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江小花
這幾年主導汽車企業行為方式的關鍵詞有很多,其中最有高度,影響也最深刻的一個是:能活幾家?
這其實是一個心智影響力巨大的誘導式觀點。最吸引眼球的當然是不少企業家都說過的,車企最后只能剩五家。這個判斷通過影響從業企業家的認知,來改變企業的經營行為和預期,最終自證。就像蔚來李斌說的,如果我認為車企只剩5家,那我就不會像現在這么干了。
我向來也對這個判斷不以為然。
倒不是因為李斌所說的,因為車圈會形成寧德時代、華為這樣的新型大供應商,來解決新能源智能化時代的新的核心部件的供給,車企在此之上來做差異化,所以能活的有很多,而是因為汽車產業有深刻的非市場化因素影響的發展規律。除了市場選擇之外,地緣利益分配和政策導向也是車企的生死符,某種意義上說,非市場因素更加明顯的主導了過去百年的產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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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代表說,我認為只要獲得個把地方政府的支持,一家車企就能活下來,所以中國現在大幾十個汽車品牌,二三十家說得上的車企就都能一直這樣痛并活著,而是說能跟隨產業大政策、又能贏得用戶穩定支持的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
所以花式暴論來了:中國目前的汽車市場最終能活幾家,是由中國到底有幾位真正有能力的ceo決定的;而中國最后能剩下幾個主流汽車品牌,也是由中國到底能有幾位真正有能力的品牌ceo決定的。兩者的區別是一家企業可以有多個品牌。
人力資源決定論。
這其實在新勢力的成長史上已經有清晰的呈現了。那么多家新勢力,走到今天還健在的,盡管各自有不同的路徑選擇和優勢特長,盡管親自擔任ceo的創始人脾氣、思路各自不同,但相同的一點,都是他們都算是有撐起一家車企的合格的ceo。
說句實在話,倒掉的那些企業中,除了丁磊的高合定位失誤的成分更大,其他基本上你跟他們的ceo做一次專訪,有的甚至看看他們的社交媒體,就不難判斷出他們前途渺茫。看看朱江明就知道,所謂的窗口期,是靠稱職、高能的ceo帶團隊做出來才能兌現的,光靠窗口期,大概最多能兌現的創始人的個人賬戶。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當中國汽車走到產銷規模第一、出口規模第一、新能源產銷水平遙遙領先,當中國車企已經沒有石頭可摸,要自己往河道上鋪石頭的時候,汽車產業的人力資源,特別是高級人力資源的大規模缺失,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汽車繼續發展、站住頭部、堅實推進國際化的最大障礙。
在過去的十年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新涌現品牌,當他們還在ppt上的時候,你看到它們的ceo,就可以武斷的給它們判命了。
這幾年里,很多車企都或主動、或受迫的推進了高級管理人員年輕化一些車企在汽車集團ceo的層面上啟用了80后,而一些子品牌的負責人,則已經逼近90后。
這肯定是正確的選擇,尤其是在當下,企業面對的不是需要經驗來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改變思考問題的方式來獲得生存機會的時期,大膽任用合適的、年輕的高級管理人員,是內部激活體制活性,外部建立時代競爭優勢的必然做法。雖然未必每家都能快速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
因為一個車企ceo的養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年輕化只能確立改變,并不承諾成功。
其中,吉利汽車因為淦家閱5年任期的成功,收獲了干部年輕化最扎實的成果,臺州宣言之后的吉利,呈現出來的緊跟時代的體系力,創新力、營銷力、國際化水平都建立在吉利的體系力優勢的基礎上,而以淦家閱、林杰、李傳海、戴慶、范俊毅、陳政等一整波75后干部的提拔、任用,是開創、承接吉利這一波主升浪的核心力量。同時,吉利對來自科技企業的人力資源的融合,也最健康、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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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李學用的任用也非常引人關注,但李學用還需要奇瑞在國內市場更有效的增長來做成功背書。上汽的賈健旭從去年開始擔任上汽總裁,雖然還沒有看到階段性的核心成果,但對于上汽這樣的一哥型國企,賈健旭的上臺本身已經足夠說明上汽突圍的決心,加上賈展示出來的務實、敢于突破的能力,都已經證明上汽的這次任用是積極的。
