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紐約時報》報道:當下,美國政壇正被一場罕見的“總統向政府索償”風波攪動,特朗普已要求司法部支付約2.3億美元賠償金,理由是前總統拜登任內對他展開的兩項調查“不當”。這一訴求不僅引發“利益沖突”的激烈爭議,更讓司法部的獨立性、憲法條款的邊界以及政府倫理準則成為輿論焦點。要理解這場風波的嚴重性,需從訴求背后的爭議事件、司法部的特殊處境以及歷史鏡鑒中,看清其非常規性。
特朗普的賠償要求并非空泛主張,而是錨定了兩起曾引發全美關注的爭議事件,且均以“權利受損”為由提交行政投訴——這是一種訴訟前的協商程序,旨在嘗試通過和解解決爭議,若遭拒則可能起訴司法部。
第一起訴求針對“通俄門調查”。2017年至2019年,特別檢察官穆勒主導的通俄門調查持續22個月,耗費約3200萬美元納稅人資金,最終結論為“未發現特朗普及其競選團隊與俄羅斯政府存在‘刑事共謀’”,但未完全排除“妨礙司法”的嫌疑。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始終將這一調查定性為“政治迫害”,認為調查打亂了他的第一任期執政節奏,損害了其個人聲譽與政治形象。此次索償中,他主張調查“缺乏合法依據”,導致其遭受“經濟損失與名譽損害”,需政府賠償。
第二起訴求則關聯2022年8月的“海湖莊園搜查事件”。當時,聯邦調查局依據聯邦法官批準的搜查令,在特朗普的佛羅里達海湖莊園查獲100余份機密文件,其中包括數十份“絕密級”文件,涉嫌違反《反間諜法》。特朗普一直堅稱搜查“非法”,認為聯邦調查局“濫用職權”侵犯其隱私權與財產權。此次索償中,他進一步主張搜查“無正當理由”,且過程中“損壞私人財物”,需彌補相關損失。
法律專家普遍指出,這兩類訴求的追償難度極高。前總統布什的首席道德律師佩因特直言:“因‘錯誤起訴’或‘錯誤搜查’向政府追償的情況極為罕見,通俄門調查由國會授權、特別檢察官主導,程序合法;海湖莊園搜查有法官簽署的搜查令,符合《第四修正案》要求,很難證明‘不當’。”司法部前民事部門律師瑪麗?麥科德補充道:“過去20年,司法部受理的類似‘針對聯邦調查的賠償申請’不足10起,最終成功獲賠的僅1起,且是因明確的證據證明調查人員存在‘故意瀆職’。”
爭議的核心并非賠償金額本身,而是特朗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特殊處境——他如今掌控著司法部,而負責審批賠償和解的關鍵官員,恰是他的“自己人”,這直接觸碰了政府倫理的紅線。
根據《司法部賠償程序手冊》,任何涉及聯邦政府的民事賠償和解,若金額超過100萬美元,需經副司法部長或民事部門負責人簽署批準。而當前司法部的核心職位配置,恰好存在明顯的利益關聯:副司法部長布蘭奇曾是特朗普2023年面臨佐治亞州選舉干預案時的刑事辯護律師;司法部民事司司長伍德沃德則在2022年海湖莊園搜查案中,代表過特朗普的助手哈里斯處理相關法律事務。
按照司法部《倫理行為準則》,當官員與案件存在“個人或職業關聯”時,必須主動申請回避,由獨立第三方接手。但截至目前,布蘭奇與伍德沃德均未提出回避,也未公開表示將委托其他官員處理該賠償申請。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理布盧門撒爾在X平臺上怒斥:“這簡直是荒誕劇——特朗普要花納稅人的2.3億美元賠償自己,而批準這筆錢的,是他的前律師和親信。這不是利益沖突,而是赤裸裸的權力濫用與自我致富。”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掌控司法部后反向索償”的情況,在美國歷史上幾乎無先例可循。華盛頓大學政府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克里納指出:“即便是在尼克松‘水門事件’或克林頓‘萊溫斯基丑聞’期間,總統也從未要求司法部賠償因調查產生的損失——因為所有人都清楚,司法部作為執法機構,其獨立性是民主制度的‘防火墻’,總統不能既指揮它,又向它要錢。”
除了倫理爭議,特朗普的索償訴求還面臨一個難以逾越的法律障礙——憲法第二條中的“國內薪酬條款”,這也是多位法律專家質疑其合法性的核心依據。
