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光復臺灣‖孫文曄

光復臺灣

孫文曄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臺灣光復80周年。10月25日,兩岸人民將共同慶賀、共同紀念。

日本侵略中國,從臺灣開始,在臺灣終結。1895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被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臺灣,終于重新回到祖國懷抱。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臺灣省臺北市莊嚴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對日本受降典禮,這一天,被正式定為“臺灣光復節”。

臺灣光復儀式后中國將士合影

如果說全面抗戰是8年,東北抗戰是14年,那臺灣的抗戰就是50年。在中華民族來之不易的勝利中,臺灣民眾是抗戰的重要生力軍。同屬于中華民族的兩岸同胞,攜手并肩,共赴國難,又一同迎來了抗戰的勝利、臺灣的光復。

抗戰時期,旅居大陸的臺灣人組織臺灣義勇隊,協助抗戰,他們的子女成立“臺灣少年團”。

空前恥辱,割讓一省

1895年3月24日,日本馬關,春帆樓下,清廷重臣李鴻章坐上轎子,欲回旅館。

甲午海戰失敗后,日方知道清政府急于停戰,故而在第二輪談判中提出了極為苛刻的停戰條件。李鴻章因“要挾過甚”極為憤慨,一番交涉下來,日方答應在次日揭曉真實的議和條件,這讓他心事重重。

起轎而行,還沒走幾步,一名日本暴徒突然從街道圍觀的人群中沖出來,近距離向李鴻章開槍,擊中其左臉。李鴻章滿身鮮血,當場昏倒。

隨行的醫師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所幸子彈先擊碎眼鏡,再嵌入左眼下骨縫,并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已是古稀之年,決定不取子彈,“用藥水洗治皮肉,可望補復”。

經過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演繹,李鴻章挨了這一槍,讓大清少賠了一億兩白銀,割地少了一處。其實,這一說法很難成立。

李鴻章馬關遇刺這天,也是日軍攻打澎湖的日子。次日,日本陸軍5000人在海軍配合下攻占了澎湖列島,且欲直接奪取臺灣,繼而在談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

橫生枝節的行刺,打亂了日本軍部的節奏,他們不得不以停戰穩住李鴻章,但停戰不包括澎湖、臺灣。

當時,日本國內主戰氣氛極為濃厚,“何時輕騎入燕京”是一種普遍民意。行刺李鴻章的小山豐太郎,是一名26歲的無業游民,他的動機就是不希望中日兩國停戰。而內閣總理大臣、甲午戰爭策劃者伊藤博文的目標是,從東北和臺灣開始蠶食中國。

李鴻章遇刺,引得國際輿論嘩然。伊藤博文唯恐李鴻章以此為借口回國,博取世界同情,進而推動歐美列強干涉,干脆直接亮出了底牌。

4月10日,談判重開。伊藤博文蠻橫地要求賠款二億兩白銀(原來是三個億),割讓遼東半島(范圍有了縮小)、臺灣、澎湖,并說此次的條款“已讓至盡頭”,中國代表只需回答“允”還是“不允”。李鴻章問:“難道不準分辯?”伊藤道:“只管聲辯,但不能減少。”

拿到條款,李鴻章對日本勒索之苛、欲望之貪甚為驚愕。畢竟,臺灣是大清的一個省,將一個省割讓給外國,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最后一輪談判中,李鴻章仍試圖與伊藤博文討價還價。中日速記員將他們的對話實錄如下:

李: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臺灣不能相讓。

伊:如此,當即遣兵至臺灣。

李:索債太狠,雖和不誠。我說話甚直,臺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臺民強悍。

伊:我水師兵,不論何苦,皆愿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

李:臺地瘴氣甚大,從前日兵在臺,傷亡甚多,臺民大概是吸食鴉片煙,以避瘴氣。

伊:但看我日后據臺,必禁鴉片。

談到臺灣交割時,李鴻章認為一個月太倉促,要求再展限一個月,并說:“貴國何必急?臺灣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咽,自感腹饑特甚。”

這次談判長達四個半小時,毫無改變,弱國無外交,果然不假。

甲午戰爭由朝鮮而起,起初并未涉及臺灣,日本為何像一只咬到獵物的狼,撕咬著臺灣不放?

