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喊不動了？育兒補貼，大班保教費減免，為啥難拉動出生率

育兒補貼發放了，學前一年保教費減免了，出生率為何仍在低位徘徊？這背后是一場關乎經濟、文化、性別平等的復雜博弈。

2025年秋季起，安徽、寧夏、廣州等多地陸續出臺政策，免除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保育教育費，民辦幼兒園也參照相關標準減免。

同時，各地育兒補貼政策相繼落地。這些政策旨在減輕家庭生育負擔，但人口學者和研究機構普遍認為，單靠經濟激勵難以根本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

01 政策大禮包：各地推出育兒補貼與保教費減免

今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生育支持措施密集出臺。

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實施方案》，宣布從2025年秋季學期起，“免除全省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在園兒童保育教育費”。

寧夏回族自治區也推出了類似政策，并詳細規定了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擔比例。

廣州市教育局則于10月28日發布《廣州市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政策有關問題解答》，明確從2025年秋季學期開始，“廣州免除全市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在園兒童的保育教育費”。

在育兒補貼方面，多地也不同程度地推出了現金補貼政策。

但經濟激勵似乎并未帶來預期的生育熱情。2024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為954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在連續7年下降后雖迎來首次反彈，但仍在低位徘徊。

02 經濟賬本：養育成本與補貼力度差距巨大

為什么真金白銀的投入，難以換來相應的生育熱情？經濟因素仍然是首要障礙。

數據顯示，“我國育齡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89個，但實際生育子女數僅為1.19個”，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山東省的一項調查顯示，“育齡女性平均預期育兒成本高達48.7萬元”。與此相比，目前各地的育兒補貼標準每月大多在幾百元水平，如深圳為“每孩每年3600元的育兒補貼”，與高昂的養育成本相比，猶如杯水車薪。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國出現了生育率“超前式”下滑的獨特現象，并識別出三個具有中國特殊性的重要影響因素：“照料困境、教育焦慮、住房負擔”。

在照料責任迅速“再家庭化”的背景下，家庭養育功能弱化，家長的養育責任卻不斷升級。

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大大增加了生育孩子

的經濟、時間、心理壓力，導致家庭生育意愿持續走低。

03 文化變遷：從“想生”到“不想生”的觀念革命

除了經濟考量，文化變遷也是影響生育的關鍵因素。

農工黨中央委員段青英在2025年全國兩會的提案中指出：“低生育率本質上是社會文化現象，生育文化觀念是影響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深層原因”。

一方面，全球化帶來多元文化交融，疊加長時間低生育的社會歷程，使我國傳統生育文化受到挑戰，“更多人接受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甚至不生”。

另一方面，網絡時代，“源于對經濟就業領域的內卷焦慮，向教育養育領域彌漫式傳導”，‘恐婚’‘恐育’等婚育觀念在互聯網上形成‘劇場’效應，進一步影響了未婚未育群體的生育意愿與信心”。

中共中央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審時度勢地提出，要“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明確倡導積極的婚育觀，優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勵措施”。

這標志著政策重心正從“經濟激勵”逐步延伸到“價值引導”，從物質支持轉向文化塑造。

04 女性困境：職場懲罰與生育成本的雙重壓力

女性作為生育主體，面臨著更為復雜的決策環境。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馬菊花指出，現行稅收政策對生育支持的著力點仍停留在子女教育專項扣除等表層領域，缺乏對“高質量生育”的關注，尤其是“未能真正且有效觸及女性這一重要主體在生育過程中所承受的隱性成本”。

女性在生育過程中不得不面臨來自“職業發展、健康風險、社會認同等多維因素的干擾”。

這種政策設計缺陷，導致生育稅收政策支持體系形成結構性失衡，呈現“前端激勵生育的政策不足、生育周期內健康保障缺位、全周期職業發展受阻的三重困境”。

此外，育兒補貼政策的設計也可能存在盲點。深圳一位市民因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被排除在育兒補貼門外的事件，引發了人們對政策包容性的思考。

評論指出：“育兒補貼政策本意是緩解育兒經濟壓力，在本事件中卻因與婚姻捆綁，對單身母親構成雙重擠壓”。

05 系統解法：從單點政策到系統性變革

面對復雜的低生育率難題，零敲碎打的政策顯然不足以應對。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建議，要真正消除生育決策中的障礙，需要“在三大具有中國特殊性的制約因素上發力”，即“照料困境、教育焦慮、住房負擔”，制定更加有針對性和行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

段青英委員則提出了更具體的系統解決方案：一是回歸文化原點，讓育齡人群“想生”；二是破解生育難點，讓育齡人群“敢生”；三是打通孕育堵點，讓育齡人群“能生”。

在文化層面，要“重塑中華優秀傳統生育文化根脈”，同時“構建生育友好文化氛圍”。

在政策層面，要“加大政策‘力度’，減輕養育成本壓力”，進一步擴大育兒補貼發放范圍；同時“拓展政策‘廣度’，推進教育優質均衡”，繼續加大托育服務供給。

在健康服務層面，要“完善育齡女性生育力科學評估框架”，“強化人工流產綜合干預”，并“完善男性生殖健康保障”。

育兒補貼和保教費減免只是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第一步。隨著“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倡導積極的婚育觀”，未來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更多從“單點突破”轉向“系統重構”。

當年輕人的生育決策不再被成本、焦慮和困境所捆綁，當社會的支持體系能夠真正接住每一個家庭的生育需求，人口的春天或許才會悄然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