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之后,當時的國民政府面臨一個問題,日軍大軍壓境,首都南京是保還是棄?
當時負責保衛南京的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他曾在戰前慷慨激昂地宣稱,要“誓與南京共存亡”。
然而,歷史的走向卻無比殘酷,南京最終淪陷,數十萬同胞慘遭屠戮。那么,這位曾許下悲壯誓言的司令官,在南京城破之后,究竟去了哪里?
臨危受命,誓與孤城共存亡
1937年的那個冬天。當時,淞滬會戰剛剛結束,中國軍隊付出了慘重代價,上海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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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兵鋒正盛,下一個目標直指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面對來勢洶洶的侵略者,當時的國民政府高層內部,氣氛異常緊張,對于“是否要守南京”這個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論。
當時,許多高級將領都認為南京在軍事上是個絕地,易攻難守。長江環繞,背水一戰,一旦被圍,大軍連個像樣的撤退通道都沒有。
所以,包括何應欽、李宗仁在內的許多人都主張放棄南京,只做象征性的抵抗,以保存實力,準備長期抗戰。
然而,作為一國之都,不戰而棄,在政治上和道義上都說不過去,對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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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蔣介石左右為難、會議上眾人沉默之際,一個人站了出來,打破了僵局。
他就是唐生智。他慷慨陳詞,主張必須死守南京。
他認為,南京是首都,是孫中山先生的陵寢所在,不放一槍一炮就放棄,何以對天下人交代?
于是,唐生智被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全權負責南京的防務工作。
接受任命后,為了表示自己破釜沉舟的決心,他公開發表講話,說出了那句流傳后世的名言:“誓與南京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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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斷絕自己和部下們的退路,他還下令將通向下關碼頭的渡船全部銷毀,只留下少數幾艘小火輪供司令部備用,擺出了一副要和日本人血戰到底的架勢。
很多人都把他看作是挽救危局的英雄,一個敢于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的鐵血將領。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戰爭的殘酷進程,以及人性的復雜,很快就將把這份悲壯的誓言,撕扯得粉碎。
倉皇撤退,千古罵名誰來背
唐生智的決心是巨大的,但現實卻遠比決心要冰冷和堅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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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衛南京的部隊雖然號稱十幾萬,但大多是剛從淞滬戰場上撤下來的疲憊之師,裝備和士氣都處于劣勢。
而另一邊,日軍憑借著精良的武器和空中優勢,對南京形成了合圍之勢,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從12月初開始,南京外圍的陣地相繼失守,戰斗進行得異常慘烈。
到了12月11日,戰局已經急轉直下,復廓陣地多處被日軍突破。身在后方的蔣介石也意識到南京已不可守,于是通過各種渠道給唐生智發來電報,讓他“相機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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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相機”二字,就很有學問了,意思是讓他自己看情況辦。可戰場瞬息萬變,到底什么時候是合適的“時機”,誰也說不準。
到了12月12日下午,在日軍已經攻入中華門的情況下,唐生智終于召集師以上將領開會,宣布了撤退的命令。
問題就出在這個撤退命令上。一場涉及十多萬大軍的撤退,本應有周密詳盡的計劃,比如哪支部隊先撤,從哪個方向撤,如何交替掩護等等。
但唐生智的撤退令卻下達得極為倉促和混亂。他只是簡單地命令各部隊“大部突圍,一部渡江”,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協調和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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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前為了表示“共存亡”的決心,已經下令封鎖了通往江邊的道路,并銷毀了絕大部分渡船。
這一下,整個南京城徹底亂了套。原本還在前線抵抗的部隊,突然接到撤退命令,一下子軍心渙散。成千上萬的士兵和逃難的百姓一起涌向下關江邊,卻發現無路可走,無船可渡。
黑壓壓的人群擠在江邊,秩序完全崩潰,為了爭奪一塊木板、一只小船而自相殘殺的慘劇時有發生。而日軍的追兵很快趕到,對著江邊手無寸鐵的人群瘋狂掃射。無數中國士兵不是戰死在沙場,而是死在了自己人造成的混亂和擁堵之中,或者慘死在日軍的機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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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令撤退的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本人呢?根據多種史料記載,他在下達了混亂的撤退命令后,并沒有和士兵們一起突圍,而是乘坐著自己事先保留下來的小汽艇,在12月12日當晚或13日凌晨,順利地渡過長江,脫離了險境。
他先是到了滁州,然后轉赴漢口,向蔣介石遞交辭呈,引咎辭職。
解甲歸田
南京淪陷后,唐生智他從一個被寄予厚望的“抗日英雄”,瞬間變成了眾矢之的的“逃跑將軍”。雖然蔣介石并沒有在軍事法庭上對他進行嚴厲的處分,但唐生智在國民黨軍界的政治生命,顯然已經終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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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辭去了所有軍政職務,逐漸淡出了權力的中心舞臺。
