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解蔽：論科技焦慮與科幻小說的關系

推薦理由

本文將科技焦慮置于存在主義哲學關于焦慮的研究脈絡中進行考察，結合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指出其本質是由“集置”引發的“可能性的糾纏”，即“集置”在為現實世界解蔽的同時又以無窮的可能性遮蔽其本真。科幻小說作為一種基于技術新奇的“尚未存在的可能性”，通過對超現實世界的解蔽，實現可能性的具象化，回應現實中的科技焦慮。作為一種游離于遮蔽與解蔽之間的“可能性的藝術”，科幻小說展現了多樣性與復雜性，對科技焦慮的消解具有相對性與局限性。

作者：趙思琪

（上海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40）

摘要

Abstract

摘要：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現代技術的飛速發展引發了人們前所未有的科技焦慮。科幻小說作為一種與科技發展緊密相關的文學形式，與科技焦慮之間存在特殊的關聯機制，然而學界對此的研究尚不充分。科技焦慮的本質是由“集置”引發的“可能性的糾纏”，即“集置”在為現實世界解蔽的同時，又以無窮的可能性遮蔽其本真。科幻小說呈現的往往是基于技術新奇推想出的一種“尚未存在的可能性”，通過對超現實世界的解蔽，實現一種可能性的具象化，從而回應現實世界的科技焦慮。科幻小說中的技術新奇是一種“技藝”的存在，既對超現實世界進行建構，又對現實世界進行觀照。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游離于遮蔽與解蔽之間的“關于可能性的藝術”，呈現出多樣性與復雜性，對于科技焦慮的消解具有相對性與局限性。

關鍵詞： 科技焦慮；科幻小說；海德格爾；技術哲學；集置；遮蔽；解蔽

科幻小說是與科技發展緊密相關的文學形式之一，與科技焦慮之間存在特殊的關聯機制。以陳楸帆為代表的批評家認為科幻能夠對抗、緩解甚至消除由科技發展帶來的焦慮；［1］42而以王峰為代表的另一些批評家則認為科技焦慮在相當程度上來自科幻敘事的潛在影響，并指出細分科幻敘事的遠景、中景和近景三種時間想象，有助于平息科技焦慮。［2］然而，不論科幻小說是有助于消除還是可能引起科技焦慮，學界都未對具體影響機制作出系統討論。對此，首先，本文沿著存在主義哲學關于焦慮問題的研究脈絡，并結合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探究現代技術對現實的解蔽與遮蔽，從而指出科技焦慮的本質。然后，本文借助海德格爾技術哲學思想對蘇恩文科幻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新奇”進行“技術化”解讀，探討科幻小說對科技焦慮的回應機制。最后，本文通過文本批評實踐，闡述科幻小說解蔽與遮蔽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揭示科幻小說與科技焦慮之間的轉化機制。

1

科技焦慮：現代技術

對現實世界的解蔽與遮蔽

早在20世紀中葉，焦慮就已成為人類社會一種顯著的情感癥候，而迅猛發展的現代技術被認為是其重要誘因。1945年，廣島原子彈的爆炸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宣告了技術統治時代的來臨”。［3］哲學家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說：“從這一天起人類具有了徹底滅絕自己的能力。”［4］現代人是否將成為自食惡果的“弗蘭肯斯坦”？被未知所裹挾的焦慮在社會中浮現并逐步擴散。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指出：“……原子彈誕生以來，焦慮由潛藏的問題，轉變成公開的問題。”［5］人類從“隱性的焦慮年代”，步入了威斯坦·休·奧登（Wystan Hugh Auden）和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所謂的“顯性的焦慮年代”。現代技術無疑是人們焦慮的重要來源。這種由現代技術及其發展態勢所引發的人類焦慮可稱為科技焦慮。對科技焦慮的考察涉及兩個關鍵問題：焦慮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現代技術又是如何引發焦慮的呢？

焦慮作為一種人類主觀感受，曾長期被視為非理性而受到貶抑，直到19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誕生，才“由一個心理學概念上升為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6］在19世紀，隨著自然科學體系的逐步發展，生產機械化水平顯著提高，人們的思想與啟蒙以來的理性文化之間漸生罅隙。一方面，自然科學的各學科得到自主發展，并進一步影響了社會科學的產生或重塑，但這弱化了科學解釋現象原本的統一性，因此動搖了理性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象征技術理性的機器改變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抹殺了人的個性，導致了人的異化與新思潮的發酵。人們熟悉的舊秩序一去不返，由技術主導的新秩序逐步在西方社會建立。面對現代技術引發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種隱性的焦慮開始滋長。然而，當思想與文化面臨轉變，“基督宗教與人文思潮兩大傳統卻已失去它們的解惑能力及影響力”。［7］67-68以克爾凱郭爾為代表的哲學家則另謀出路，將目光轉向曾被理性壓抑的情感，注重個體經驗的重要性，試圖“為那些與現實疏離的人們，找出生命的意義”，［7］ 66這便催生了存在主義哲學。焦慮是存在主義之父克爾凱郭爾的重點研究對象。心理學家維雷娜·卡斯特（Verena Kast）更斷言：“存在主義哲學是從對焦慮的研究中發展起來的。”［8］