從大航海時代起,臺灣的地位就不一般了。作為亞歐大陸板塊前沿,荷蘭把臺灣當作戰略據點,使臺灣成為亞洲海上的重要中繼站。

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英法都想拿下臺灣,但都鎩羽而歸。由此,清廷也認識到,臺灣是一塊兵家必爭之地。1885年,臺灣設置為行省,劉銘傳以福建巡撫兼首任臺灣巡撫。他修鐵路,辦實業,苦心經營臺灣,卻不知歐洲列強之外,日本早就對這寶島垂涎欲滴了。

德川幕府(1603—1868年)末年,日本就有 “北割滿洲、南收臺灣,進取中國”之議;明治維新(1860—1880年)之后,日本便決定執行“北進朝鮮再經滿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經臺灣轉進南京,蝎形夾擊中國”的“蝎形政策”。

1874年5月,日本發動了明治維新后的第一次對外戰爭——出兵臺灣,這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國的起點,清廷僅以50萬兩銀子就換取了退兵。

甲午一戰,馬關議和,清廷提出種種賠償條件,但日本仍強索臺灣,就是為了取得南進擴張的基地。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臺灣,引起軒然大波。臺灣巡撫唐景崧立即上書,表示“臺灣民眾不服,其約可廢”。在京等待參加會試的臺灣舉人汪春源,也會同四位臺灣舉人和官員聯名上書都察院:“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

從17世紀末施瑯平定臺灣到19世紀末,200多年間,清政府一直在不斷鼓勵大陸人往臺灣墾荒定居。開發臺灣的漢人,主要來自三個原鄉: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粵東的客家。前后兩任臺灣地區領導人、“臺獨”分子賴清德和蔡英文的祖輩,都是清朝時從福建省漳州遷至臺灣省的。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怎可拱手讓給日本?

然而,《馬關條約》終究生效了。6月2日,清廷代表李經方(李鴻章養子)到臺灣辦理交接。他知道“臺灣島民群情激憤”,不敢上島,于是日方派出小艦艇,把李經方接上橫濱丸號軍艦,在基隆外海上,將《交接臺灣文據》交到日本代表、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的手上,完成了儀式。

這個儀式雖然空前屈辱,但其重要性在于,它是臺灣主權屬于大清的證明。如果不屬于大清,何來“交割”一說?

武斗20年,文斗又10年

為占領臺灣,日本動用了三分之一以上、7萬多人的兵力和常備艦隊的大部分艦只大舉南下。

在日軍登陸臺灣的前5個月,由北至南的義軍反抗風起云涌,臺灣的民眾至少死亡了5萬人,而日軍也折損不下萬人。

在臺灣彰化八卦山上,有一座“乙未抗戰紀念碑”,紀念的正是《馬關條約》割臺后,臺灣軍民奮起抗日的歷史。

那上面有個年輕人的名字——吳彭年。1895年5月,日軍在臺灣北部登陸,清廷發文命在臺灣的清朝官員“內渡”。剛剛以候補縣丞來臺的吳彭年抗命留下,投入駐守臺灣的黑旗軍劉永福的麾下。

劉永福的黑旗軍曾經在中法戰爭中大敗法軍,是清末難得一見的善戰部隊。受劉永福之命,吳彭年率領700黑旗軍將士重創日軍,在奪回八卦山的戰斗中,吳中彈墜馬,壯烈犧牲。

吳彭年是浙江余姚人,出生年月已不可考,據說犧牲時年僅22歲。22歲,青春正盛,他本可安然返回大陸等待朝廷另行任用,但卻與臺灣義軍生死與共。

“閩臺皆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林森是福州人,當時在臺北電報局工作,也組建義軍抗日。被迫離開臺灣后,他又回鄉加入了同盟會,成了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成立后,他當了12年政府主席,收復臺灣一直是他的初心。

詩人丘逢甲,號召“舉義自守”,率鄉勇在臺中、彰化一帶奮戰。義軍的武器多是長矛、鳥銃,甚至鋤頭,面對裝備精良的日軍,戰斗慘烈而短暫。次年,隔著海峽,丘逢甲留下“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的詩句。

