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科技：為中華文脈注入時代新生力

歷史長河浩蕩，文明瑰寶璀璨。當凝視數萬年前古人類的基因密碼，觸摸千年古剎的堅實梁柱，欣賞古代壁畫的絢麗色彩時，這是我們與歷史的對話，亦是在見證如何以科技創新之力點亮文物保護利用之路。

“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面對時代的宏大命題，答案在實踐中愈發清晰而堅定：創新是必由之路，科學技術要打頭陣。在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工作會議上，這已成為行業的共識與行動。

回望來路，我國文物事業的發展始終與科技進步同頻共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傳統工藝，到改革開放后的科學化理念確立，再到新時代文物與科技的深度融合，科技自立自強已成為文物保護利用的時代之要。自2004年起，國家文物局創設了重點科研基地這一創新平臺。本著“不為所有、但為所用”的開放理念，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單位的優勢力量，旨在建設成為行業的“科技研發中心、人才孵化中心、成果輻射中心、交流合作中心”。如今，這支承載著全行業深厚期望的“國家隊”，在文物保護利用的廣闊天地里結出累累碩果。

攻堅克難

科技研發結出累累碩果

“十三五”以來，各科研基地圍繞文物“防、保、研、管、用”的重大需求，開展了一場場科研攻關，攻克了諸多“卡脖子”難題，取得一系列關鍵性、引領性的重大突破。據統計，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部署的文物領域科研任務中，大多數由科研基地所在單位牽頭承擔或深度參與。這支“國家隊”已然成為我國文物科技創新的中堅力量。

在風險防控領域，他們是文物的“守護神”。衛星遙感天眼觀測，無人機低空巡查，物聯網實時感知……前沿技術被廣泛應用，為文物構建起一道道堅固的“智慧防火墻”。主動預防、精準防控的理念，已從藍圖化為現實。

文物防震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航空規劃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主任葛家琪介紹，文物歷經千年侵蝕，其結構性能已發生根本變化，現行建筑安全理論往往“失靈”。針對這一國際性難題，基地團隊提出了磚石質文物建筑損傷預測的離散體力學理論模型，并研發出“外置套箍－原位修復－內撐框架”等一系列新型穩定性提升措施。

“這項技術已全面應用于西安碑林開成石經等重型碑刻文物的保護展示中。”陜西省文物局局長賈強表示，這項技術為“沉睡”的國寶筑牢屏障。

另外，“開發的館藏文物防震成套技術裝備體系已在全國二十多個博物館廣泛應用，并成功經受了多次6.2級以上強地震的考驗。”葛家琪說。

在保護修復領域，他們為文物“續命延年”。文物病害機理復雜，修復工作常常如履薄冰。各基地通過跨學科交叉研究，推動文物病害診斷與保護修復向精細化、科學化邁進，在多個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基地建成世界首個文物多場耦合實驗室，不斷深化對文物病害發展的認識。”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主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于宗仁介紹，針對古代壁畫面臨的微生物侵蝕威脅，研制出專有治理材料和裝備；針對砂巖石窟寺的風化問題，構建集化學滲透、生物礦化、軟覆蓋、保護棚于一體的綜合技術體系。

研發成果守護著莫高窟的絕代風華，也推廣應用于甘肅、浙江等16個省市的200余項工程，并沿著“一帶一路”播撒至吉爾吉斯斯坦、尼泊爾、緬甸等國，讓敦煌經驗綻放國際光彩。

在考古闡釋領域，他們是文明的“解碼者”。科技的深度介入，讓考古學不再局限于一把手鏟、一個探方。空間科學、分子生物學、核技術等手段的集成創新，為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路徑提供了更為堅實的依據。

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尤為矚目。“古DNA團隊通過開創性追蹤捕獲并深度解析東亞現代人和古老型人類基因組，用關鍵古DNA和古蛋白證據確證距今至少14.6萬年的哈爾濱人是已知最早的丹尼索瓦人支系并在亞洲有廣泛分布，并解鎖了丹尼索瓦人體質形態之謎。”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主任高星介紹，團隊在Cell、Nature、Science等國際刊物發表的論文，提出東亞多樣性祖源群體及遷徙演化模式新假說，構建中國－東南亞基因流動網絡。

同樣，金屬與礦冶文化遺產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北京科技大學）作為骨干力量，全程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厘清了中國冶金起源的脈絡，揭示了商周青銅文明的生產網絡。制定的《古代青銅科技信息提取》等行業標準，填補領域空白，大幅提升我國在國際冶金史研究中的話語權。