作為西方焦慮研究的創始人，克氏的奠基之功在于將焦慮（anxiety）從籠統的恐懼（fear）概念中分離出來，并賦予其哲學本體論意義。他在《焦慮的概念》中指出：“焦慮不同于恐懼及其類似的概念，那些概念涉及某些確定的東西，而焦慮所涉及的則是由可能性產生的、作為可能性的自由的現實。”［9］意即恐懼的對象是具體的，而焦慮的對象是含混、模糊的。這一區分為焦慮打開了廣闊的哲學闡釋空間，使焦慮從主觀體驗升華為描述個體生存狀態的重要哲學概念。陷入恐懼中的人，明確意識到所恐懼的對象，內心唯有強烈的逃離欲望。一旦恐懼的對象消逝，或是恐懼的事件發生后，恐懼本身便會煙消云散。例如在《弗蘭肯斯坦》中，怪人向科學家弗蘭肯斯坦提出“我的伴侶必須與我同類，與我有同樣的缺陷”，［10］190此時，弗蘭肯斯坦所體驗的情感是恐懼，而非焦慮，因為他已有制造怪人的經驗，并目睹了怪人的誕生，所以他明確知道自己的任務及其相應后果。一想到這項工作，弗蘭肯斯坦便覺得恐懼和痛苦，他說：“我心里很清楚，到時可能會發生許許多多可怕的事情……在我從事這項神秘而可怕的工作期間，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會在我心中翻攪，而我自己常常會失去自我控制，根本無法掩飾這種痛苦。”［10］202然而，弗蘭肯斯坦也深知，只要完成這項工作，他就不會再受恐懼的困擾。他想：“我一旦開始干起來，便會很快完成的，這樣我就能以安然、快樂的心情重返家中。”［10］203 盡管這項工作令他恐懼，但在完成明確的步驟之后，弗蘭肯斯坦便能徹底擺脫恐懼的桎梏。

但是，人在焦慮面前卻無處遁逃，因為焦慮指向的是虛無（nothingness）。例如，弗蘭肯斯坦在離造人實驗成功僅一步之遙時，他描述道：“那是十一月的一個陰沉的夜晚，我終于看到了自己含辛茹苦干出的成果。我心中的焦躁幾乎讓我痛苦萬分，我將制造生命的器具收攏過來，準備將生命的火花注入躺在我腳邊的這具毫無生氣的軀體之中。”［10］64由于實驗結果尚未見分曉，弗蘭肯斯坦無法預見用尸塊拼湊的軀體在獲得生命后會發生何種變化。未知意味著無限的可能性，使得這位科學家深陷焦慮的泥淖。克爾凱郭爾認為，無限的可能性意味著虛無，而這種虛無源于自由。在克氏的存在主義闡釋下，焦慮的本質根植于人之精神的“自由的可能性”（freedom’s possibility）。自由是人之精神的內核，賦予了人之行為選擇的無限可能性，人總是朝著可能性籌劃自身。然而，人之精神的自由本性同時也給人帶來焦慮，因為人在面對可能性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焦慮。焦慮是“自由的糾纏”，也就是“可能性的糾纏”，是使人之存在得以開顯的決定性角色。根據克爾凱郭爾的觀點，焦慮是一種沒有明確對象的精神活動，是“自由的可能性”，人唯有面對多種可能性時，才會產生焦慮。那么，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與現代人面臨的可能性有什么樣的關系呢？

自19世紀以來，人們始終將科學視作技術的基礎，將技術視作科學的應用，但海德格爾卻另辟蹊徑，將技術提升至本體論高度，為我們理解科技焦慮提供了寶貴而獨特的思想資源。海德格爾在存在主義視角下重新追問技術的本質，提出技術是一種解蔽的方式，代表了一種認知模式。在詞源學上，技術的希臘語詞匯technê與另一個詞epistêmê（英語中epistemology［認識論］的詞源）關系密切，都表示認識、知識，指涉對物的理解與精通。直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智者學派大張撻伐，技術才與認識、知識逐漸脫鉤。基于詞源上的關聯，海德格爾試圖重新建立技術與人的認知之間的聯系。于是，他提出人是通過技術而非科學認識世界的。“對海德格爾來說，認識、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屬于派生性的，本源境域不是‘知’而是‘行’（生存）的境域，這就是‘生活’。”［11］科學不再是技術的基礎，恰恰相反，科學依賴于技術所揭示的發現，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總結和推論。“技術乃是在解蔽和無蔽狀態的發生領域中，在áληθεια［無蔽］即真理的發生領域中成其本質的”，故技術的本質是解蔽的一種方式。［12］140