乙未抗戰,只是臺灣民眾前赴后繼抵抗侵略的起點。

1915年夏天,日本侵占臺灣10年后,臺灣最大的一場武裝抗日之戰在臺南噍吧哖開始。

日本人有多恨噍吧哖?他們隨便撿了一根竹竿,屠殺了當地所有高過竹竿的青年男子,甚至將地名改為“玉井”。玉井是當時東京風化區的地名,他們這樣做就是要羞辱、詛咒這個地方的女性和后代。

2014年,臺南新化發現一處無名荒冢,里面竟有白骨三千多具。經過考證,那是1915年“噍吧哖事件”時被殺害者的萬人冢,而且這只是被害者中的一部分。

最悲壯的,要數高山族民眾發起的“霧社事件”。1930年,賽德克族的族長莫那·魯道帶領六個部落的族人襲擊了日本警察學校,用弓箭、獵槍擊斃134名日本官員和家屬。

氣瘋了的日軍用飛機大炮,甚至是化學毒氣彈,鎮壓這些沒有現代武器的少數民族。起義持續兩個月,參與的部族幾乎全滅,高山部落的女人們,為了讓丈夫沒有后顧之憂,不惜集體跳崖。八十多年后,幸存者的子孫在紀錄片里說:“對余生而言,活著,比死去還需要勇氣。”

日本殖民臺灣50年,前十年主要鎮壓漢人反抗,第二個十年主要鎮壓少數民族反抗。據不完全統計,1906年至1914年,臺灣少數民族有八分之一被殺害。

1914年5月,日軍進攻太魯閣泰雅族,直接導致這個有9000多人的部落滅族。他們以為鮮血已經把臺灣人嚇住了,但是,1930年的“霧社事件”,再一次展現出臺灣民眾的氣節。

1914年,日軍鎮壓少數民族抗暴。“太魯閣事件”中,日軍用刺刀嚇唬老弱婦孺,擺拍紀念照。

血腥鎮壓的同時,日本也對臺灣的年輕一代進行全面日化教育。

所謂日化教育,就是“洗腦”,就是不讓保留中國籍、不讓說中國話、不讓寫中國字、不讓過中國節的文化壓制。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臺灣青年,離中國越來越遠。一戰以后,以林獻堂和蔣渭水為代表,臺灣本土士紳開啟了“文化抗日”。

臺南連家,祖上自康熙年間入臺,傳到連橫已是第七代。淪為殖民地后,連家祖宅被日本人以一塊銀元的羞辱性價格強行征用,更屈辱的是,連橫不得不加入日本籍。

1919年,連橫寫完《臺灣通史》,這是臺灣的第一部通史。在這部“起自隋代,終于割讓”的巨著中,他寫道:“‘國可滅,而史不可滅’,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臺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后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

蔣渭水請連橫向大眾宣講《臺灣通史》,他用典雅的閩南語講,連人力車夫都會進來聽。毫無疑問,這在臺灣是十分危險的。1931年,連橫修書一封,向在南京的老友張繼“托孤”:“弟僅此子,雅(連橫號雅堂)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人。”

連震東跟著張繼到了北平、西安,認識了很多和他一樣“北漂”的臺灣家庭,其中有一個稚氣可愛的小姑娘,小名英子。這個小姑娘,就是《城南舊事》的作者——林海音。她是臺灣苗栗縣人,日據時生于日本,隨父母返臺后,不堪忍受日本統治,舉家遷居北京。

東北淪陷后,許多臺灣人和大陸同胞一樣投身抗日,甚至付出了生命,這其中就有林海音的小叔叔林炳文。林海音的父親也在接回弟弟遺骨的途中,因勞累過度去世。

1936年,連震東的妻子在西安懷孕,當他給父親報喜時,卻收到父親的遺囑:“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臺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若生男孩,起名連戰,“寓有自強不息、克敵制勝之意義,又有復興故國、重整家園之光明希望”。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名字由此得來。

