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為何美國執意要中國加入五常，而蘇聯卻極力反對？

1945年的舊金山會議上，“聯合國”正式誕生，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分配成為最緊迫的任務。

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美國和蘇聯這對盟友卻出現了罕見的立場分歧，美國力挺中國成為五常之一，蘇聯卻堅決反對。

美國的戰略算盤

美國支持中國入常的決策絕非一時興起，而是基于多重戰略考量。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出的巨大貢獻有目共睹，從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中國獨立抵抗日本侵略長達四年之久，牽制了日本陸軍主力兵力，為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爭取了寶貴時間。

美國政界普遍認為，沒有中國的頑強抵抗，二戰的進程可能會被改寫。

美國已經預見到戰后世界將形成美蘇兩極對抗的格局，急需在亞洲找到一個可靠的伙伴來制衡蘇聯的擴張。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如果能將其納入盟友體系，將形成對蘇聯的有效牽制。

羅斯福總統曾多次表示，他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穩定、與美國合作的中國，這不僅能維護亞洲和平，也能減輕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戰略壓力。

美國還希望通過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來促進亞洲殖民體系的瓦解。

二戰后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美國希望以中國為榜樣，推動亞洲國家的去殖民化進程，從而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的影響力，為美國資本和價值觀進入亞洲鋪平道路。

防范中國威脅其安全

與美國的積極態度形成鮮明對比，蘇聯對中國入常的立場卻異常堅決，反對。

主要源于蘇聯對遠東安全的長期憂慮。沙俄時期通過不平等條約從中國獲取的大片土地，特別是外東北地區，一直是蘇聯領導人心中的敏感地帶。

他們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國未來可能會提出領土要求，威脅到蘇聯的遠東戰略安全。

雖然當時中國由國民黨政府執政，但蘇聯已經預見到共產主義力量在中國的發展潛力。

斯大林擔心中國一旦起，可能會成為亞洲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反而挑戰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

此外，蘇聯還擔心中國入常會加強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蘇聯領導人清楚，美國支持中國是為了制衡自己，如果中國成為五常之一，美中在聯合國框架內的合作將對蘇聯形成更大壓力。

特別是在日本問題上，蘇聯希望獲得更多話語權，而中國的加入可能會稀釋蘇聯的影響力。

雅爾塔密約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會晤，商討戰后世界格局問題。

在這個會議上，三國在沒有中國代表參與的情況下，討論了涉及中國主權的重要問題。

協定規定，蘇聯在德國投降后兩至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條件包括恢復俄國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失去的權益，如大連港國際化、蘇聯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等。

這些條款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卻毫不知情。

直到羅斯福去世后，新任總統杜魯門才將協定內容告知蔣介石。

盡管雅爾塔協定對中國不利，但美國在后續談判中還是努力維護了中國的一些核心利益。比如在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的談判中，美國施壓蘇聯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只是允許蘇聯使用某些軍事基地。

波茨坦公告

隨著戰局發展，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逐漸得到法理確認。

1945年7月發布的 《波茨坦公告》 第八條明確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開羅宣言》早在1943年就已明確宣布，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如東北、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

在波茨坦會議期間，中國雖然沒有派代表出席，但公告發布前征求了蔣介石的同意。

公告的發布和執行過程強化了中國在戰后秩序中的合法地位，為后來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奠定了法理基礎。

蘇聯雖然在雅爾塔會議上獲得了遠東特權，但也不得不接受中國在波茨坦公告中的地位。

既想維護從中國獲取的利益，又不得不面對中國作為獨立大國崛起的現實。

聯合國成立

1945年4月25日，舊金山會議正式召開，50個國家的代表齊聚一堂，共商聯合國憲章。

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分配上，美國力主邀請中國參加，并明確表示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因為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已經得到國際公認。

蘇聯雖然最初反對，但在看到無法改變局面后，轉而提出要求增加其加盟共和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作為補償。

最終達成的妥協方案是，蘇聯和其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都獲得了聯合國會員國席位，但常任理事國席位仍限定為五個，美、蘇、英、法、中。

代表團首席代表宋子文在發言中強調了中國對世界和平的承諾，以及參與國際事務的意愿。

特別是在關于否決權的討論中，中國主張慎重使用這一權力，這是負責任大國最起碼的態度。

大國博弈

國際地位從來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靠自身實力和貢獻贏得的。中國在二戰中的巨大犧牲和頑強抵抗，是獲得五常席位的根本原因。

大國博弈中，戰略自主至關重要。盡管當時中國國力有限，但在關鍵問題上堅持原則，維護了國家核心利益。

國際政治中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國支持中國入常是出于自身戰略考量，蘇聯反對同樣如此。

中國能夠成功入常，一方面是自身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大國利益平衡的產物。

他們在極其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既堅持原則底線，又靈活應對挑戰，最終為國家贏得了應有的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