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張愛萍把搭檔換掉，對方調地方工作，倆人之前合作不愉快

“1977年2月，葉帥讓我帶句話給你：‘搭檔的事，你來定。’”秘書低聲轉述時，張愛萍抬頭望向窗外，北長街上寒風正勁，對話只有短短一句，卻意味深長。

1975年，國防科委迎來一次“班底混編”。張愛萍從療養院里直接被點將，職務是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主任。政委人選是陶魯笳——長期主政山西、對國防科研幾乎零基礎。彼時的科研系統因運動沖擊尚未復元，所有型號任務都在停滯邊緣，外行帶隊的尷尬隨處可見。張愛萍一到北京八一大樓，第一眼就看見辦公樓前的試驗設備散放一地，他心里咯噔一下：時間耽誤不起。

接下來的幾個月，他把重心放在洲際導彈預研和七機部230廠整頓。白天調計劃、夜里開碰頭會，習慣凌晨兩點批閱文件。然而同一棟樓里，卻流傳“要不要再批判一次張愛萍”的風聲。吹風的人，恰恰出自黨委系統。國防科委黨委書記是張愛萍本人，可運動年代形成的“多頭領導”慣性讓政委陶魯笳握著另一張公章。兩張公章背后，是兩條截然不同的工作路線。

1976年1月，國防科委黨委與七機部黨委聯合籌備萬人批判大會，擬將張愛萍定為“新走資派”。那段日子，他正在301醫院做腿傷復查，一紙通知直接送到病房。張愛萍立即回信：“凡未經我主持研究或同意，以黨委名義作出的決定，一律無效。”口氣強硬，卻擋不住會場已經搭好，標語已經印好。好在軍委辦公會議沒有批復那份撤職報告，風波暫時被按下。

可“暫時”并非“徹底”。精力多花在應付政治攻勢，技術口難免中斷——液體燃料發動機測試推遲、衛星遙測線束遲遲配不齊，研究所里怨聲連連。更棘手的是干部流失：一名型號副總師私下抱怨“搞技術的人天天寫檢查，還怎么出成果”。靠外行領導內行，阻力可想而知。

節點來到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葉劍英重回軍委日常主持工作，他清楚形勢：國防科研要趕緊復蘇，領導班子必須換擋。于是出現了開篇那句“搭檔的事，你來定”。張愛萍心里有數：如果再和陶魯笳搭班子，舊賬新賬擺一起，后果不用猜。

3月初，軍委正式任命張愛萍兼任國防科委黨委書記、主任，不再設政委，改為常務副主任配合。陶魯笳被“妥善安排”，文件措辭樸素：調離軍隊系統，等待分配。幾周后，他轉到國家體委任副主任，工作重點是群眾體育。消息傳出，國防科委大樓安靜了兩天，隨后研發進度表重新上墻，洲際導彈代號工程再次點亮綠燈。

這次調整帶來的最大變化，是決策鏈條從“五六道彎”縮成“直線”。張愛萍要求處長以上干部每周寫一次“進展卡”，紅筆標完成、藍筆標滯后。有人說他“事無巨細”，他擺擺手：“設備壞了我要知道，人心散了更要知道。”新設“夜間協調會”，技術處、政治部、后勤部同桌開會，議題只討論兩件事：科研進度和人員困難。不少老專家感慨，“總算有人聽技術語言，而不是口號”。

外界最直觀的成果，是遠程導彈發動機在酒泉一次試車成功；再往后，返回式衛星捕獲系統提前半年收尾。有人問張愛萍為何敢立下緊迫時間表，他抖抖手中的薄冊：“過去那幾年數據都在，耽誤不是技術，而是氣氛。”顯而易見，氣氛的改變源自領導班子的換血。

不得不說，陶魯笳離開軍隊系統后，并非一蹶不振。在國家體委，他主抓山地戶外與青少年冬季項目，利用山西多年積累的地方資源，把分散的速滑場合并成區域中心。他自己也承認，地方工作更合適他的管理模式。某次大會上，有記者追問他與張愛萍的舊事，他搖頭：“歷史原因，各有苦衷，別再拿來炒新聞。”

張愛萍與陶魯笳的合作、分手，映射出1970年代末國防科研管理的一段縮影：政治與技術的邊界模糊，人事與研發交織拉扯。1977年的那次人事調動，看似個人恩怨，實則是體制恢復理性、技術回到主位的象征。隨著中央陸續下發《國防科研條例》《軍工廠所整頓意見》，國防科委才真正擺脫“運動遺痕”，步入制度化軌道。

緊接著的十四年間，中國完成了一系列從戰略到戰術的武器平臺升級。許多回憶錄中都把1977年視作節點，那封“凡未經我同意皆屬無效”的信，以及葉帥那句“搭檔的事，你來定”，讓后來者明白：工程成敗，先看領導班子；領導能否同心，先看專業與作風是否匹配。

倆人此后再無公開合作。1986年“863計劃”啟動座談，張愛萍作為顧問出席，有記者問他最難忘的挑戰，他想了想，說：“并非技術，而是人與人之間對使命的認同。”回答簡單，卻點到根子。很難否認，如果當年他沒把搭檔換掉，中國國防科技的進度表會是什么樣？沒人能給出精確答案，但有一點比較確定：某些關鍵型號，恐怕不會在80年代末就飛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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