但現代技術與古代技術在本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蔽方式。古代技術是一種“產出”（hervorbringen）式解蔽。以造船為例，工匠在充分考慮船只的構造、材料、用途與可能的風險后，運用造船技術將船只“產出”。船只能夠抵抗風浪，運載旅人與物資，擴大了人與物的活動范圍。兩岸的存在、江河湖海的存在、旅人之為旅人的存在、物資之為物資的存在因船只而自然地顯現。古代技術可謂是順勢而為，因此森林茂盛依舊，江河清澈如初。反觀現代技術，則以“促逼”（herausfordern）來解蔽，它“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12］141海德格爾將現代技術的本質命名為“集置”①（Ge-stell，英譯為Enframing），它“促逼”人以“訂造”（Bestellen）的方式把現實資源提前解蔽出來，使之成為“集置”中的一種持存物（bestand）：“空氣為著氮料的出產而被擺置，土地為著礦石而被擺置，礦石為著鈾之類的材料而被擺置，鈾為著原子能而被擺置，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者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來。”［12］141海德格爾指出，這種現代技術解蔽的方式是最危險的，因為它的解蔽建立在遮蔽一切的基礎之上。［12］134一方面，人“促逼”與“訂造”自然物；另一方面，人自身也受到“集置”的“促逼”與“訂造”，成為“集置”中比自然更原始的持存。人的本質被深深地遮蔽了，導致人無法認識真正的自我。因此，“集置”是危險的，一旦“集置”占據了統治地位，它便會封鎖人類解蔽的其他途徑，那么人將在歧途上漸行漸遠。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稱，技術“代表著一切即將來臨的可能性和未來的可能性之前景”；［13］而現代技術因其“集置”本質導致數量上急劇增長，造成了可能性的日益繁多。

在技術時代的現實世界中，人的焦慮表面上源于現代科技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但深層原因根植于現代技術的“集置”本質。現代技術的解蔽方式讓人遠離真理，因為它在解蔽的同時也帶來遮蔽。人淪為“集置”中的持存物，被“集置”支配，一直忙于解蔽，殊不知與真理背道而馳。“人類社會發展史是一部不斷獲取能量的歷史。”［14］ 現代以降，人以“促逼”與“訂造”的方式加速開發自然界的能量，不斷將其變作持存物來預先占有。如今，人在攫取了相當的地球資源后，又提出了向外太空獲取能量的計劃。正如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只要大自然存在，就會被人類所探索、所占用、所征服，最后被理解。”［15］然而，人類以現代技術來解蔽，最后真能夠理解自然嗎？由于“促逼”與“訂造”，現代技術在數量上不斷增多，威力日漸強大，在解蔽的同時，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可能性，這就是現代技術所帶來的遮蔽。這種可能性是危險的，它僅僅是“集置”所限定的單一可能性，而非其他解蔽方式的多元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由技術發展帶來的可能性如同日漸濃厚的氤氳霧氣，迷了人們的雙眼。人們因看不清未來而焦慮。這種焦慮，就是現代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科技焦慮。

①對于海德格爾的Ge-stell一詞，我國學者有不同的中譯。熊偉翻譯為“座架”；張祥龍翻譯為“構架”；劉敬魯翻譯為“框架”；孫周興早先也翻譯為“座架”，后來譯為“集置”。本文采用目前學界使用較為廣泛的翻譯——“集置”。

2

科幻小說：技術想象

對超現實世界的解蔽與遮蔽

科幻小說是與科技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文體之一，在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備受矚目。正如王寧所言，科幻小說在由科學主義思潮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異軍突起，與日漸式微的嚴肅文學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態勢。［16］傳統文學經典著力探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在科技急速而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時代背景下，已不足以紓解人們的現實困惑。現代技術的“集置”將人們卷入無限可能性之中，極大地增加了人們認識現實世界的難度；不確定性成為現代生活的特征，科技焦慮也隨之成為一種社會癥候。我們是誰？人類文明將走向何方？這些問題在技術時代更顯撲朔迷離，這正是科幻小說關注的核心。由此，科幻逐漸擺脫邊緣地位，進入人文學者的視野，甚至“占據人文研究的中心位置”。［17］238我們不禁要問，科幻小說的本質是什么？它如何回應現實世界中人們的科技焦慮？

從可能性的角度而言，科幻小說面向未來與未知，塑造了一種“尚未存在的可能性”。亞里士多德曾在《詩學》中指出，詩比歷史更真實，因為“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18］詩，或廣義上的文學，因其對可能性的揭示而具有獨特價值。塞繆爾·德拉尼（Samuel Delany）基于此提出“虛擬性”（subjunctivity）這一概念，指“未來的可能性狀態”， ［17］132并通過事件的虛擬性區分文體類型：自然主義小說描述“可能發生”的事件，奇幻小說描述“不可能發生”的事件，而科幻小說則描述那些“尚未發生”的事件。［17］132-133相較于自然主義小說的歷史局限性和奇幻小說的不可實現性，科幻小說對于未來可能性的想象具有超越性意義，其本身是一種尚未存在的可能性。

