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軍區政委，又兼任省委一把手，曾提議讓別人擔任，沒被同意

“1966年5月的一天，柳浪溝會議室里，冼恒漢停下茶杯說：‘讓我來兼第一書記，未必是最好方案。’”一句平實的話，揭開了這位生于廣西的將軍在西北二十余年的獨特經歷。

冼恒漢1909年出生在廣西田林縣。1929年底百色起義，他跟隨紅七軍闖進革命洪流。隨后的長征，紅軍主力抵達陜北，他留在西北，幾乎把半生歲月賭在這片黃土。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在賀龍、關向應領導的一二〇師從事政治工作，奔波太行、呂梁之間，埋頭宣傳、組織、籌糧。那時人手緊張，他常背著馬燈在山溝里走到深夜，來回幾十里，挨家勸民兵參軍。

解放戰爭中，他調入西北野戰軍，成了彭德懷手下的政治委員，先后參加青化砭、羊馬河、扶眉等戰役。打胡宗南、破青海馬步芳，槍聲里夾雜沙礫，他的嗓音被風沙磨得嘶啞，卻仍撐著講完動員會。西北的高原和戈壁把這位南方漢子徹底煉成了“土著”。

1949年，西安解放。西北軍區組建，他任政治部副主任，次年升主任。1955年授銜，中將。他愛穿舊軍裝，寫材料常用鉛筆，一支筆能削到握不住才肯換。1956年初，西北軍區撤銷，新設蘭州軍區，他接過政委印信。從此一干就是22年，長到外界乍聽都會皺眉：“真的在同一崗位干了22年？”

所謂“長”，并非停滯。甘青寧地廣人稀，民族宗教問題錯綜復雜，交通又極差，軍區一些部隊駐地到省城來回七八天。1960年代初，糧食緊張，他和司令員主動削減首長灶，兵站補給能省一點是一點。一次視察張掖，他發現馬鈴薯可行，便說：“先讓部隊試種，能活下去最要緊。”幾年后，西北多地推廣“洋芋基地”，民兵、老百姓都跟著學，緩過不少饑荒。

1966年春，“大軍區所在地，必須有同志掛帥”的指示傳到蘭州。中央考慮讓冼恒漢兼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他卻舉薦胡繼宗。胡繼宗地方經驗豐富，1963年已任甘肅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熟悉全省經濟脈絡。冼恒漢認為，“軍隊、地方各有專攻，別把籃子全塞我一個人。”然而慣例擺在那兒，北京軍區政委李雪峰兼北京，武漢軍區政委王任重兼湖北，新疆軍區政委王恩茂兼新疆都已如此。最終還是他披上了兩層“馬甲”。

從那刻起，他的時間被撕得破碎。上午批閱軍區政治部文件，下午飛平涼勘災，夜里回蘭州主持常委會。秘書回憶，冼政委常在車里打盹，醒來繼續翻材料，連皮夾都塞滿小紙條。處理軍地矛盾時，他強調一條：先按政策，再看情理。他與省里干部說話輕聲慢語，卻從不含糊。“政策是鐵，鐵可以熱，熱了才能敲。”那句半帶口語的比喻，在甘肅傳了不少年。

周總理曾向他詢問西北民族工作細節，他列數字、擺案例，沒一句空話。總理點頭后問：“兼任辛苦嗎？”他答：“辛苦，也是一點責任。”簡短六字，沒有多余修辭。

冼恒漢雖是廣西籍，卻把西北看作第二故鄉。雪線以上的乍布寺、高原牧區的帳篷、嘉峪關的風沙都與他有故事。有人統計，自1958年至1975年，他跑了一百三十多次基層牧區，平均每年五到六次，隨行記錄本堆滿一箱。

可惜1977年，一場政治風浪席卷，他卷入被免。外界猜測頗多，當事人沉默。調離西北后，他在北京軍委機關養病，很少接受采訪。知情者提一句，他總擺手，“個人得失算什么，西北幾十年穩定才是真本事。”

1984年，冼恒漢病逝，終年七十五歲。甘肅人民政府發唁電，用了八個字：“疾風勁草，北疆守望。”低調樸素，符合這位老政工干部的行事風格。

回溯他的履歷，會發現一個現象——政治干部久駐一地并不多見，更罕見的是同時握有軍地兩條線。之所以能穩住，一靠政策執行嚴謹，二靠對西北社會肌理的熟稔。有人評價：他不說漂亮話，只給硬辦法。

值得一提的是，他當年極力推薦胡繼宗，雖未獲批準，卻讓外界看見將軍對用人原則的堅持——適才適所。后來胡繼宗仍在甘肅省委長期主持日常工作，兩人互補關系良好。從結果看，這樣的組合為甘肅經濟調研留下不少有價值的數據。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破例采用冼恒漢的建議，讓胡繼宗任第一書記，西北政治生態是否會更早擺脫軍地一肩挑？無法驗證。不過，制度最終選擇了慣例，他也在慣例里盡了全力。

今天談冼恒漢，并非強調個人傳奇，而是提醒人們注意那個年代特有的管理模式：軍區與地方高度交織、干部“一肩多挑”頻繁出現。它有歷史必然性，也帶來磨合成本。冼恒漢的經歷便是一面鏡子，映出制度演變的痕跡。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里，他不是最耀眼的那顆星，卻像西北夜空里最可靠的北斗指針，始終指向一個方向：穩定邊陲，服務人民。沒有鋪張的豪言，有的是一步一腳印的政工擔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