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滾帶爬的鄭智化撒謊了嗎？然而該道歉的，卻應(yīng)該是深圳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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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雯

一、誰在撒謊，誰在失職？

鄭智化的一句“連滾帶爬”，讓整個網(wǎng)絡(luò)炸了鍋。

視頻出來之后，許多人指責他“夸大事實”“煽動情緒”，甚至上升到“陰謀論”。

于是，他發(fā)文道歉，說是自己用詞不當，一時氣憤所致。

但輿論反轉(zhuǎn)得太快了。

人們追著一個形容詞吵，卻忘了事件的本質(zhì)——一個殘障者登機時受阻，是制度問題，不是情緒問題。

他是不是“連滾帶爬”，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

——為什么他必須靠別人攙扶才能登機？
——為什么那25厘米的高度差，成了一個輪椅的障礙？
——為什么機場有“安全規(guī)范”，卻沒有“人性考量”？

這起事件揭露的，不是一個詞的偏差，而是一個系統(tǒng)的冷漠。

鄭智化可以為“措辭失當”道歉，但真正該道歉的，是那套沒有做到位的公權(quán)力系統(tǒng)。

二、“制度化冷漠”：當規(guī)則壓過人性

深圳機場的解釋是：

“為了防止設(shè)備刮碰飛機，根據(jù)安全規(guī)范，登機車與艙門必須保持20厘米的高度差。”

這句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實則冰冷。

它說出了某些管理上的一個典型病癥——規(guī)則至上，責任模糊，人性失語。

在心理學上，這叫“去人化機制”。

它指的是，當個體陷入一個龐大的系統(tǒng)中時，會不自覺地用“標準操作流程”取代“人類同理心”。

于是，保障人員看不到一個坐輪椅的旅客，只看到一臺“移動設(shè)備”需要被處理；

安檢員不在意他是藝術(shù)家還是病人，只在意支架里有金屬；

機場的管理層不關(guān)心殘障者的體驗，只在乎合規(guī)報告上有沒有“事故記錄”。

每個環(huán)節(jié)的人都沒錯，但合起來就錯得離譜。

其實，沒有充分人性化的規(guī)則，看起來安全，其實最危險。

當公共服務(wù)者把“遵守程序”當作“盡責”的全部，就會出現(xiàn)這種荒謬——系統(tǒng)沒有出錯，但人已經(jīng)被碾碎。

三、“感恩邏輯”的陷阱：弱者必須低頭嗎？

有評論人說，鄭智化“無視工作人員的付出”“不懂感恩”。

這其實揭示了我們社會深處的一種思維：弱者不能生氣，弱者不配指責。

在權(quán)威倫理社會中，道德的天平始終傾向于強者。

人們潛意識里認為：

“你能得到服務(wù)，就該感謝。”
“你是殘障人士，還挑三揀四，不懂體諒。”
“別人已經(jīng)幫你了，你還敢抱怨？”

這種邏輯，把“權(quán)利”降格為“恩惠”，讓“尊嚴”變成“可被施舍的慈悲”。

心理學家曾指出：

“當一個社會習慣以憐憫代替平等，它其實在鞏固不平等。”

殘障人士不需要憐憫，他們需要的是制度性的尊重。

真正有公民意識的社會，不要求弱者“懂事”，而要求強者“有心”。

鄭智化不是在乞討，而是在提醒公權(quán)力：“別讓規(guī)則變成鐵籠，讓人掉進25厘米的縫隙里出不來。”

四、公權(quán)力的責任：不是“配合服務(wù)”，而是“主動保障”