臺灣史作家楊渡在總結前30年的抗爭時曾說:“武裝戰爭打了20年,文化抗日又進行了10年。武裝抗日整個過程,有人統計犧牲20萬,但我個人認為是20萬到30萬之間。”

數字之所以難以統計,是因為日方經常制造出一些冤獄。

賴清德的父親賴朝金是臺北瑞芳的礦工,當年瑞芳礦工飽嘗日本殖民統治之苦,1943年日本憲警以“抗日”為名圍捕礦工,三百多人死于獄中、尸骨無存,賴朝金大概率親耳聽過同胞的哀號,親身受過殖民者的欺辱。如果他和當年同受日本人折磨的礦工,聽到賴清德之流的種種妄言,不知會作何感想。

雖然島內的起事、請愿都失敗了,但也使日本當局不斷警惕:臺灣民眾并未完全屈從。

“欲救臺灣,必先救祖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種召喚。臺灣的有志青年認識到“欲救臺灣,必先救祖國”,紛紛回大陸投身抗戰。

詩人丘逢甲之子丘念臺,在廣東組建東區服務隊,開展抗日活動。黃埔軍校畢業的臺灣人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組建了“臺灣義勇隊”與“臺灣少年團”,轉戰于浙閩一帶。曾經是童養媳的謝雪紅,在蘇聯受訓后參與成立了臺灣共產黨,并潛回臺灣,發動工農大眾反抗日本統治。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布對日作戰,《馬關條約》被廢止,臺灣終于從法理上回歸了祖國。此時,臺灣離開祖國的懷抱已經46年。

與對待東北不同,日本對臺灣,不僅是完全統治,經濟上剝奪,還有絕對的空間與足夠的時間,能在文化、教育、宗教乃至意識層面,進行同化。

從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方式即可看出其用心。日本先以軍事,鎮壓臺灣民眾的反抗;繼以殖民統治,磨滅臺灣民眾對中國的眷戀與關系;進而提出“內地延長主義”,灌輸臺灣是日本本土的延長的觀念;最后以“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為名,將臺灣的資源與日本本土做完全的結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本則用最黑暗的“皇民化”運動,來消磨臺灣同胞的中國心。報紙上的中文欄目全部消失了,中國姓氏被要求改為日本姓氏,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

“皇民化”雷厲風行的時候,日本警察一看到臺灣民眾穿著布扣子做的臺灣服,就會當場用剪刀剪去布扣子。日本人說:“臺灣服是支那服,臺灣民眾認為支那是他的祖國,所以一定要廢止臺灣服。”所有反抗都被壓制著,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臺中央書局的莊垂勝就因此坐了一年牢。

面對家鄉親友回家的呼喚,悲痛的林海音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我們現在是失去了故鄉,但是回到故鄉,我們便失去了祖國,想來想去,還是寧可失去故鄉,讓可愛的故鄉埋在我的心底,卻不要做一個無國籍的孩子。”

在臺灣,那些自愿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統治當局提升他們為“皇民”,可以享受種種特權。比如,戰時實行配給制,臺灣同胞能獲得的配糧,只是在臺日本人的一半,“皇民”可以得到介于日本人和臺灣人之間的數量。

即便是為了糊口,愿意成為“皇民”的也不多。在日本侵華戰爭開始時,“皇民”占全臺人口不過4%。太平洋戰爭開始,“皇民”運動加速進行,增加到7%左右。大戰結束時,“皇民”人數占10%左右。

那些自愿成為“皇民”的臺灣民眾,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還要“日本人”。

鼓吹“臺獨”的前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家境不差,小時候還在私塾學習“漢文化”,但老師其實是只是以日文來誦讀《論語》跟《孟子》等《四書》。1940年,讀中學四年級的李登輝改名“巖里政男”。李登輝曾說,改姓“里”留下了“李”這個音,很多姓“李”的都改成“巖里”“小里”“北里”等等;“巖”是因為李家來自福建龍巖。