在活化利用領域，他們是文化的“傳播使者”。數字孿生、知識圖譜、沉浸式互動……這些曾經遙遠的概念，如今正讓文物“活”起來，走進千家萬戶。石窟寺文物數字化保護基地（浙江大學）與云岡研究院合作，開創性地實現了對云岡石窟第3窟的整窟1:1復制，讓宏偉的石窟藝術得以“行走”天下。

山西省文物局局長劉潤民提到，通過實施文物數字化戰略，“數字云岡”先進計算中心已建成運行，“云出云岡”文獻知識庫上線，形成了“一庫兩端六應用”的數字化展示體系，讓云岡石窟、永樂宮壁畫等藝術瑰寶在“云端”觸手可及。

厚植沃土

人才培養與體系構建成效明顯

科技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競爭。科研基地自設立之初，便將“人才孵化”作為核心使命。經過多年建設，一支專業化的科技人才隊伍已然形成，成為推動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寶貴資源。

截至2024年，40家科研基地的1436名固定人員中，高級職稱占比58%，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占比71%，人才層次穩步提升。更可喜的是，科研基地正成為匯聚高層次人才的“強磁場”。

在金屬與礦冶文化遺產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陳坤龍介紹，其所在的金屬與礦冶基地，40余名全職研究人員平均年齡僅39歲，學緣背景涵蓋考古、冶金、材料等多個學科，40%擁有海外學歷。基地擁有科技史和文物2個博士學位授權點，其中科學技術史連續獲評A+學科，近五年培養的數十名碩博研究生和博士后，已成為全國文博單位和高校的骨干力量。

各地也積極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養模式。山西依托山西大學聯合四大高校、五大石窟研究機構，成立中國石窟文化聯合研究生院；陜西則通過實施文物系統“秦鼎計劃”，與20多家國內外高校合作，系統化培育領軍人才、中青年骨干和青年后備力量。一項項高瞻遠矚的舉措，為文物科技事業注入源源不絕的青春活水。

輻射引領

協同創新與國際合作格局廣闊

科研基地的價值，在于自身的突破，更在于其強大的輻射帶動效應。近年來，各基地通過技術服務、標準制定、設立工作站、開展國際合作等多種形式，將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迅速推廣到文物保護一線，形成覆蓋全國、聯通世界的開放合作網絡。

在國內，協同創新的網絡越織越密。截至去年，科研基地設立的工作站總數已達150余家，覆蓋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出土木漆器保護基地（湖北省博物館、荊州文物保護中心）通過下設的8家工作站，為南昌海昏侯墓等重大考古發現提供關鍵的木漆器保護技術支撐。

省級文物部門積極作為，主動與國家級基地對接，構建區域性創新體系。山西省成立全國首個文物科技處，構建“11356”新發展格局，聯合8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建設古建筑保護研究聯合工作站，有效拓展國家級平臺的輻射作用。陜西省則整合在陜8家國家級科研基地資源，組建“陜西省文物科技保護創新聯盟”，實施人才共建、設備共享、同題共答，在秦東陵考古發掘等重大項目中，聯合近20家國家重點科研基地，實現多學科、多團隊的協同攻關。

在國際上，中國智慧的聲量越來越響。各科研基地與美、俄、英、法、日等20多個國家建立穩定的學術合作關系。紡織品文物保護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發起的“世界絲綢互動地圖”項目，吸引13個國家的約40家機構參與，構建了世界首個絲綢遺產數據庫。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基地在蒙古、烏茲別克斯坦等國開展聯合考古，拓展學術資源。

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從國際標準的“跟隨者”向“引領者”轉變。文物防震科研基地在2025年瑞士洛桑ICOMOS學術會議上的成果獲得高度認可，為牽頭籌備“磚石質文物建筑防震”系列國際標準奠定堅實基礎。基地計劃在“十五五”期間，主導完成“館藏文物防震”系列國際標準的編制工作。這意味著，源于中國實踐的文物保護理念與技術方案，正逐步轉化為國際共識，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貢獻中國智慧。

科技日新月異，創新永無止境。從實驗室到田野，從故紙堆到云端，當古老文明的智慧之光與時代的創新之智交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拂去歷史的塵埃，映照出未來的方向。

（圖文來源于“國家文物局”，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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