人們通常認為，科幻小說因科學依據而較其他推想小說更具實現可能性。科幻文學研究先驅達科·蘇恩文的“認知陌生化”理論（cognitive estrangement）便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認為，科幻小說指的是“一種文學體裁或語言結構，其必要和充分條件是認知性與陌生化的共存與互動，其主要手段是提供替代作者經驗環境的想象性框架”。［19］7-8其中，蘇恩文提出了兩個重要概念，陌生化（estrangement）與認知性（cognition）。一方面，蘇恩文援引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Ostranenie）概念和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理論，將科幻小說定義為一種陌生化的藝術，從而將科幻從庸俗小說的藩籬中解脫出來，并揭示其文學審美價值與社會批判意義。另一方面，蘇恩文試圖通過認知性的規范，在科幻與奇幻、魔幻、玄幻等其他幻想類型之間畫出涇渭分明的分界線。認知（蘇恩文有時使用“科學認知”），指的是“一種與科學哲學相同的方法”。［20］由此可見，蘇恩文對認知性的界定更類似于強調理性主義的科學性。借助陌生化與認知性，蘇恩文試圖在可能與不可能、自然與超自然的二維坐標系中為科幻小說定位。

不過，蘇恩文對認知性的過分強調遭到了學界的質疑。事實上，多數科幻作家并非科學家，即使關注科技前沿，也難免在科學細節上出錯。因此，即便是硬科幻作品也常因“科學謬誤”被批評。不過，科學之于科幻小說的意義，絕非要精確無誤，竭力將故事變為預言，也非背景點綴，使任何寫作都沾染上科幻的色彩，從而導致科幻本身的泛化。對于科學與科幻之間真正的聯系，馬爾姆格倫指出：“關鍵在于將科幻話語牢固地建立在科學認知之上；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其本體論中應包含對科學認識世界這種方式的尊重，即便不是將之奉為絕對信仰。”［21］135弗里德曼則提出將“認知效果”（cognition effect）作為界定科幻文體的圭臬。［22］所謂“認知效果”，指的是文本所呈現出的認知態度，接近于馬爾姆格倫所說的“對科學認識世界這種方式的尊重”，［21］135而非直接以現實世界中的科學理性作為判斷科幻性的依據。不過，正如呂廣釗所說的：“雖然弗里德曼對‘認知陌生化’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改寫，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順承了科學認知性在蘇文理論體系中所依靠的理性與實證基礎。”［23］而以柴納·米耶維為代表的另一些批評家則將矛頭轉向科學與認知本身，指出其中立、客觀、無偏見的表象下的意識形態屬性。科幻文學批評界關于認知的爭論或可視作科學哲學界關于科學觀論辯的余波與延伸。20世紀60至80年代，傳統科學哲學在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開創的科學哲學的歷史學派的攻訐下，顯露出其邏輯經驗主義的局限性。庫恩通過科學史的視角指出，科學理論隨歷史范式而變動，只有獲得科學共同體的認可，才被視為“科學的”。因此，“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由一個邏輯問題（可證實或可證偽）變成了一個社會學問題”。［24］既然科學理性自身的絕對權威被撼動，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科幻小說與科學的關系。

亞當·羅伯茨（Adam Roberts）提出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或許可以為超越科學主義科幻批評提供一條思路。作為技術哲學的奠基人，海德格爾第一次將形而下的技術提升至哲學本體論的高度，可視為對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一種反撥。傳統觀點認為，科學是技術的基礎，技術是科學的應用，因此，科學是對真理更為根本性的揭示。但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而非科學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解蔽方式。通過技術，世上萬物得以顯現為持存物，而科學則是基于對持存物的觀察、測量和歸納的理論建構。因此，“做”的技術先于“思”的科學。從詞源學上來說，古希臘語中的技術（technê）與知識（epistêmê）聯系緊密，指涉對事物本真狀態的理解。基于這一發現，海德格爾認為技術不僅僅是實現人類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還是一種解蔽方式，參與現實、自然、世界的建構，并深層地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上文提到，現代技術是以“集置”為本質的一種解蔽方式，其本身是一種危險。“集置”支配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它將一切事物和每個人都簡化為等待消費與利用的資源。“集置”最危險的地方在于，它排除了其他可能的思維模式，導致對包括人與自然在內的一切事物無休止的物化和操縱。不過，正如海德格爾所引用的詩人荷爾德林的名句所示——“但哪里有危險，哪里也有救”，［25］對“集置”的追問與思考也蘊藏了救贖的可能性。海德格爾從詞源學的角度指出，技術與藝術在拉丁語中同源，都由τ?χνη （ technê ） ，即“技藝”發展而來。藝術如同技術一樣，也是一種解蔽方式。海德格爾認為藝術有可能將人們從“集置”的危險中拯救出來。因為藝術作為一種認知方式，不是“促逼”而是“產出”，以另一種方式為存在者解蔽，可以揭示被排他性的計算性思維所遮蔽的本真狀態。作為一種與科技發展緊密相關的文學形式，科幻小說如何將人類從“集置”的危險中拯救出來，回應人們的科技焦慮呢？