例子還有很多,但到目前為止,人力資源的接續成果在這三家找到了新生代ceo的企業體現是最明顯的。
對于主流企業而言,在年輕化綠燈開啟之后,自體內是否有足夠多的年輕干部能站出來,能挑起品牌,乃至集團ceo的重任,這幾乎決定了企業在激烈競爭之下的后續走向。
需要提一句的是,即便是一家發展態勢火熱的車企,往后看十年,他的生死符也掌握在他到底能培養、招攬多少有能力的人才,特別是高管人才,特別是品牌和集團ceo手里,而絕對不是誰家老板轉型網紅多成功,流量有多大。
這就是在今年眾多的人事變動中,趙長江的工作變化,會受到最多行業關注的底層邏輯,當然坊傳他將加入鴻蒙智行旗下品牌智界,這也為此事貢獻了一定的熱搜度。
趙長江是中國一哥比亞迪在這一波比亞迪子品牌ceo中,最有未來之星相的一位,也是比亞迪到目前為止,新生代高管中最具有社會知曉度和認可度的一位,當然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他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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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品牌ceo的角度來說,趙長江有效的建立了騰勢(參數丨圖片)品牌的用戶直聯生態,借助騰勢D9的一款長周期熱銷產品,比較有效的把前期基本已經報廢的騰勢品牌救回高端,并且在聚焦終端打出了辨識度。
和很多被任用的年輕的品牌ceo一樣,趙長江不如李學用幸運的是,對于騰勢品牌的諸多方面,尤其是產品定義和經銷渠道管理方面,趙長江并不具有完整的話語權。當然,這跟他網傳要奔赴的下一站面對的狀況也是相似的。
可惜的點倒也不在于騰勢作為中國一哥旗下的最重要的高端品牌,本有機會成長得更好,而是在于趙長江作為一個有ceo潛質的中國汽車人,在這一波打怪升級中,沒有得到充分歷練和充分證明。騰勢的內部也不像捷途那樣被充分驅動,從而成為內部可以統一認可的模式。比亞迪也沒有在對趙長江的任用中,真正建立起高級管理人員的有效培養和任用機制。這是遺憾。而這對比亞迪的后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不像李學用在捷途,從產品定義,到渠道建設,到用戶運營,一站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打法,對汽車企業ceo也有了充分的認知和思考。反而是回到集團的李學用,在奇瑞乃至多品牌的國內市場推進工作中,明顯因為要考慮的事情太多,沒在捷途發揮那么充分。
大家對趙長江的關注,是對這位年輕高管,未來是否能成長為中國汽車產業急缺的品牌ceo,乃至汽車集團ceo人才的關注。
而這樣的人才長成一個,中國未來的汽車品牌存活名額,就有機會多一個。截至目前為止,汽車產業的創新,新生企業給老企業帶來的擠壓和痛苦,冷靜分析的化,基本沒有來自于無法企及的產業創新和成本能力,而都來自于對主流企業的節奏擠壓和贅重體制機制的擠壓,以及對主流企業的戰略誤導,以及并不會根本改變市場邏輯的營銷新打法。
而這些擠壓,考驗的就是企業自身的體制活性和內部驅動力,根源就是一家企業的文化是否能支持優秀人才的涌現。
所以,每次有同行來討論未來誰死誰活,能活幾家的時候,至少在這個階段,我的看法都很簡單,你就看誰家能不斷的涌出能擔任品牌ceo,乃至集團ceo的新生代,并有那個文化和機制去用好他們,誰家就很難死。當然,還有很多別的人才,比如在海外出大事之前,車企能建立起國際化的人才森林,當然這前提還是要有充分國際化視野的ceo。
反之,就很難活。
所以,那些還一直在外部找痛苦原因,羨慕人家成本怎么那么低,羨慕人家怎么產品定義那么好,項目人家產品迭代怎么那么快,羨慕人家老板流量怎么那么高的企業,不如先把視線收回內部,找出你的趙長江,用好你的趙長江,再來說別的好了。
否則,你的企業就很有可能在這一波后面三年的殺人放火夜中,在你一次次的有了電車就好了、有了大電池增程就好了、補貼退坡就好了、流量起來就好了的虛妄期待中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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