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擔任北京市委書記，66年被“打倒”，平反后成為八大元老之一

“彭老，總算又見到您了！”——1979年1月27日傍晚，人民大會堂南門口，一位值勤多年的老警衛員握著彭真的雙手，壓低聲音，卻難掩激動。場內燈火通明，彭真面色凝重，又帶著幾分久別重逢后的釋然，他向四周掃了一眼，這座由他親手規劃奠基的建筑，如今再次向他敞開大門。

掌聲很快吞沒了短暫的寒暄。這一刻標志著彭真在政治舞臺上的回歸，但距離完全平反還有二十天。大多數與會者心里明白，經歷十二年風雨的老人能站在這里，本身就是一次歷史檢驗。

時間撥回到1923年。年僅二十二歲的彭真，放棄在北京大學旁聽的機會，不聲不響地回到山西老家組織工運——帶頭罷工、印傳單、寫標語，“彭小個”成了當地督軍的眼中釘。六年牢獄生活隨之而來，凄風苦雨的看守所里，他照樣給難友講《共產黨宣言》，拆棉絮換紙筆抄寫《新青年》。有人勸他“認個錯就能出去”，年輕的彭真只丟下一句：“骨頭可以打斷，志不能打彎。”

出獄后，他被調往北方局，與劉少奇、薄一波等人一起經營華北地下工作。為了躲特務，他在大柵欄與西直門之間換了十多處住所。抗戰爆發，彭真向中央提議“騎兵拉槍線、平原筑堡壘”，在冀中平原建立敵后根據地。1945年，他躋身政治局；三年后，奉命進駐北平，負責籌劃“和平解放”談判。北平城沒放一槍，幾十萬駐軍安然撤離，與他的細致布局密不可分。

建國初期，彭真身兼北京市長、北京市委書記。新政權最缺制度，他抓住機會主持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每天伏案十余小時，批注密密麻麻。有人回憶，他常把剛改完的條款拿在手里搖一搖，自言自語：“紙薄，法理得厚實一點。”1955年，他又被推舉為中央法制委員會負責人。那幾年，北京城市改造如火如荼，可他最上心的卻是廉政。他常說，“干部兜里只有工作牌，不能多任何別的東西。”

轉折出現在1965年末。圍繞《海瑞罷官》的爭論被迅速政治化，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彭真出面召集座談，提出《二月提綱》，主張“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努力把火頭壓回學術討論。2月3日，他把提綱帶到杭州遞呈毛澤東，毛當場未置可否。尷尬的是，三天后康生、江青接連發難，把《二月提綱》定性為“包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4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當眾批彭一人，場面尖刻。會后，一份厚厚的“材料”羅列所謂“二月兵變”“桃園三結義”“暢觀樓事件”等莫須有罪名，連夜下發。5月，彭真被撤職、隔離；10月，扣上“叛徒”“反革命分子”頭銜，被押到秦城監獄。他的夫人張潔清同樣遭到關押。

秦城高墻內，老人被剝奪通信權，早晨五點起床，晚上十點熄燈，單人間里連收音機都被沒收。看守怕他自學外語，把唯一的英文《資本論》抽走。雖如此，彭真仍用牙膏皮卷成筒，記錄每日思考。十年冷板凳，身體或許被折磨得佝僂，精神卻在暗處發芽。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央決定給“文革”中冤獄干部摘帽。12月27日，在胡耀邦批示下，彭真夫婦由西安專機抵京。那段歡迎場面被媒體嚴格保密，卻在機關大院里口耳相傳。當時有人興奮地說：“老彭站出來，北京的天就亮了。”

真正的重任隨即而來。1979年7月，全國人大設立法律委員會，彭真出任主任。一年里，他主持完成刑法、刑事訴訟法、選舉法等多部基礎性法律。文件堆在辦公桌上像小山，他常叼著沒點燃的煙卷，一條一條摳字眼。有意思的是，在討論訴訟時限時，他把外國范本一字展開，甚至連標點也不放過，“立法容不得一句大話”，這句告誡至今仍在法工委流傳。

1980年極端分子鼓噪“要干一場大的”，彭真斬釘截鐵：“依法處理，不能亂來。”同年，他主持全國人大首次憲法修改草案審議；到1982年新憲法通過，前后改了三千多處。熟悉內情的人說，幾乎每個字都經他親手過目，這位曾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老人，用法律把國家重新拉回正軌。

在政治舞臺上，他與鄧小平、陳云、彭、薄、習、宋、楊并稱“八大元老”，但彭真私底下最愛談的是北京城。他說，老胡同要保，地下管線要新；城市發展要給百姓留呼吸口。遺憾的是，壯志未酬之時，他身患多重心腦血管疾病，1997年4月26日晨在北京安靜辭世，享年九十五歲。

細數彭真的一生，波折與榮光交織。青年時，他冒死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年時，他建章立制、廉政為民；老年時，他以法治重新塑造國家政治秩序。六年監獄、十年囚禁，兩度憲法起草、數十部法律審議，這些片段像釘子一樣釘進20世紀中國歷史年表。假如要概括，他不過是信守了一句簡單的話——“骨頭可以打斷，志不能打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