“皇民化”運動有個重要目的,就是在臺灣征兵,為“南進”侵略政策充當炮灰。二戰爆發后,日本從臺灣強征近30萬青壯年,這其中有3萬人確定死亡、10萬人受傷。

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批臺灣青年被征召去南洋,有去無回。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就加入了日本海軍,命喪東南亞。1944年,李登輝被編入日本千葉市千葉高射炮部隊做見習士官,未及參戰,就在千葉迎接了日本的戰敗。在日本帝國大學和日軍中受的教育,使得他在人格底色上就扭曲了。

如果讓臺灣兵開赴大陸戰場,往往遭到直接對抗。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壯丁300人被征入伍,在領得槍械后,立即“嘩變”,消滅日寇30名,在隨后的激戰中又消滅日寇145名,然后持械退入山中開展游擊戰。

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在歷史學家楊渡三個叔公的命運中,也可見一斑:

楊渡的三叔公,被迫在上海幫日本人當翻譯,抗戰勝利后,被當成日本人、漢奸,幾乎死于上海,戰后死里逃生回到臺灣;六叔公被日軍征召,遠赴南洋當軍夫,差點餓死于南太平洋的荒島上,最后是靠著美軍帶回家;而留在家鄉的二叔公,左腿毀于1944年美軍對臺北的大轟炸。一個小小家族,在一場戰爭中,竟有如此不同的際遇,這或許就是臺灣民眾命運的縮影吧。

來之不易的《開羅宣言》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了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毛澤東告訴他:“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我們長城以南的主權。這就是說,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對于臺灣也是如此。”

1938年4月1日,蔣介石發表抗戰演說,申明了收復臺灣的決心。可見,國共兩黨對收復臺灣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就在兩岸兒女為共同目標奮斗之際,大洋彼岸的盟國,卻已經在操心戰后格局了。1942年8月,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志印發了一本題為《太平洋關系》的小冊子,公然提出戰后對臺灣實行“國際共管”。

作為回應,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明確表示“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 這一表態,就是為了防止某些大國在戰后安排上損害中國權益。

一年后,隨著歐洲戰場的形勢好轉,關于戰后格局的討論正式提上議程。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元首在埃及首都開羅開會,重點研商對日作戰及戰后對日本的政策。作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指揮,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了開羅會議。

聽取了中方意見后,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顧問霍普金斯起草了公報草案,《草案》規定:“日本由中國攫取之土地,例如滿洲、臺灣、小笠原(筆誤,后改為澎湖)等,當然應歸還中國。”

當中、美、英三方就《草案》進行討論時,英方修正案卻將東北、臺灣等地“當然應歸還中國”改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

對此,與會的國民政府外交官王寵惠據理力爭:“如此修改,不但中國不贊成,世界其他各國亦將發生懷疑。‘必須由日本放棄’固矣,然日本放棄之后,歸屬何國,如不明言,轉滋疑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戰,由于日本侵略我東北而起,而吾人作戰之目的,亦即在貫徹反侵略主義。茍其如此含糊,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故中國方面對此段修改之文字。礙難接受。”

英國外交部次長賈德干辯解:“本句之上文已曾說明‘日本由中國攫去之土地’,則日本放棄后當然歸屬中國,不必明言。”王寵惠不為所動:“措辭果如此含糊,則會議公報將毫無意義,且將完全喪失其價值。”

在場的美國駐蘇大使哈立曼支持中方意見,因中美雙方堅持,此項內容最后維持原草案。12月1日,《開羅宣言》正式公布:“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

王寵惠堅持的“歸還中國”意義極大,因為“放棄”與“歸還”在國際法上的差異頗大。“放棄”的領土就成了無主之地,以先占有者屬之,國際法必須重新確定;“歸還”則是歸還原來之主權國家所有,以維護其國家領土完整。

至此,臺灣與澎湖歸還中國遂成定論。在大陸參加抗戰的臺胞聞訊致電蔣介石:“凡我臺胞同深感奮,如蒙鞭策,愿效馳驅。”島內的臺胞,不久也從美軍飛機空投的傳單中,獲知這一喜訊,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

開羅會議后,國民政府開始規劃對東北與臺灣地區的接收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屬的重慶《新華日報》也發表社論,重申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號召“臺灣同胞聯合一致,共同抗日”,爭取早日回到祖國。