心灰意冷之下,唐生智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湖南東安。
對于這位曾經統領千軍萬馬、在民國政壇上幾度沉浮的風云人物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落差。
回到家鄉的日子里,他選擇了兩條路來安放自己的后半生:一是潛心研究佛學,二是興辦教育。
其實,唐生智信佛的習慣由來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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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伐戰爭時期,他就以“佛教將軍”聞名,甚至在軍中也提倡不殺生、不擾民的佛教信條。
南京之敗后,這種精神寄托對他來說顯得更為重要。他深入研讀佛經,試圖從宗教哲學中為自己備受煎熬的內心尋找一絲平靜和解脫。
南京城內數十萬軍民的慘死,以及自己身上背負的罵名,這些都像夢魘一樣糾纏著他。
或許,只有在青燈古佛之間,他才能暫時忘卻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除了尋求內心的寧靜,唐生智也把精力投入到了更有現實意義的事情上,辦學。他深知國家積弱,根本在于人才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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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在家鄉創辦了“耀祥書院”,招收本地的子弟,親自參與教學管理,希望能為國家培養一批有知識、有抱負的青年才俊,以另一種方式為抗日救亡貢獻自己的力量。
從這個舉動可以看出,盡管他已遠離戰場,但內心深處那份希望國家富強的愿望,并沒有完全泯滅。
在這段長達十余年的蟄伏期里,唐生智雖然表面上不問政事,但他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其實一直沒有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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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骨子里是一個有自己政治野心和獨立思想的舊軍閥,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多有不滿,也一直與國民黨內的反蔣派系保持著聯系。
當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來到1949年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關口時,這位沉寂已久的“佛門將軍”,再一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湘江岸邊
1949年,解放戰爭的局勢已經非常明朗。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渡過長江,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搖搖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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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解放軍的兵鋒指向湖南時,作為湖南籍的前國民黨高級將領,唐生智再次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是跟隨節節敗退的國民黨逃往臺灣,還是留下來,迎接一個新的時代?
憑借著過去在湖南擔任省主席等職務積累下的深厚人脈和威望,唐生智在湖南地方實力派中仍然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此時,中共地下黨組織也在積極地對他進行策反工作。考慮到自己與蔣介石多年的積怨,以及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失望,唐生智最終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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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選擇南下或東去,而是留在了湖南長沙。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當時主政湖南的國民黨將領程潛、陳明仁等人頻繁聯絡,積極奔走,大力鼓吹“和平起義”。
他牽頭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委員會”,并親自擔任主任委員,發表反戰言論,呼吁停止內戰,順應歷史潮流。
他的努力,為最終促成湖南和平起義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次起義,使得古城長沙和整個湖南免于戰火的涂炭,數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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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后擔任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南省副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等多個重要職務。
在新的崗位上,他積極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言獻策。晚年的他,雖然身上依然貼著“南京罪人”的標簽,但也多了一個“起義將領”的新身份。
然而,人生的波折并未就此結束。
到了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唐生智因為其復雜的歷史背景,同樣受到了沖擊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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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曾經的將軍,在人生的最后歲月里,再次品嘗了時代的苦澀。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癌癥復發,在長沙病逝,終年81歲。從南京城頭的悲壯誓言,到長沙和平起義的最終抉擇,再到晚年的風波,唐生智的一生,終于畫上了一個復雜而又充滿爭議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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