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氮里瑟瑟發抖的“孩子”

有些新聞，你得連在一起看，才覺得魔幻。就像你看一出戲，只看一幕，是才子佳人；連著看，才發現是東莞愛情故事。

作者 | 苗子米

編輯 | 磊叔胖

題圖 | AI制圖

福建的李女士，想用亡夫留下的胚胎，給自己生第二個孩子。這事兒聽著，就是一個女人在巨大的悲痛后，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延續一點丈夫的血脈和生命的念想。這念想，卑微得像冬天里的一口熱氣，純粹得不能再純粹。但醫院大手一揮：不行。理由是法規、是倫理、是那一套我們聽了耳朵起繭，但從沒搞懂過的“為你好”。

醫院像個保安，忠實地守著一個巨大的液氮罐，里面裝著幾個休眠的細胞。它說，這是規定，沒有爹簽字，這孩子不能“激活”。你看，丈夫死了，變成了一道法律程序上的BUG，一個無法點擊的“同意”按鈕。一個活生生的母親，帶著子宮和全部的愛站在門外，卻成了“無關人士”。

這事兒荒唐嗎？當然。但更荒唐的是，我們總能為這種荒唐找到合理的解釋，甚至打造出“皆大歡喜”的樣板戲。

你看那個失獨老人的案例。四個老人，沒了孩子，比李女士還慘。他們想要孫子，醫院也說不行。但人家一路上訴，二審贏了，拿到了胚胎。然后呢？他們揣著這幾個珍貴的細胞，跨過國境線，找到了老撾一位女士的子宮。一場跨國“借腹生子”就這么悄然上演。最后，孩子在中國出生，上了戶口，皆大歡-喜。

別急著感動，這里面全是生意，全是“技術處理”。

什么叫皆大歡喜？是四個老人得到了精神寄托，還是那位老撾女性拿到了十萬塊“感謝費”？我總覺得，那個一出生就背負著四個老人期望、跨越了國界、繞開了中國法律的孩子，不太會感到“歡喜”。他從一個細胞開始，就是一份合同的KPI，一個法律漏洞的產品，一個用錢和思念堆出來的紀念品。

這里面的邏輯，翻譯過來就是：在國內，我們的倫理很高尚，子宮很寶貴，規定比天大；但在國外，別人的子宮可以租，別人的倫理可以談價，規定可以用錢繞過去。我們假裝自己是干凈的，只不過是把垃圾掃到了鄰居家門口。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病。我們喜歡制造“公平幻覺”。就像新聞里提到的宗慶后，我們曾經以為，首富也得遵守基本法，只能生一個。后來發現，人家早就妻妾成群，子孫滿堂了。規則，從來都只給看得懂規則、且遵守規則的老實人準備的。對于另一些人，規則是用來突破的，法律是用來解釋的，倫理是用來談判的。

李女士的悲劇就在于，她太老實了。她以為愛可以戰勝一切，卻不知道愛在冰冷的規定面前，一文不值。她丈夫的死亡證明，就是一張紅牌，把她罰下了“生育”這場比賽。而那四個老人，他們更懂“中國式”解決問題的辦法：當一扇門關上時，他們會找到一個姓“錢”的窗戶。

我們總是在討論技術帶來的倫理問題。其實哪有那么多倫理問題，說到底，都是權利和利益的分配問題。

他們說捐精是匿名的，保護隱私。結果DNA技術一出來，白銀案的兇手都能通過遠房親戚的DNA給揪出來，你還相信那個在小本本上登記的“匿名”？技術都坐上高鐵了，我們的管理規定還在趕牛車，車上還插著一面“倫理”的大旗，風一吹，獵獵作響，仿佛自己很威風。

一個女人，想用自己的子宮，植入自己和丈夫的胚胎，生下一個帶著丈夫基因的孩子。這件事，傷害了誰？是傷害了那個液氮罐的尊嚴，還是妨礙了醫院年底的評優？他們說，要考慮孩子出生后沒有父親的權益。這話說得，比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還腰疼。中國有多少單親家庭的孩子？是不是他們都沒有資格出生？一個在母親的期盼和愛意中出生的孩子，會比一個在父母終日爭吵的家庭里成長的孩子，更不幸嗎？

別再拿那些虛頭巴腦的“倫理”來當擋箭牌了。法律如果失去了人情和常識的底座，那就是一堆僵化的代碼。它保護的，既不是生命，也不是人性，而是程序本身的正確。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那個在零下196度液氮里沉睡的胚胎，那個可能成為一個孩子的生命種子，它到底歸誰管？是歸那個已經無法簽字的父親，還是歸那個捧著一顆心的母親？

當一個社會，需要一個寡婦去對簿公堂，才能爭取懷上自己丈夫孩子的權利時，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那個孩子，如果有一天能出生，他應該姓李，跟著媽媽。而不應該姓“法”，或者姓“規”，更不應該姓“醫院”。因為前者是生命，后者，只是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