度過童年和大部分青年時光。兩人一拍即合，決定一起開展項目，從女性視角出發，探求農村社會轉變對婦女生活產生的影響。從1996年開始，兩人的調查斷斷續續進行了10年，她們走訪陜西數個村莊，訪問了70余位65—75歲的老年農村婦女，尋找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期間的女性記憶。

在陜西農村，賀蕭和高小賢通過十二生肖來幫助農村婦女整理記憶。

這些記憶既有日常的鮮活、人生的復雜，也有新舊秩序變換中不同習俗帶來的無措。賀蕭至今記得接生婆劉西罕的故事——劉西罕出生在1906年，7歲開始做家務，給做產婆的母親打下手，14歲嫁人，自然而然開始從事接生。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國家對舊式產婆的培訓，她成為地方接生站的領導。有文件記載，到1955年為止她接生了41個孩子，其中無一例“四六風”，也無一位產婦發生產后疾病。技術過硬，人又熱心腸，帶頭宣傳實踐新政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她都是國家培養的新式女公民典范。可人們都說，劉西罕最終死于接生。

在一次詭異的接生事件之后，纏擾不去的噩夢拖垮了她的身體，她很快便去世了。

賀蕭感慨，幾十年之后，已無人能確定她精神創傷的確切來源。但至少可以看出，知識、觀念與行為以難以簡單歸納的方式流動，而宏大敘述并不能涵蓋這一切。“人們不應該期望事情能在一夜之間改變。”賀蕭說，即便是國家重大舉措或是重大政治事件，也必須與每個人在基層的現實生活相抗衡。作為歷史學家，賀蕭關注大歷史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通過聆聽農村婦女自己的講述，賀蕭探究中國女性內心最深處的東西。例如，她們在失去丈夫之后，愿意以舊社會“從一而終”的思想獲得尊重、提高社會地位，也愿意接受性別平等的思想，通過從事勞動獲得尊重。訪談時，賀蕭驚訝于那些農村女性講故事如此生動，她經常聽得津津有味，于是盡量直接采用她們的語言進行寫作，而不是“用冷漠的學術語言總結她們的故事”。

2011年，賀蕭根據中國農村老年婦女口述歷史而撰寫的《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出版，并在當年再次獲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女性史紀念獎”。回憶那段延續10年的訪談和調研，賀蕭非常想念每天一起設計問題、找訪談對象聊天、晚上共同探討困惑的高小賢，這位一生致力于改善中國農村女性狀況的學者于今年4月去世，享年76歲。

如今賀蕭已經退休，她見證過歷史，參與過歷史，更書寫歷史，所以總戲言自己也是歷史的產物。在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研究中，此地發生的變化，遠比同期美國劇烈得多，社會和學術與往日都有很大不同，賀蕭要在一個稍顯平穩的環境里，一直關注一個不斷發生巨大變化的國度。她感慨：“試圖追蹤一個如此復雜社會中的變化，實在令人謙卑。”也正因如此，她的研究仍未陷入枯竭。

作為研究歷史的學者，她穿梭于歷史檔案深處和鮮活田野現場而完成的專著，都建立在她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理解和關切之上。站在更為縱深的歷史維度，賀蕭在親歷種種變遷和極具豐富解釋感的世界中，依然關注著中國，繼續尋找新的研究項目。在這數十年的歷史研究里，她始終想要說的是：“中國社會變化的復雜性讓我深信，一個人不可能理解一切，唯有持續的對話、合作和交流才能催生真正的新知。”

發于2025.11.3總第121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一位來自美國的“老天津通”

記者：李靜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