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二十多年大軍區一把手，被免去4個職務，等待5年工作沒著落

“1977年7月，北京西山招待所，你先歇著，消息一來我再找你。”老部下記得冼恒漢那句壓低嗓門的安慰，如今想來，卻更像一聲無奈的告別。

1920年生于廣東臺山的冼恒漢，16歲參加革命。1936年紅軍到陜北，他在人群中遞上入伍申請，從此扎進西北那片黃土地。抗戰、解放戰爭接連推進，他始終同地方百姓打交道，練就一口帶陜西味的粵語。1949年蘭州解放，他在西北軍區政治部任副主任，五年后升主任。

1955年，西北軍區撤銷，新設蘭州軍區。干部一分批南下，他卻主動留下，原因很簡單——“群眾熟，語言通”。從那一年到1977年，他幾乎把全部心血押在甘肅，外人調侃他“半個甘肅人”，他自己也認。

1967年春，大運動風高浪急。中央調軍區進駐地方，他臨危受命，接過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等四頂“官帽”。興修引大入秦、推廣旱作節水、推進白龍江水利樞紐，幾件大工程讓隴中畝產翻番；人們說：“不再端著瓦罐往外討飯。”這些政績，至今在地方檔案里能找到數字佐證。

可鐵路局麻煩像一根倒刺。蘭州鐵路局本隸屬鐵道部，地方卻得參與調解。原本就敵對的兩派在運動中越撕越狠，中央接連下發“三號文件”指向紅三司，他只能按文件站隊，想“團結另一派”卻沒成功。

1974年鐵道部整頓，支持對象180度掉頭。兩千多名干部換人，冼恒漢夾在部和地之間，再想說話已晚，有人冷嘲：“甘肅的事，你說得著嗎？”他只能苦笑。

1976年4月，鐵路局再度失控，上級點名讓他“再跑一趟”。他帶著最新指示，把先前被撤的骨干復職，企圖重建班子。10月“四人幫”粉碎，兩派相互清算，蘭州鐵路局癱瘓數月。有人整理材料上報：冼恒漢“有意助長派性”。

1977年6月，他進京參加會議，以為又是一輪檢討。沒料想，宣布免去他在甘肅的全部職務——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四頂帽子瞬間摘下。處理結果卻不是審查，而是“調京待崗”。冼恒漢點頭稱“完全服從”。從軍人角度看，他明白“宜粗不宜細”的大原則，能全身而退已屬幸運。

待崗的日子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招待所里，他看報、寫字、和老戰友下象棋。有人好奇問：“冼政委，啥時候再上任？”他擺手：“組織有安排。”五年里，安排始終沒落到紙面。

1982年春，蘭州軍區來函，請他回去“澄清歷史問題”。他征求總政意見，多方說“應該沒事”。然而出了機場才知情況變了——他被要求退出現役，按師級離休。消息像一記悶棍，可他只說一句：“接受組織決定。”

離休后日子并不潦草。1985年待遇升回軍級，1988年恢復黨籍，他被邀請出席西北抗戰紀念活動。有人握他手：“老政委，還記得那年咱修的那條渠嗎？”他笑，“渠在，糧在，人活著就好。”

再看冼恒漢跌宕的一生，功過評說歷來不易。甘肅數萬畝旱田因此灌溉；蘭州鐵路局的復亂，也確有他“支持一派壓一派”的硬傷。真相并非黑白分明——特殊年代的政治任務與個人選擇交織，既造就了建設成績，也埋下了爭議禍根。

今天提起他，西北老百姓更多想到的是水渠、糧倉和那句“群眾熟，語言通”。而在軍隊檔案里，他仍是首任蘭州軍區政委。兩份身份，拼成一個立體的人：邊疆建設功臣，亦是政治風浪的裹挾者。這種復雜性，正是新中國早期治國理政的縮影，也是無數同代軍政干部共同的命運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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