“升降車高度差是安全要求”——這句話聽起來很專業(yè)，但如果換個角度，你會發(fā)現(xiàn)它暴露了更大的問題：

機場只是在完成“物的安全”，而不是保障“人的安全”，在他們的邏輯里，飛機是核心，乘客只是變量。

然而，公共服務(wù)機構(gòu)存在的意義，不是為了讓規(guī)則更順暢，而是讓人活得更方便。

這就是心理學中“社會契約意識”的缺位——在現(xiàn)代社會，公共部門是納稅人的代理人，不是上位者。

他們收了公共預(yù)算，就要主動提供公共便利。這不叫“幫忙”，這叫“義務(wù)”。

試想，如果機場真把“人”放在核心位置，事情根本不至于鬧成這樣：

他們可以預(yù)留殘障旅客登機時間；可以提前調(diào)整升降平臺高度；可以配備輪椅坡道；可以用人手輔助而不是讓人“自己想辦法”。

但他們沒做——因為沒有壓力。

直到輿論爆發(fā)，才最終道歉，但愿那不是危機公關(guān)，而是真正的反思。

是的，真正的道歉，應(yīng)該是來自制度，而不是來自歌手。

五、“麻木者的共謀”：我們都成了默認的旁觀者

為什么每次出事，都要靠輿論來推動？

因為公眾已經(jīng)對“公權(quán)力的慢半拍”形成了條件反射。

社會心理學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冷漠者效應(yīng)”：

當責任被分散，每個人都覺得“不是我的事”，于是所有人都袖手旁觀。

機場有規(guī)定；安檢有程序；工作人員有上級；上級有制度——結(jié)果是，每個人都沒錯，但弱者的尊嚴就這樣死在“沒錯”的鏈條里。

我們習慣了麻木。

習慣了“算了，他也不容易”；
習慣了“別惹事”；
習慣了“反正我不坐輪椅”。

可這正是問題所在：當麻木成了常態(tài)，公權(quán)力的惰性就會被默認為合理。

鄭智化的憤怒，其實在撕開我們的冷漠。他用一個殘障者的尷尬，讓我們看見了系統(tǒng)的傲慢——那種“程序沒錯，人就該忍”的傲慢。

六、一個細節(jié)，就是一個國家的溫度

你也許覺得，25厘米不算什么，但對一個坐輪椅的人，那就是尊嚴的分界線。

一個國家的文明，從來不是看GDP，也不是看機場多大，而是看——當一個最弱的人需要幫助時，系統(tǒng)是否伸出了手。

心理學有個概念叫“社會支持感”：它決定了一個人對社會的安全感與歸屬感。

當一個人一次次被拒絕、被推諉、被“按流程”時，他得到的不是幫助，而是羞辱。

“連滾帶爬”不是撒謊，而是情緒化的真實感受。

那是一種羞恥、無力、被世界拋下的痛。

我們不該用冷笑去審判這種情緒，而應(yīng)該反思：為什么一個輪椅要被迫去滾？為什么一個殘障者要為正常登機付出道歉的代價？

真正的道歉，不該出自他口中，而是應(yīng)該出自那個讓他丟掉臉面的系統(tǒng)。

七、從制度到人心：真正的改進要從哪開始？

一個機場的無障礙問題，看似小事，其實是整個社會治理的縮影。

公共機構(gòu)往往陷入一種“合規(guī)幻覺”：只要我按標準執(zhí)行，就算盡責。

但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早就提醒我們：“現(xiàn)代社會的危機，不在于效率的缺乏，而在于理性的過度。”

我們修地鐵、蓋航站樓、造摩天大廈，卻不愿多花一點心思在一個斜坡上。我們花億萬在AI安檢，卻不花幾十元配個軟墊給殘障者。

這不是能力問題，是態(tài)度問題。

鄭智化事件后，深圳機場火速道歉，且積極做好各項措施應(yīng)對，是開了一個極好的頭。

八、梅娘說：當弱者連滾帶爬，我們都在沉默中共謀

鄭智化不需要被捧，也不該被罵。他只是一個讓我們看到系統(tǒng)漏洞的人。

一個社會若連弱者的抱怨都容不下，那所謂的“文明”就只是裝飾。

一個機場若只在乎安全規(guī)范而忘記尊嚴保障，那就不是“現(xiàn)代化”，而是“機械化”。

所以——連滾帶爬的鄭智化沒有撒謊，真正該道歉的，是那個讓他必須連滾帶爬的機場。

因為他不是在鬧情緒，他只是在為每一個可能摔倒的我們，爭一口氣。

別把弱者的憤怒當作矯情，那其實是一個社會的體檢報告。

當公權(quán)力學會為25厘米的高度差負責，這個國家的文明，才真正有了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