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西北41年，官至大軍區(qū)政委，后被取消原待遇，每月發(fā)200元

“老冼，你怎么就回到了師級待遇？”1983年初的蘭州總院病房里，一名舊部壓低聲音問。冼恒漢搖了搖頭，沒有多言，右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圈，意思是“說來話長”。短短一句對話，把這位開國中將跌宕的后半生拉到眾人眼前。

1929年，廣西賓陽的青年冼恒漢踏進百色起義的隊伍。那一年，他才十八歲，卻已能熟練背出《布爾什維克》雜志上的口號。入紅七軍、遠赴瑞金、被調(diào)湘贛地方武裝——三年間幾度改編，他兜里那本《新青年》早被磨破，仍舍不得扔。1933年組成紅六軍團，他跟隨蕭克、王震揮師烏蒙山；1935年在貴州遵義南部突圍，他首次擔任師政治處主任。此后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紅二方面軍成形，他的軍政工作從此離不開“大西南與大西北”這七個字。

長征結束，抗戰(zhàn)爆發(fā)。冼恒漢編入八路軍120師，砍樹修工事、熬粥接難民，晉西北的草木風聲皆可作教材，他自嘲“口袋里裝著《政治工作條例》，鞋底卻是黃土”。1943年冬，他在興縣前沿組織一場“火線入黨”儀式，29名戰(zhàn)士端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宣誓，這段插曲后來被寫進晉綏軍區(qū)黨史。

進入解放戰(zhàn)爭，彭德懷把賀龍部改編為西北野戰(zhàn)軍，第一縱隊成立，冼恒漢出任縱隊政治部主任。沙家店的沖鋒、羊馬城的夜戰(zhàn)，他常站在通信壕里大喊：“不許亂！槍口抬高一寸！”聲音嘶啞到第二天還在冒血絲。1949年初西安解放，縱隊番號變?yōu)榈谝卉姡S軍一路西進。至此，冼恒漢與西北的黃沙戈壁再難分開。

新中國成立后，他在西北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兩個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1955年授銜，41歲，紅底金星的中將領章閃亮；與此同時，軍區(qū)體制大調(diào)整，蘭州軍區(qū)獨立，他升任政委，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大軍區(qū)正職中將”。那時他常說：“哪怕西北只有鉚釘廠，也能擰出工業(yè)化的螺絲。”

轉折出現(xiàn)在1967年。甘肅省委主要負責人被隔離審查，中央指令軍隊支左。冼恒漢臨危兼任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鐵路、電力、冶金、石油——幾乎所有關鍵部門都要軍代表參與，他在日記里寫過一句：“政治掛帥，但生產(chǎn)不能丟。”遺憾的是，形勢發(fā)展遠超個人掌控。蘭州鐵路局兩派對立愈演愈烈，沖突不斷，被上綱上線為“路線問題”的材料也越堆越高。

1977年，他被要求“離蘭州、候安排”，正式文件認定存在“嚴重路線錯誤”。調(diào)令下來，去向卻空白。他從年富力強熬到鬢發(fā)夾雪，等待了足足五年。1982年初返蘭“接受組織處理”時，驟然得知：原副大軍區(qū)職待遇取消，按地、師級安置，月發(fā)生活費兩百元。消息傳來，他在院內(nèi)突發(fā)大面積心梗，搶救兩晝夜才脫險。

兩百元在當年并非微薄，問題是他要自找住房、交暖氣費，還得養(yǎng)活常年隨侍的老伴。住處選在蘭州肖家巷一棟舊磚樓，墻皮斑駁，冬天屋里溫度常常零度出頭。有意思的是，他仍堅持每天五點起床背《古文觀止》，說是“防癡呆”。街坊見面寒暄，總能聽見他大聲問好，仿佛胸前還別著將星。

1983年夏，他忍痛寫下十二頁申訴材料。措辭直白：“本人確有執(zhí)行不當之處，但決非謀私，也無意壓制群眾自發(fā)組織。”材料上報總政治部。次年春，總政電話打到蘭州：“原處理偏重，按正軍級離休。”政策一旦糾正，住房、醫(yī)保、警衛(wèi)員統(tǒng)統(tǒng)歸位。熟識的老兵說：“老冼終于又能穿那身呢大衣去曬太陽了。”

此后十年，他極少公開談及當年的跌宕。偶爾有人請教，他只回答一句：“組織決定，我服從。”1993年1月31日，冼恒漢病逝，終年八十二歲。葬禮簡單，靈柩覆蓋的仍是那面鮮紅的軍旗。人們或許還在爭論功過，戈壁風沙卻早已吹平當年殘留的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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