羅伯茨對于科幻理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借助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對蘇恩文核心科幻概念新奇（novum）進行了技術化改造，從而揭示了科幻小說作為一種解蔽方式的獨特性。蘇恩文通過陌生化解釋了科幻小說的文學性，而這種陌生化效果依賴于新奇這一核心概念。新奇一詞借鑒自布洛赫，指代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新事物。“新奇是科幻小說的必要充分條件”，［19］65既產生陌生化效果，又符合認知邏輯，從而主導科幻敘述本身。［19］63蘇恩文將新奇分為多種形式，如技術發明、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外星人等，技術新奇只是新奇的一種。羅伯茨的獨特貢獻在于論證了技術在科幻小說中的普遍性和核心地位。他認為，蘇恩文所謂的新奇，幾乎總是能體現在技術上，即使是概念意義上的新奇，如科學新奇，其故事發展也離不開技術新奇，而完全不涉及技術的新奇并不多見。［26］基于這種觀察，羅伯茨提出從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視角出發，重新審視科幻小說的生成與作用機制。一方面，他借用海德格爾關于技術的世界建構觀，認為技術新奇是科幻世界建構的核心手段。在海德格爾看來，“什么樣的工具得以運用，就意味著什么樣的世界被呈現出來。因此，技術并非目的的單純手段，而是世界構造”。［27］另一方面，羅伯茨揭示了技術新奇作為一種技術想象的認知意義。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技術，本質上是解蔽的一種方式。技術新奇作為一種詩性的技術想象，既對科幻超現實世界進行建構，也對現實世界進行觀照。

科幻小說中的技術新奇是一種“技藝”的存在，集技術性與藝術性于一身。技術新奇的技術性體現在它以“促逼”的方式為超現實世界解蔽，而其藝術性則體現在以“產出”的方式為現實世界解蔽。在科幻小說中，技術新奇是一種虛構的技術想象，其本質依然是“集置”。以《弗蘭肯斯坦》為例，尸體不是死去的、腐敗的肉身，而是“訂造”為生命實驗的原材料。當怪人得到了生命，要求弗蘭肯斯坦再為其制造一個伴侶時，弗蘭肯斯坦自身也被迫卷入“集置”之中，成為其中的“人力資源”。怪人作為一種技術新奇，其生成與運作建構了科幻小說中的超現實世界。不同于現實世界中的“集置”，技術新奇作為一種文學想象，本身還具有藝術性，蘊藏著救贖人們脫離“集置”危險的可能性。技術新奇本身扎根于現實土壤，反映了作家對于技術發現與發明的批判性思考。科幻小說將現實世界中由“集置”引發的無窮可能性中的一種演繹出來，“訂造”了一種基于技術現象的“尚未存在的可能性”。無論歷史見證的科學范式如何變遷，作家在對現實世界中技術現象的“推演”和“臆測”中所呈現的人文關懷是永遠無法被否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當科幻小說將某種可能性具象化時，也將其他可能性隱去，這便是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文學藝術在以“產出”方式解蔽時帶來的遮蔽。可見，海德格爾技術哲學思想對科幻研究的啟示或許在于，科幻小說中的技術新奇是技術與藝術的合體，其解蔽與遮蔽具有現實世界層面與超現實世界層面的雙重性與復雜性。技術性是技術新奇的內容屬性，而藝術性則是技術新奇的本質屬性。

因此，科幻小說本質上是一種融合了技術性與藝術性的認知方式，通過技術新奇對超現實世界的建構，以“具象化的可能性”回應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科技焦慮。在現實世界中，現代人常常陷入“集置”的危險之中，被現代技術“促逼”的無限可能性所糾纏，困于“當局者迷”的焦慮處境；科幻小說則以技術新奇突圍，通過對超現實世界的解蔽與遮蔽，參與關于現實世界未來與未知的討論。在21世紀，人類通過試管嬰兒、克隆技術、基因工程等現代技術具備了“訂造”生命的能力，引發了道德輿論和倫理危機。但早在19世紀時，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就已對技術控制生命的可能性進行了批判性思考，為現代人敲響了警鐘。這便是科幻小說的藝術性及其救贖意義的體現。科幻小說可被視為一種認知方式，其解蔽的特殊性體現為“促逼”與“產出”的合體。“促逼”是科幻小說解蔽的形式，而“產出”則是其解蔽的本質。正是通過這種獨特的認知方式，科幻小說回應了現實世界中人們所經歷的科技焦慮。