“臺灣調查委員會”在重慶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陳儀牽頭,接收臺灣的工作正式鋪開。“臺灣行政干部訓練班”中,連橫的兒子連震東成為首批學員。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決定對日本實施最后的打擊。在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三國再次確認“‘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這一《公告》后來蘇聯也參加簽署,這就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確認臺灣(含澎湖群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今年9月28日,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在華盛頓表示,臺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方應尊重事實,停止散布“臺灣地位未定”謬論。這個事實,就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

“普天歡騰到渾然忘我的程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國民黨人張繼在為連橫遺著《臺灣通史》作序中寫道,“自開羅會議決定臺灣復歸我有……今竟重光臺灣,雅堂(連橫號)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矣”。

1945年10月25日,中山堂外,日本投降照片。

那天上午,朋友告訴臺南醫生吳新榮,中午將有日本天皇的重要廣播,他打開收音機,發現沒電了,就作罷了。入夜,友人帶來確切消息:日本無條件投降了。

吳新榮嚇了一大跳,不敢真的相信。長久的高壓讓他保持警惕。畢竟,他年輕時候坐過牢,這讓他學會不要相信殖民統治者。

次日上午,吳新榮照常去診所出診,下午才約了幾個朋友來到郊外,把衣服都脫了,跳到溪水中,他們要“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后,在空曠的天地間,在無外人的海邊,吳新榮放心地對著大海高喊:“今日起,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

第三天清早,他到一個防空壕里拿出了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強制擺放的“神棚”移開,齋戒沐浴后,焚香向祖先在天之靈祭拜說:日本已經投降,祖國得到最后的勝利!

此時吳新榮仍有隱憂。因為日本在臺還有近17萬軍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計有50萬。他們是要去要留,還未決定;如果留下,會不會發生變量?他們會不會大開殺戒?未來中國將如何接收?國際局勢會如何演變?

當時他最擔心的是,在臺灣的日本人不甘心戰敗,會負隅頑抗。他曾聽臺北的朋友說,日本特務手上有一份黑名單,如果時局急迫且面臨最后關頭,準許隨時隨地處置黑名單中的人物,如果發生了,那簡直是對臺灣精英的大屠殺。

由于長期懾于日本警察威勢,且街頭仍到處都是日本軍隊,臺灣人最初只敢把喜悅埋在心底,隨著好消息越來越多,漸漸才喜上眉梢,最后方沸騰奔放。

9月6日,蔣介石邀請林獻堂等人,代表臺灣同胞赴大陸參加國民政府9月9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消息傳來,全臺振奮,這意味著,他們終于不再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了。據在臺日本人形容,當時民眾是不分晝夜地狂歡不已,普天歡騰到渾然忘我的程度。

接著,官宣陳儀將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主權交接落到了實處,這回老百姓敢上街痛打日本人了,朝氣和活力又回到了他們身上。

當然,新生也面臨著陣痛,語言就是最大的問題。那時,經過50年的殖民統治,大多數臺胞會講日語,不會講國語,甚至有不少臺胞不會講方言。

臺胞劉東洲在紀錄片《臺灣,1945》中說起自己和爺爺語言不通,還得爸爸當翻譯的事:“我從小長大,不會講客家話,也不會講閩南話,我只會講、聽日本話,我沒有想到我是臺灣人。因為我的曾祖父是在新竹縣衙當師爺,我爺爺心里頭討厭日本人。(爺爺)一輩子不講日本話,他也聽不懂,所以我跟我爺爺講話要我爸爸翻譯”。

臺盟領導人張克輝回憶起自己當時在臺灣上中學,“臺灣光復后,我們積極學習國語。在校園里同學們經常用簡單的國語對話:‘好久不見了,你好嗎’‘我是中國人,你呢’‘我也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

學校每天照常開朝會,因為同學不會唱國歌,所以升旗儀式是無聲的。“我和我的同學學唱的第一首國語歌是《義勇軍進行曲》,是一位大學生在彰化孔廟教的。”張克輝說,盡管當時他們這群中學生不會漢語發音,歌詞是用羅馬字拼音,但《義勇軍進行曲》那高昂雄壯的旋律,即刻就激發了愛國主義的豪情。

