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五角大樓記者團的最后日子

The Last Days of the Pentagon Press Corps

我被逐出了這座我報道了18年的建筑。但無論如何，我都會繼續(xù)我的工作。

作者：南希·A·優(yōu)素福

Alex Wong / Getty

2025年10月15日

我最后一次走進五角大樓時，見到的第一個人是吉米。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氏，但我了解他的故事。在進入這座美國武裝部隊的迷宮式總部工作之前，他曾是海軍陸戰(zhàn)隊的一名醫(yī)護兵。過去21年來，他一直擔任大樓安保人員，同時也是一位非正式的、和藹可親的接待員。吉米直到2021年才跟我說起他的軍旅生涯，那是在美國從阿富汗混亂撤軍期間，喀布爾機場入口發(fā)生自殺式爆炸、造成13名士兵死亡的次日清晨。所有人都在談論當天遇難的11名海軍陸戰(zhàn)隊員，但吉米還想起了其中那名海軍醫(yī)護兵——和他一樣，這名醫(yī)護兵也被指派隨部隊行動，以防萬一。

近20年來，吉米一直守衛(wèi)在兩塊大型馬賽克壁畫旁，壁畫上刻畫著2001年“9·11”恐怖襲擊中近3000名遇難者的面孔。這些展品在疫情期間被移除，這象征著這個國家已從反恐戰(zhàn)爭中走出來，并開始將目光投向新的威脅。上個月，唐納德·特朗普總統(tǒng)對軍隊表示，國家的敵人是“內部的敵人”。

本周，幾乎所有五角大樓記者團成員都將離開這座大樓——根據特朗普政府實施的限制規(guī)定，他們被禁止在樓內工作。我和其他記者會繼續(xù)履行職責，用我們所掌握的一切方式報道美國軍方動態(tài)。但當美國國防部領導層選擇以這種方式封閉自己、逃避監(jiān)督時，某些重要的東西已然失去。從最基本的層面來說，公眾失去了獲取本應屬于他們的信息的權利，也失去了向那些掌管著近1萬億美元稅收資金、管理著300萬員工的人提問的權利。但一些無形的東西也隨之消失了，包括結識像吉米這樣的人的機會——他們的名字或許永遠不會出現(xiàn)在報刊上，但對于我們理解美國軍方至關重要。今早還沒穿過前廳進入大樓時，我就已經在想，那些我再也聽不到的故事，那些我再也見不到的人。

下午，官員們沒收了數百名記者的五角大樓記者證，其中也包括我的。數十家新聞機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五角大樓這份長達21頁的新記者限制規(guī)定，使我們無法開展基本的新聞采集工作，損害了我們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權利，也無視了公眾的知情權。包括本刊在內的多家新聞機構決定，我們寧愿在無法進入大樓的情況下報道軍方動態(tài)，也不愿按照五角大樓的條款行事。

“我們從根本上反對特朗普政府對報道國防和國家安全事務的記者實施的限制，”《大西洋月刊》主編杰弗里·戈德堡在周一的一份聲明中表示，該聲明宣布我們不會同意這些新條款。“這些要求侵犯了我們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權利，也侵犯了那些希望了解納稅人資助的軍事資源和人員如何部署的美國人的權利。”

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在為這些他稱之為“常識性”的變革辯護時，歪曲了自1943年五角大樓啟用以來記者與五角大樓官員之間的合作模式。他堅稱，自己只是要求記者佩戴證件、不要在大樓內隨意走動，以及確保接觸機密信息的人能正確履行職責。但事實是，我們一直都佩戴著證件，也從未在大樓內擁有無限制通行的權利。而且，盡管嚴肅的新聞機構在決定刊發(fā)內容時，總會考慮國家安全因素，但他們同時也會兼顧信息公開的重要性。

據所有人所知，新限制規(guī)定的出臺，并非因為任何五角大樓記者造成了安全漏洞。事實上，自從赫格塞斯10個月前上任以來，最大的國家安全準則違反事件恰恰是由他本人造成的——他將有關即將對也門發(fā)動空襲的敏感計劃，從安全的政府系統(tǒng)轉移到非政府應用程序Signal上，并分享給了本刊主編。

自上任以來，赫格塞斯對各類批評性報道的輕視態(tài)度就顯而易見。幾周內，他將數家新聞機構趕出了他們的辦公區(qū)域，隨后又禁止記者使用新聞發(fā)布會室。今年5月，他將記者的活動范圍限制在五角大樓17.5英里長的走廊中的少數幾段。迄今為止，赫格塞斯本人僅召開過兩次新聞發(fā)布會，他的首席發(fā)言人也只舉行過兩次公開鏡頭前的發(fā)布會。相反，赫格塞斯及其新聞團隊一直依賴社交媒體，不斷發(fā)布攻擊記者及其報道的內容，甚至還攻擊退休的軍方領導人。在數家新聞機構發(fā)布聲明解釋為何不同意新規(guī)定后，赫格塞斯轉發(fā)了這些消息，并配上了揮手的表情符號。顯然，正如赫格塞斯反復誓言的那樣，恢復“戰(zhàn)士精神”還包括培養(yǎng)“鍵盤戰(zhàn)士”。