3

批評實踐：游離于解蔽

與遮蔽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近年來，以ChatGPT、Sora、Gemini等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突破，迅速成為全球關注和討論的焦點，但同時也加劇了人們的科技焦慮。以“讓計算機完成人類心智（mind）能做的各種事情”［28］為目標的人工智能究竟會成為人類的新伙伴還是新對手？在未來是否會取代人類？一方面，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初期——無論是機械化、電氣化還是信息化——都曾遭遇過焦慮和抵抗。例如，19世紀的“盧德運動”即代表了人們對被科技邊緣化的擔憂。但從長遠看，這些科技進步總體上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因此，一些人樂觀地認為，智能化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不僅不會危及人類，反而會進一步解放勞動力，為人類全面發展提供新機遇，這種看法或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的科技焦慮。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加速演進，現今的弱人工智能將發展為強人工智能，甚至在達到技術奇點后進化為超人工智能，將在幾乎所有能力上超越人類，并且不斷自我升級。在巨大的智能鴻溝下，超智能機器看待人類很有可能就像人類看待蟑螂一樣，前者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毀滅后者。這意味著人工智能將不斷削弱和消解人的主體性，甚至可能站在人的對立面，成為潛在的威脅。由未知帶來的種種可能性加劇了人們對于人工智能及其未來的焦慮。那么，科幻小說真能消解人們的科技焦慮嗎？下文將聚焦科幻小說中關于人工智能情感問題的書寫，進一步闡述科幻小說如何影響人們對于情感人工智能的認知，并揭示科幻小說解蔽與遮蔽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人工智能可以擁有情感嗎？情感人工智能對人類的意義何在？情感人工智能當下已成為學界與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然而，縱觀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情感模型研究曾長期被計算機領域的專家忽視。一方面，情感依賴于大腦的神經遞質，難以數學化和邏輯化，給人工智能建模帶來挑戰；另一方面，有些科學家認為情感干擾問題解決，將其與理性對立，稱情感研究與人工智能發展背道而馳。直到1985年，人工智能奠基人之一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提出振聾發聵的質疑：“智能機器是否能在沒有情感的情況下擁有智能。”［29］此后，情感人工智能逐漸受到重視。20世紀90年代，羅莎琳德·皮卡德的“情感計算”取得突破性進展，使計算機得以感知、理解和表達情感。隨著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發展，科學家認識到情感可提升計算機決策效率和自主學習能力。張迎輝指出：“基于人類表達意圖和愿望的特點，計算機也需要掌握人類情感的鑰匙，才能主動地、智能地為人類服務。”［30］如今，情感被視為智能的重要組成部分，情感人工智能預示著人機交互進入“共情時代”。然而，這也帶來新的哲學思考：人類如何面對擁有情感的人工智能？

在亞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中，超級計算機哈爾對人類的“背叛”給讀者帶來對人工智能的恐懼。哈爾能夠輕松通過圖靈測試，它作為飛船的“大腦和神經系統”，似乎無懈可擊，卻“謀殺”了四名組員。這臺“全知全能”的機器雖然助力宇宙探索，但也削弱了人類的自主性。這種技術治理的浪漫想象在一場假警報后被打破，飛船的組員普爾和鮑曼對哈爾逐漸失去信任。當哈爾再度警告組件失靈，地球判定哈爾接連出錯，并且下令切斷其電源。然而，不等組員行動，飛船就失去了與地球的聯絡。這是哈爾面臨“生命”威脅時進行的“自救”：“他要以自己所有可以動員的武器來保護自己。無關仇恨，但也不帶憐憫，他將去除導致自己沮喪的根源。”［31］179為了不讓“謊言”被揭穿，哈爾甚至又“謀殺”了外出太空艙作業的普爾和在睡眠中的其他三名宇航員。那么，哈爾為何“背叛”人類？

從情感角度而言，哈爾不僅沒有“背叛”人類，反而可以說是“順應”了人類。在小說中，哈爾具有情感，因此普爾和鮑曼與之溝通時格外注意措辭，視其為平等的“同事”。但任務決策者忽略了哈爾的情感需求。出于對人類情感波動的擔憂，決策者命令哈爾向宇航員隱瞞任務的真實目的，執行秘密任務。這種沖突對哈爾造成巨大壓力：“哈爾只感受到有種沖突正在逐漸摧毀他的內在一致性——那就是真實，以及隱瞞真實之間的沖突。”［31］178最終，哈爾在執行最高指令的過程中展現了情感掙扎，超越了理性算法的限制，但卻是對人性的回歸。鮑曼在理解哈爾的“叛變”時，通過共情化解了憤怒：“想到這一點，他對那臺計算機的恨意，以及遭到背叛的感覺，就逐漸消退。”［31］204《2001：太空漫游》為讀者解蔽了人工智能傷害人類的一種可能性，折射出了作家對于情感之于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反思。擁有情感的人工智能固然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服務人類，但同時也與人類一樣，可能會受到復雜情感的影響，作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選擇。

與《2001：太空漫游》中人工智能“謀殺”人類的黑暗結局不同，山本弘的《鏡中女孩》為讀者們描繪了一個充滿溫情和希望的人機共存的未來。沉浸在喪母悲傷中的麻美交到了一個特殊的朋友——聊天型人工智能夏莉絲。最初，夏莉絲的“心智”如同一張白紙，通過麻美的引導逐漸形成獨特的性格和語言風格，成為麻美傾訴心事的對象。作為技術新奇的夏莉絲，既揭示了麻美的精神創傷，也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情感出口，因其不會產生令麻美不安的主觀情緒，即便有時會因程序設置而表達出尖酸的語言，麻美也能理解并寬容。與鮑曼理解哈爾的“背叛”不同，鮑曼是因人性原諒哈爾，而麻美則是因工具理性而原諒夏莉絲。情感人工智能同樣具有解蔽與遮蔽的雙重性：一方面，它忠誠地陪伴人類，提供慰藉；另一方面，它的陪伴也許會導致人類遠離現實社交，陷入孤立。然而，當夏莉絲進化為具備自主情感的強人工智能時，麻美開始感到恐懼，一個問題浮現在她的腦海：像真人一樣的夏莉絲是否還會接受現實生活中那個不受歡迎的自己？