那時,臺灣民眾不僅學唱國歌,也努力學講國語。由于會的人不多,但凡會一點就義務出來教導,無報酬地開設講習會,頓時漢文講習會如雨后春筍般地林立。臺灣民眾不分男女老幼,都認真地學國語,還從北京請去播音員,到廣播里教學。

臺北及其它城市的街道,原為日本名稱,街道稱為町,段稱為丁目。兩個月內,所有街道一律改為“具有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名稱”。臺北市設了中山路、中正路、民族路、民權路、民生路等,還設了紀念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羅斯福路,其余多為大陸省會和重要城市名,如南京街、重慶街等。

1945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70軍接到一項緊急命令,他們即將從浙江寧波北侖港出發,奔赴臺灣。臺灣在哪里?剛滿18歲的福建泉州籍士兵林精武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那是三百年前,他的泉州前輩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的地方。

林精武回憶說,他們都知道日本人的狠毒,不會讓他們順利登陸,大家都這樣想,“所有戰士都知道,上船的時候要把刺刀上好,準備戰斗”。

10月17日,運輸艦慢慢靠岸,70軍官兵即將從基隆港登陸。不過,等待他們的并非想象中的抵抗,而是鑼鼓喧天的歡迎。

部分文史記載70軍穿著草鞋、衣衫襤褸,完全不像一支軍容壯盛的部隊,讓迎接的臺灣老百姓失望。這些說法大多來源于一張被擴大解釋的照片:70軍看上去裝備簡陋,還挑著鍋碗瓢盆,有的臺灣民眾也流露出些許失望。

1945年10月,臺灣女學生迎接國軍到來。

75年后,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素材庫中發現了一段珍貴影像,記錄了70軍登陸的真實場景:滿載祖國官兵的軍艦入港,岸上一片歡騰。艦上的官兵們沒有見到預想中的戰斗場面,一臉疑惑,慢慢地,有人招手呼應岸上的熱情。

“步武堂堂、意氣沖天”“歡迎之萬眾,感激欣然”,1945年10月18日的《臺灣新報》,這樣描繪登陸的壯觀場面。

70軍軍長陳頤鼎的夫人丁志凡在百歲時回憶這一幕時,為70軍正名說,抵達基隆時,軍容嚴正,20名高級日本軍官整齊地向陳頤鼎行軍禮,其中就有日軍總參謀長諫山春樹,及陳將軍的老對手、日本16師團的大佐們。

出了碼頭,到處人山人海,歡呼聲像海嘯,一浪又一浪。從基隆坐火車到臺北,陳將軍竟走了4個多小時,沿路到處拉著歡迎橫幅,不斷與人握手。丁志凡篤定地說:“抗戰勝利收復寶島臺灣,就是陳頤鼎浴血奮戰、戎馬生涯中揚眉吐氣,最自豪、最快樂的時刻!”

“臺灣的收復,父親生平的遺志可算達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這封早已泛黃的信件,是革命烈士林正亨于1945年寫給母親的家書。

他的父親,就是臺灣昔年第一大家族“霧峰林家”的傳人林祖密。1913年,不甘受“倭奴之辱”的林祖密放棄龐大家產,向日本殖民當局提出退籍,成為辛亥革命后臺灣同胞恢復中國國籍第一人。后來,他追隨孫中山,被委任為閩南軍司令。

1935年冬天,剛滿20歲的林正亨和朋友在酒樓吃飯。因時間較晚,遭到日本憲兵痛打。這種屈辱,使他決心離開臺灣回大陸參加抗日。1945年春天,在緬北前線,林正亨身負16處重傷,仍堅持以殘疾之軀,沿途乞討,從云南硬是走到重慶,找到了自己的妹妹。

這封發自重慶的信上,他輕描淡寫道:“我的殘廢不算什么,國家能獲得勝利強盛,我個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請母親不要為我殘廢而悲傷。”

在重慶,他的思想發生轉變,秘密加入共產黨。日本投降后,林正亨回臺灣開展地下工作,最終倒在了國民黨槍下。

“霧峰林家”三代傳人,爺爺是中法戰爭中幫著清軍打退侵略者的英雄,爸爸是資助孫中山的國民黨元老,兒子是為共產主義犧牲的革命烈士,這綿延不絕的民族氣節正是臺灣光復的根本。

“不能忘,常思量”

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了“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現場懸掛的條幅上,是“臺灣光復”四個大字。此后,“臺灣光復”“光復臺灣”沿用至今。

1945年日本在臺北市中山堂向二戰同盟國投降。

為什么沒有像鄭成功收復臺灣那樣,使用“收復”二字,而是用了“光復”的提法?