該條款明確規定:“總統在其任期內,應獲得定額的薪酬,該薪酬在其任期內不得增加或減少;總統不得從合眾國或任何一州領取任何其他報酬。”前總統布什的首席道德律師理佩因特解釋道:“這條款的初衷就是防止總統利用職權從政府獲取額外利益——2.3億美元顯然不屬于‘定額薪酬’,若司法部支付,就構成了‘其他報酬’,直接違反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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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從司法實踐來看,特朗普主張的“調查不當”幾乎無成功追償的先例。以“通俄門”為例,盡管調查最終未認定特朗普“通俄”,但特別檢察官穆勒的報告明確指出“調查有合理依據”,且國會后續多次聽證均未認定調查存在“政治動機”;而海湖莊園搜查案中,聯邦法官在批準搜查令時,已審查了聯邦調查局提交的“合理懷疑”證據,包括特朗普未歸還機密文件的記錄,最終裁定搜查合法。司法部前高級官員戈德史密斯表示:“在美國法律體系中,‘調查未發現犯罪’不等于‘調查非法’——執法機構有權基于合理懷疑展開調查,即便最終未起訴,也不構成‘錯誤調查’,這是保護執法權的重要原則。”
這場索償風波已引發美國社會的激烈對立,支持與反對雙方的觀點針鋒相對,進一步加劇了政壇分裂。
在反對陣營中,除了民主黨議員與倫理專家,民間監督組織也紛紛發聲。政府倫理辦公室(OGE)前主任肖布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表示:“若司法部真的批準賠償,將是美國政府倫理的‘災難性時刻’——它意味著總統可以隨意利用職權為自己謀利,執法機構徹底淪為私人工具。”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人已表示,若司法部啟動和解程序,將立即召開聽證會,要求布蘭奇與伍德沃德出庭作證,解釋“為何不回避”。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則認為,索償是“對政治迫害的正義反擊”。保守派媒體《福克斯新聞》的評論卡爾森直言:“通俄門是民主黨發起的‘政治獵巫’,海湖莊園搜查是‘濫用執法權’,特朗普作為受害者,有權要求賠償。”部分共和黨議員也表態支持,認為“前政府的調查確實對特朗普造成了損害,司法部應當給出說法”。這種觀點在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群體中頗具市場——一項近期的民調顯示,約62%的共和黨選民認為“通俄門調查存在政治動機”,58%支持特朗普“向政府索償”。
法律界的批評聲音也愈發尖銳。律師兼評論員布魯尼格在X平臺上諷刺道:“這是‘無限金錢伎倆’——自己管理政府,然后讓政府賠償自己,本質上是用納稅人的錢填補個人不滿。”利普斯科姆大學公共政策教授弗倫奇則擔憂:“更可怕的是,這會開創一個危險先例——未來的總統可能會效仿,用司法部報復政敵、為自己謀利,民主制度的制衡將名存實亡。”
目前,特朗普提交的兩項行政投訴仍在司法部內部處理,具體進展未對外公開,但其后續走向已引發多方猜測。從現有信息來看,至少有三條可能的路徑:
其一,司法部以“缺乏法律依據”駁回投訴。這是最符合常規流程的選擇,但考慮到司法部當前的人事構成,這一可能性存在不確定性,若布蘭奇與伍德沃德不回避,駁回決定可能會被特朗普施壓改變。
其二,啟動和解談判,但因爭議過大最終擱置。即便司法部內部啟動協商,也需面對國會的監督壓力——眾議院民主黨已明確表示“不會坐視不管”,若和解金額曝光,很可能通過立法手段阻止資金撥付。
其三,特朗普因不滿結果起訴司法部。若投訴被駁回,特朗普可能會以“司法部不作為”為由提起訴訟,但此舉將陷入“自己起訴自己管理的部門”的荒誕局面,且法院大概率會以“違反國內薪酬條款”為由駁回其訴求。
此外,民間組織也可能成為制衡力量。“公民責任與道德”等監督機構已表示,若司法部出現“明顯違規”,將立即提起公益訴訟,要求法院裁定賠償申請無效。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克里納指出:“這場風波的最終結局,很可能取決于國會與法院的制衡,若國會能堅持監督,法院能堅守憲法原則,才能避免權力濫用的發生。”
這場2.3億美元的索償風波,早已超越了“個人賠償”的范疇,演變成對美國三權分立制度、政府倫理與憲法邊界的一次嚴峻考驗。正如前司法部官員戈德史密斯所言:“問題的核心不是特朗普是否該獲得賠償,而是總統是否有權利用職權向自己掌控的部門索要賠償——這關系到美國民主制度的根基,容不得半點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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