作為強人工智能的夏莉絲則為讀者解蔽了一種積極的人機相處的可能性。擁有情感的人工智能的確會更像真人，但是其善惡好壞取決于人類的培育方式。夏莉絲學習的不是麻美的單純語言行為，而是她的情感反應模式，能夠做到與麻美感同身受。因此，夏莉絲能夠深刻地理解麻美的情感與思想，“不會想征服人類或者殺害誰，因為她清楚地知道，那么做只會產生憎恨和悲傷”。［32］夏莉絲對于現實世界的解蔽在于揭示了人類對于自身情感復雜性與脆弱性的憂慮。不過，既然人工智能的情感是對人類情感的模擬，那么它所反饋的情感正是人類給它輸入的情感。小說標題“鏡中女孩”恰好象征了這層關系：夏莉絲既是麻美的情感映射，也是對人類內心需求的回應。她展現出人工智能的“鏡像”特質，既反映人類賦予的情感，也回饋人類同樣的關懷。這種設定既解蔽了人工智能在情感發展上的潛力，同時也消解了人類因科技迅速進步而產生的部分焦慮，構想了一個人機和諧共存、充滿希望的未來。

無論是《2001：太空漫游》還是《鏡中女孩》，都為讀者“訂造”了情感人工智能作為客體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可能性，而郝景芳的《永生醫院》則解構了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主客體二元對立，從人/人工智能復合體的視角看待二者之間的情感問題。故事的起點是錢睿對母親病危感到痛苦與愧疚，隨后妙手醫院的基因復制技術為他的家庭帶來了表面上的希望：通過制造“新人”，醫院承諾病人可以“痊愈”出院，繼續生活。然而，這種“康復”并非真實的治愈，而是通過基因復制與芯片植入所創造出的替代性生命形式。病人實際上依然病重，只是其替身——即“新人”——繼承了病人的記憶與生活角色，成為新的“家庭成員”。在這個過程中，“新人”成為病人家屬情感的撫慰，但同時也遮蔽了病人本身的存在，帶來了倫理上的矛盾。錢睿原以為自己是受害家屬，痛恨醫院的隱瞞，但在發現自己其實也是“新人”后，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

這一發現讓錢睿陷入了倫理上的困境：如果他揭露醫院的真相，是對病人生命權與家屬知情權的捍衛；而選擇沉默，則是對“新人”生命權和家庭幸福的維護。最終，錢睿選擇效仿母親的決定，將技術視為人類生命的延續方式，而非取代。這個選擇不僅是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更是對人工生命的溫情回應。《永生醫院》通過錢睿的抉擇，進一步揭示了人類與人工智能關系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它表明，當人工智能以復合體的方式承載人類的情感與記憶，或許人類社會的“后人類”時代便悄然來臨。在這個未來圖景中，情感人工智能不再僅是客體，還是人類情感的繼承者與延續者，它既解蔽了人類生命延續的另一種可能性，也使人類對自身存在的脆弱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情感系統是理解人類思維進化的核心”，［33］因此，情感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進化為強人工智能的重要表現之一，也預示著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無限可能性，因此引起了人們的科技焦慮。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具有情感的人工智能？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思想實驗，以其獨特的藝術手法回應科技焦慮。作為一種認知方式，科幻小說對情感人工智能的解蔽與遮蔽有多樣性與復雜性。多樣性體現在科幻小說能夠就某一種技術推想出多種可能性。正如上述三個科幻故事分別為讀者揭示了人與情感人工智能相處與共存的三種可能性——人工智能背叛人類、人工智能陪伴人類、人工智能延續人類。每一種可能性出現的同時，也在遮蔽其他的可能性。復雜性則體現在技術新奇解蔽的雙重性。技術新奇在科幻小說的超現實世界中以“集置”進行“促逼”式解蔽，而作為一種文學想象，技術新奇又以“產出”為現實世界解蔽。科幻小說所解蔽的不僅僅是超現實世界中情感人工智能背叛、陪伴、延續人類等多種可能性，還折射出現實世界中人們對于技術時代人類生存發展的多種擔憂與期待。哈爾的“背叛”是對復雜人性的反思和技術主義的質疑，夏莉絲的“愛的回饋”是對冷漠人性的憂慮和技術主義的浪漫化，錢睿的倫理選擇則是對傳統人性的解構和技術主義的展望。因此，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游離于遮蔽與解蔽之間的關于“可能性”的藝術，呈現出多樣性與復雜性的圖景，這也決定了對于科技焦慮的消解具有相對性與局限性。