《現代漢語詞典》中,“光復”的字面釋義是:恢復(已亡的國家),收回(失去的領土);“收復”的字面釋義是:奪回(失去的領土、陣地)。

進一步延伸來看,“光復”蘊含著完成某種歷史使命的強烈感情色彩,它強調的,不僅是領土的收回,也包括精神上的回歸和重建。“收復”更側重于局部的或具體行動和結果。

臺灣光復如此不易,只有用“光復”一詞,才能契合臺灣回歸祖國、開啟嶄新篇章的高光時刻。

臺灣作家陳映真曾在接受采訪時特別強調,“別的民族的去殖民地化是慶祝民族的獨立,臺灣在殖民地結束以后歡慶的是回到祖國。所以我們叫作光復,光復就是光復失土,光復原來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的臺灣的地位。”

受降典禮總共只有短短5分鐘,卻結束了日本對臺灣長達50年的霸占,寶島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臺灣新報》是日據時期臺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從這天開始,正式更名為《臺灣新生報》。那天,報紙的廣告版異常豐富,都是臺灣的商家打廣告慶祝光復的。

據報紙記載,受降典禮結束后,“臺北40余萬市民,……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云霄,獅龍遍舞于全市,途為之塞”。

臺灣學者戚嘉林回憶,整個都市都沸騰了,“熱熱鬧鬧的,50年的‘皇民化運動’一天就被風吹掉了”。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是“慶祝臺灣重返祖國”,火炬大游行持續不斷地舉行了三天三夜。

受降典禮后的第二天,《臺灣新生報》發表社論:“說到光復,我們的心里,自有壓抑不住的歡樂,否極泰來,臺灣所以有今天,實乃祖國無數災難換來的果實。”

次年,確定了“臺灣光復節”。一到這天,中國傳統的神像、神轎便出現在臺灣的街頭巷尾,人們用踩街繞境、集會游街來紀念這一天。

從2000年開始,民進黨當局為了“去中國化”,取消了光復節假期,但島內民間團體、各界人士仍自發組織紀念活動,只是規模小了很多。

“幼時每逢臺灣光復節,路上滿是舉旗游行的人群,薩克斯風的樂音伴著《臺灣光復紀念歌》回蕩在街巷。可不知何時,一切都消失了。”在今年的臺胞社團論壇座談會上,臺灣退伍軍人李建南(化名)的感慨,道出許多臺胞共同的惋惜。

不過,在島內民眾的強烈呼吁下,從今年起,臺灣光復節又恢復為法定假日。

然而,在這么重要的日子前夕,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卻妄稱“臺灣沒有光復”“那時候(1945年)臺灣人還是日本人”。徐國勇這番話數典忘祖,先否定抗戰歷史,再否定臺灣光復,媚日奴性暴露無遺。島內輿論因此造出一句新俗語——“知恥近乎勇,不知恥近乎徐國勇”。

回望臺灣光復,百歲老人、親歷者黃幸說,什么“臺灣地位未定論”“一邊一國”都是胡說八道。討論兩岸問題,要從臺灣正式光復這個原點出發,不管當時怎么樣,光復這一天不能否定。沒有抗戰勝利,沒有中國人民的犧牲,臺灣不可能光復。

臺灣抗戰,從一開始就是兩岸人民攜手共赴的國難。正如《臺灣光復紀念歌》反復詠嘆的,“臺灣光復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

來源:京彩臺灣(原載《北京日報》2025年10月14日第9、12版)

作者:孫文曄

供圖:秦風老照片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