當記者們走出大樓，帶走我們在這個領域積累的總共數百年的經驗時，我們經過了數十扇通往保密房間的鎖著的門——這些房間我們從未進入過。在那些房間里，坐著職業(yè)軍官和文職人員，其中一些人認為，保守秘密的誓言與通過媒體與美國公眾溝通的責任，這兩種價值觀是可以共存的。

最近幾天，一些中級軍官主動聯(lián)系我，承諾會繼續(xù)向記者提供信息——這并非是要怠慢他們的文職領導，而是為了維護憲法所蘊含的價值觀。退休的發(fā)言人也寫信告訴我，他們同樣覺得，隨著媒體的離開，某些重要的東西正在消失。

當我與清潔人員、五角大樓安保人員、士兵以及長期在此工作的文職人員道別時，我聽到的，實際上是一聲集體的嘆息。我反復聽到有人在問自己：“我還能在這里待多久？”有些人說，他們厭倦了看著同事被排擠出去，也擔心自己何時會被要求簽署那些他們認為違背保衛(wèi)憲法的誓言或個人道德準則的新規(guī)定。“我受夠了新規(guī)定，”一名文職人員告訴我。“他們顯然不想要我們了，”一名陸軍上校說道。

對許多人來說，這些擔憂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并且還在不斷加劇。上個月，當赫格塞斯召集軍方高層將領和指揮官前往弗吉尼亞州匡蒂科時，一些人告訴他們的下屬，擔心自己會被要求宣誓效忠，并在思考該如何回應。（最終并沒有要求宣誓，但這位國防部長確實宣布了計劃，要趕走所有無法達到體能標準的人。之后，赫格塞斯還發(fā)布了一份備忘錄，命令士兵們觀看或閱讀他的演講內容。）

到赫格塞斯發(fā)表演講時，記者團在看過新限制規(guī)定的草案后，已經在準備被迫離開。從現(xiàn)在起，大樓內將幾乎不會有獨立記者（即便有也寥寥無幾）去質問國防高層官員，或與士兵們輕松交流。這些限制規(guī)定很可能還會延伸到美國國內外的各個軍事基地。我們將無法在前線、海上或貨運飛機上見到軍人——除非是通過國防部批準發(fā)布的影像資料。我的一些同事曾為捍衛(wèi)公眾的知情權而冒著生命危險。

在這樣的新環(huán)境下開展報道絕非易事。甚至在今天之前，五角大樓就已經嚴格限制了向美國公眾傳遞信息的渠道。昨天，當打包膠帶在我們的辦公區(qū)滑動、纏繞在搬運箱上的聲音回蕩時，記者們注意到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fā)帖稱，美國襲擊了委內瑞拉附近的一艘船只，擊斃了六名所謂的毒品走私者。就像之前四次襲擊發(fā)生后一樣，我們詢問五角大樓官員，美軍使用了何種武器、此次襲擊的法律依據是什么，以及被擊斃者的身份信息。但五角大樓拒絕回答。同樣，對于國民警衛(wèi)隊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芝加哥市、華盛頓特區(qū)、孟菲斯市和洛杉磯市等美國本土地區(qū)的部署，官員們也幾乎沒有提供任何信息——而且此類部署可能還會增加。

本周我們收拾行李時——里面有厚厚的報道資料、磨損的頭盔、過期的女童子軍餅干——部門官員們在媒體區(qū)域巡視，評估這片即將歸他們使用的空間。分配給電視臺的六個壁櫥大小的工作間已基本搬空，視頻設備都已運走。從越南戰(zhàn)爭、海灣戰(zhàn)爭期間，到“9·11”事件發(fā)生時，再到最近美國襲擊伊朗之后，公眾正是通過這些空間聽到“發(fā)自五角大樓現(xiàn)場”的報道。由于記者通常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真正熟悉五角大樓的情況，因此許多人會在這里工作數十年。在平面媒體的辦公區(qū)（這里有幾位出了名的“囤積狂”），我們翻找著可追溯到上世紀的文件，以及更多能證明軍方曾對媒體友好得多的近期證據。其中包括一份2007年的空軍公共事務目錄，上面列出了每個基地的聯(lián)系方式，足足有86頁。然而如今，我們甚至無法與空軍新聞辦公室道別，因為他們的辦公室位于赫格塞斯早已劃為禁區(qū)的區(qū)域。

通往我們辦公室的一條路，要穿過一條彰顯軍方與媒體互動承諾的走廊。走廊盡頭有一塊巨大的標牌，上面寫著國防部的《信息原則》——這份文件在“9·11”事件發(fā)生后不到兩個月簽署生效。

這份喬治·W·布什政府時期的文件寫道：“美國國防部的政策是及時提供準確的信息，以便公眾、國會和新聞媒體能夠評估和了解國家安全與國防戰(zhàn)略的相關事實。應向武裝部隊全體人員及其家屬提供暢通的一般信息和軍事信息，不得實施審查或宣傳。”

在我們離開的前一天，一名記者在我們即將騰空的辦公區(qū)域各處張貼了標語，上面寫著“新聞報道不是犯罪”。赫格塞斯的工作人員一看到這些標語，就把它們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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