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義的嘆息：“婚內強奸者”羈押258天后獲國家賠償

英國有句諺語：“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作者 | 磊叔

編輯 | 磊叔

題圖 | AI制

當河南濮陽的尹某接過國家賠償決定書時，他或許正坐在某間不起眼的辦公室里。33萬余元，是285天自由的價碼，也是一段破碎人生的補償。而他價值32萬的房產，早在羈押期間簽訂的一紙協議中，已歸屬前妻。

這則新聞如秋日里一片尋常落葉，迅速被信息的洪流吞沒。然而，它飄落的軌跡，卻刻下了這個時代如何稱量正義的印記。

一、走廊上的正義

尹某的故事里，正義仿佛醫院廣播里那句“請病人不要隨便死在走廊上”——程序性地發聲，卻與個體的痛苦保持著疏離的默契。

尹某案中，程序多處“短路”：武女士體內及衣物未檢出精斑，尹某也提交了勃起功能障礙的醫療報告。這些本應被審慎審視的證據，卻被某種慣性裹挾著向前。如同在精神病院滯留16年的唐哲，臨床早已治愈，卻因一紙手續與自由絕緣。制度一旦啟動，便遵循自身的邏輯，而個體的真實處境，往往淪為可被擱置的細節。

我們的司法傳統中，長期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人們渴望看到“善有善報”的實體正義，以至于時常忽略——正義實現的過程本身，必須正當。當程序可被隨意變通，它便容易淪為達成特定目的的工具，而非保障每個人權利的屏障。

聶樹斌案再審時，有人評論：“程序正義之光消融實體正義堅冰”。但對尹某而言，這道光來得太遲。房產與債務已在羈押期間落定。國家賠償了他的自由，卻無法還原被程序疏漏改寫的人生。這種遺憾令人想起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伊里奇，“最簡單、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

二、枯燥的故事與沉默的個體

真正的痛苦往往是沉默的。尹某們在輿論場中失語，他們的故事不夠煽情，缺乏二元對立的張力，充斥著法律程序的枯燥與人性困境的灰度。正如《梨泰院殺人事件》中那個絕望的追問：“他們沒有殺人，那到底是誰殺死了我可憐的兒子？”沒有完美的答案，只有法律固有的悖論。

面對尹某案，任何激昂的論斷都可能失之輕浮。真正的復雜性拒絕被簡化。這令人想起凱文·卡特——那位因《禿鷲與女孩》而飽受指責最終自殺的攝影師，他的遺言寫道：“對不起，生命中的悲傷遠遠超過了歡樂。”

三、鏡像與現實

一邊是詞語的過剩：華麗的口號、虛構的激情、速食的道德審判。一邊是詞語的匱乏：尹某們無法講述自己的故事，連最基本的公平都成奢望。

我國司法實踐中，曾長期存在“重打擊，輕保護”的傾向。當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沖突，前者常被犧牲。然而，一系列冤錯案件警示我們：這些案件往往存在嚴重的程序違法或不當。

“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這“看得見的方式”，正是程序正義。它要求司法行為規范文明、對待各方公平公正、審判程序合法適當。它不僅塑造司法在人心中的公正形象，樹立權威，也影響人們對裁判結果的接受與信賴。

四、在正確的軌道上

我們都乘坐著各自的交通工具，在制度的軌道上運行。有時，我們忘記這些制度的終點應是人的自由與尊嚴。當程序本身成為目的，當正義的實現變得機械而冷漠，我們就該自問：是否仍在正確的軌道上？

“程序的陽光”能消融實體正義的堅冰，但前提是陽光必須普照每個角落——包括那些不起眼的小城，那些復雜的婚姻糾紛，那些不夠“完美”的受害者與被告。

回到婚內強奸這一核心問題，我國司法實踐已形成相對清晰的認定標準：關鍵在于行為發生時婚姻關系是否處于正常狀態。婚姻關系正常時，丈夫一般不構成強奸罪主體；但若關系處于不穩定狀態（如感情破裂、分居、離婚訴訟期），則可能構成。尹某案中，二人正處于離婚糾紛，本屬“婚姻關系非正常階段”，但證據鏈的斷裂使強奸指控難以成立。

五、在細碎的歷史中飛行

尹某案以國家賠償告終，但留下的問題遠未消散。

法律不僅要公平，更須保障程序正義。即使案件終結，冤獄帶來的傷痛與困惑仍在心頭縈繞。對五兄弟而言，真正的釋懷從來不是賠款所能換回，而是社會與司法對誤判的真誠反思和徹底清理。

程序正義保障個人權利，實質正義建構揚善除惡的公共秩序。追求實質正義者，請尊重程序正義！維護程序正義者，請勿遺忘實質正義！

在細碎的歷史中飛行，每個人都是乘客，也都可能成為明天的尹某。唯有保持清醒的頭腦與溫暖的心，才能在詞語的狂歡與沉默的囚籠之間，尋得通往更公正社會的路徑。

畢竟，程序正義的缺失，遠比個體冤屈更具破壞力。它如地基的裂縫，看似微小，卻足以令整座正義大廈傾斜。

而我們，都居住在這座大廈之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婚內強奸案”，男子獲國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