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兄弟爭奪皇位屢見不鮮，為何只有宋代無宗室之禍？

古代王朝，宗室父子兄弟之間為爭奪皇位而互相殘殺的事情，從春秋到明清一直屢見不鮮，晉曲沃代翼、漢七國之亂、唐玄武門之變、明靖難之役、清九子奪嫡等，一樁樁一件件都是血和淚的教訓。

數來數去，似乎只有宋代宗室沒有發生過禍亂，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太祖趙匡胤鑒于唐代宗室的教訓，在立國之初就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宗室制度，在這套制度的約束下，宗室根本沒有作亂的土壤，更無法危及皇權。

宋初承唐制，設宗正寺作為管理宗室的最高機構，置判宗正寺2人，以宗室兩制以上充任，缺則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另設主簿一員，以京官充任。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始定丞、郎以下兼卿，設大宗正卿一員、少卿、丞各二員，主簿一員。宗正卿、少卿不專用趙姓，丞、主簿則多以他姓官員。

宗正寺最初的職掌是管理宗廟、諸陵寢以及皇族事務。仁宗景祐三年改名為大宗正司之后，就不再管理有關宗室的政令，僅掌管宗室的賜名、立名、生死、婚嫁，以及纂修太祖、太宗、秦王廷美位下子孫的《玉牒》、《屬籍》、《宋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等事務。

大宗正司的地位較為特殊，不屬于尚書省六部及九寺五監的管理體系，其官員直接由中書門下報請皇帝批準選派。

徽宗崇寧六年，因宗室“疏屬外居，僅遍都下，出入無禁，交游不節，往往冒法犯禁”，故而下令讓秦王廷美一脈的子孫出居西京河南府（今洛陽），設“西外宗正司”；命太祖一脈下的子孫出居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設“南外宗正司”，兩司各選賢者一人主管，另在當地通判、幕職官內選2人任丞、主簿。

宋室南渡后，西外宗正司經過揚州、泰州最后遷至福州；南外宗正司經高郵、鎮江等地，最后遷至泉州。西外、南外宗正司實際上京師大宗正司的下屬分支機構，其目的就是為了安置遠支宗室，讓他們遠離京師。

宋統治者為了防止發生宗室之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一是絕對限制宗室與大臣來往

從太宗時期開始就規定五服以內的宗室居住于宮宅，不得隨意外出同賓客交往；五服以外的宗室在外散居，出入京師必須稟告大宗正司批準，到了京師后也會受到相關機構的監督，嚴禁與大臣往來，從而威脅皇權。

比如紹興十一年，宗室判大宗正事士?為岳飛獄鳴不平，秦檜即指使人控告他“身為今屬，在外則交結將帥，在內則交結執政”。士?因此被解除判大宗正司事之職，貶往衢州，外貶之后，秦檜又指使人誣告他“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議論之間，無不詆毀時政”，士?因此被押赴建州編管，以致被拘管而死。

二是限制宗室的任職

宋初規定，宗室子孫滿七歲即賜名、授官。所謂授官，并非是授實職，如諸衛上將軍、大將軍、殿直、侍禁、供奉官等，這些虛職只是為了讓宗室領取俸祿。

真宗以前，宗室不準參加科舉，可以被任命為地方行政長官，但除了太宗繼位前曾任開封府尹握有實權外，大多徒有虛名。真宗、仁宗、英宗時期，宗室非但不準參加科舉，也不準外出任官，只是留在京師養起來。

神宗熙寧二年，增立宗室教養選舉之法，規定宗室不再賜名、授官，并允許宗室參加科舉考試，出任外官。但在所任官職方面仍有許多限制：

首先是宗室不領兵。靖康元年潤十一月，康王趙構被任命為河北兵馬大元帥，那只是國家危亡時所采取的應急措施，屬于特例；

其次是宗室不拜相。高宗曾對宰相趙鼎說：“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已，乃所以安全之也?！?/strong>名為“安全”，實為防范，防止宗室位高權重危及皇權。

唐代宗室拜相者有十余人，兩宗拜相者只有南宗寧宗時期的趙汝愚一人，而且趙汝愚拜相時就有很多人以“國朝無宗室宰相”為理由加以反對，所以趙汝愚任宰相半年，就被誣告欲行周公故事，最后遭貶官，第二年即死于貶所。

三是宗室不注授緣邊差遣。通俗地說就是不得在邊疆地區擔任職官，同時也不得擔任學官，不得充考試官。

女性宗室同樣也受到了諸多的限制，唐代的公主十分強勢，如高宗的女兒太平公主，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都曾經像親王一樣，皆開府置官屬，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甚至覬覦皇位。

宋代顯然是吸取了教訓，規定公主不得置邑司、備官屬，公主宅內只設中使數人管理而已。此外，宋代的公主非但沒有任免官員之權，即使為自己的丈夫或子孫請求加官晉爵，也往往被拒絕。

正因為宋代有著嚴格的宗室管理制度，所以從建國到滅亡一直就沒有出現過宗室之禍，其他的不說，就這一點應該是歷朝歷代中做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