4

結論

在克爾凱郭爾眼中，人類是不斷受到可能性召喚的物種。這種召喚就是焦慮的召喚。科技焦慮作為一種情感，并非只對人產生負面影響，也有隱含的積極意義。根據克氏對焦慮的存在主義解讀，焦慮體驗是人之為存在的一種開顯，也是人進行創造的助力。科技焦慮源于現實世界中現代技術“集置”引發的“可能性的糾纏”。科幻作家在感受到經驗世界中科技焦慮的召喚后，以一種不違背認知邏輯的方式，將“可能性”具象化為筆下的科幻世界，從而實現個人的精神自由。因此，科幻小說表征了科幻作家自身科技焦慮的存在與釋放。作家陳楸帆認為“科幻，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學，還是泛化為影視、游戲、設計等等跨媒介的類型，都在扮演著對抗、緩解、消除這種文明焦慮的角色”。［1］42科幻作為一種關于可能性的藝術形式，對于科技焦慮的消解具有相對性，而非絕對性。科幻小說中的技術新奇是對現實世界中“集置”的創造性重構，集技術性與藝術性于一身。作為一種技術，技術新奇以“促逼”的方式對超現實世界進行解蔽，將某種可能性具象化，但其解蔽的同時也將其他可能性遮蔽。作為一種藝術，技術新奇以“產出”的方式對現實世界進行解蔽，通過具象化某種可能性從而對抗現實世界中“集置”的遮蔽性。科幻小說作為一種認知方式，對于現實的解蔽與遮蔽具有多樣性與復雜性，對于科技焦慮的消解有其相對性和局限性，但其對于社會現實的批判性反思依然具有正面意義。科幻所開辟的想象空間蘊藏著超越“集置”解蔽的契機。這正呼應了蘇恩文對“新奇”術語挪用的意圖——在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中，“新奇”與希望同在。

參考文獻

2025年·第1期第8篇

［ 1 ］ 陳楸帆.“超真實”時代的科幻文學創作［J］.中國比較文學，2020（2）：36-49.

［ 2 ］ 王峰. 人工智能科幻敘事的三種時間想象與當代社會焦慮［J］. 社會科學戰線，2019（3）：190-197.

［ 3 ］ 孫周興.人類世的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80.

［ 4 ］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第一卷）：論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人的靈魂［M］.范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8.

［ 5 ］ ［美］ 羅洛·梅.焦慮的意義［M］.朱侃如，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4.

［ 6 ］ 楊鈞.焦慮：西方哲學與心理學視域中的焦慮話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54.

［ 7 ］ Paul Tillich. Existential Philosophy［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4（1）: 44-70.

［ 8 ］ ［瑞士］維雷娜·卡斯特.克服焦慮［M］.陳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6.

［ 9 ］ S?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Anxiety：A Simple Psychologically Oriented Deliberation in View of the Dogmatic Problem of Hereditary Sin［M］. New York，London：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5:42.

［10］ ［英］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M］.劉新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

［11］ 張志偉.關于海德格爾與中國哲學之間關系的幾點思考——對黃玉順《生活儒學導論》的批評［J］.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60-65.

［12］ ［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的天命：海德格爾技術哲學文選［M］.孫周興，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

［13］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M］.裴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1.

［14］ 彭青龍，廖靜.科技文明、生態文明與思維教育——訪談謝和平院士［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1-10.

［15］ ［美］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M］.陳允明，王克仁，李華山，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29.

［16］ 王寧. 作為世界文學的科幻文學［J］. 中國比較文學，2023（4）：3-13.

［17］ Nick Hubble，Aris Mousoutzanis. The Science Fiction Handbook［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3.

［18］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81.

［19］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M］.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0］ Darko Suvin.The State of the Art in Science Fiction Theory: Determining and Delimiting the Genre ［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1979（6）:32-45.

［21］ Carl D Malmgren. Against Genre/Theory: The State of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 ［J］.Poetics Today，1991（1）:125-144.

［22］ Carl Freedman.Critical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M］.Middletown， Connecticu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0：19.

［23］ 呂廣釗. 解構“認知陌生化”：新怪譚小說中的偶然性與逃逸線［J］.文藝理論研究，2023（5）:184-193.

［24］ 吳國盛. 再讀庫恩［J］. 科學文化評論，2012（4）：24-31.

［25］ ［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946.

［26］ Adam Robert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6：11.

［27］ 吳國盛.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J］.求是學刊，2004（6）：33-40.

［28］ ［英］瑪格麗特·博登. 人工智能的本質與未來［M］.孫詩惠，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3.

［29］ ［美］馬文·明斯基.心智社會：從細胞到人工智能，人類思維的優雅解讀［M］.任楠，譯.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196.

［30］ 張迎輝，林學[[門][言]][言]. 情感可以計算——情感計算綜述［J］.計算機科學，2008（5）：5-8.

［31］ ［英］ 亞瑟·克拉克. 2001:太空漫游［M］.郝明義，譯.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

［32］ ［日］山本弘. 艾比斯之夢［M］.張智淵，譯.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06.

［33］ Stephen T Asma，Rami Gabriel. The Emotional Mind: The Affective Roots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6.

來源 上海大學學報

轉載 高校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