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的就診喜報里，我看不到一個“人”！

hi，我是胖胖。

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一書中寫道：

“沒有道德現象這種東西，只有對現象的道德解釋。”

這話在胖胖看來，并不是在否定道德，也不是在鼓吹為所欲為。

尼采真正想揭示的，是“道德”背后的關系結構：

誰在解釋，用什么角度解釋，又是為了誰去解釋。

尼采認為，道德并非來自上帝或理性，而是人類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一種由定義者主導的敘事工具。

于是，我們以為的善與惡、高尚與墮落，往往只是特定群體出于利益、恐懼或意志，對世界的一種解釋。

胖胖有一個觀點，世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本質上都只是現象：

一串行為、一組結果、一條因果鏈。

僅此而已。

當人們去看待它時，套上自己的道德框架，于是現象就被貼上善或惡、高尚或卑劣的標簽。

現象沒變，變的是解釋。

道德從來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真理，它更像是社會群體的共識，人們為了維系秩序、維護價值，或讓某種利益顯得合理，共同編織出的解釋體系。

同一件事，放在不同的時代與文化中，評價往往截然相反。

譬如，古時戰爭殺敵是忠義，而今我們在文明社會的話則傾向于反思暴力本身。

可見，道德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構出來的。

我們所看到的道德現象，其實只是社會共識的投影。

聊聊最近一個被推上風口浪尖事件：

這文案跟胖胖之前從事一些銷售行業沖業績的喜訊沒什么兩樣。

我們常說：“醫者父母心”。

其實不然，這句話如果是站在人文的立場上，那是一種將“救人”置于“利己”之上的溫度。

但如果是站在生意場上，它又成了最諷刺的口號。

割裂的問題在于，這是一家醫院。

一個每天面對病人、手術、疾病、甚至死亡的地方。

新聞被曝光后，醫院方面回應說，這張“喜報”是由一位新員工制作的，已經認識到思想意識和價值導向存在問題，并作出反思。

蘭州市衛健委隨后介入調查，表示正在處理此事。

其實，在胖胖看來，許多事情，稍存常識，或者稍存天良，便不會以至于此。

敘事的方向，往往指向利益的中心。

在一個正常的邏輯中，病人多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有人生病了，意味著醫務人員壓力更大，意味著社會健康狀況需要反思。

但在那張喜報里，所有的痛苦、疲憊、風險、焦慮，都被一串冰冷的數字包裝成業績成果，被一個歡騰的標題掩蓋。

唯恐撈錢不多不快，唯恐人不夠病、刀不夠開！

醫院把病人變多解釋成了事業進步，公眾則把這套解釋看成把別人的痛苦當喜悅。

當然，胖胖不信，一個新員工可以攪起這么大的浪花。

別說醫院這種層層審批、處處留痕的地方了，連發個橫幅、寫個標語都得簽字、蓋章、拍板。

一個新員工，敢明目張膽地做出這種喜報，還敢堂而皇之地發到朋友圈？難道他不怕被領導秋后算賬？

胖胖不信這是沒有授意的個人行為，這更像是一場有意無意的甩鍋。

在許多機構里，出事了，先找個背鍋的，是標配操作。

畢竟，只要把責任鎖定在一個無經驗的個人身上，整個組織就能維持它那層“純潔無辜”的外衣：

問題不是制度的，是人的；不是導向錯了，是意識淡薄。

在當下的醫療體系中，醫院可能被要求自負盈虧、強調績效考核、追求增長率和服務量。

于是，醫院的宣傳邏輯，也開始向企業靠攏。

他們慶祝突破目標、再創佳績，就像工廠慶祝生產線超額完成任務一樣。

但醫院不是工廠，病人不是產品。

把接診量、手術量當作榮耀，本身就是一種敘事的偏移：把救治生命的倫理意義，替換成了業績增長的商業意義。

表面上，醫院說喜報是內部激勵手段，沒想過要引起誤會。

但仔細想想，為何一個新員工會自然地把人多理解為“好消息”？

這背后，是不是長期形成的績效文化在作祟？

在這種文化里，增長是一種信仰。

就像企業要拼銷量、學校要拼升學率、城市要拼GDP。

一切都可以量化，一切都可以被包裝成“再創輝煌”。

哪怕這些數字的背后，是焦慮、內卷，甚至痛苦。

換句話說，醫院之所以能把看病人數包裝成“喜訊”，是因為整個社會已經習慣了用增長來定義成功。

利潤增長是進步，房價上漲是繁榮，就連病人變多，也能成了“業績”。

這時候，你會發現，道德已經不是道德，而是解釋的工具。

它不再關乎善惡，而關乎是否“符合體制邏輯”。

說得直白一點，就是不把病人當人。

而當丑陋的現象暴露出來，人們不會去質疑背后的關系，而是他們急于把錯解釋為個體的失誤，為什么？

這樣一來，體制便能繼續運轉，秩序得以維持，所有人都可以在“我們已經深刻反思”的表態中心安理得。

而這個新員工，就成了那個替整個系統贖罪的替罪羊。

他承擔的不只是操作失誤的責任，更是一個機構對自身道德尷尬的遮羞布。

說句實在話，醫院只是這個混賬邏輯的產物之一。

它需要在盈利與良心之間平衡，在服務與業績之間掙扎。

結果就是：

它越來越像一個企業，卻又不能真正承認自己是企業。

于是，宣傳稿里既要寫醫者仁心，又要寫超額完成任務；

既要談患者至上，又要談運營指標；

既要喊公益屬性，又要追求利潤增長。

一邊說救死扶傷，一邊發喜報慶功，這不是虛偽，而是撕裂，這也是系統在用兩種語言同時生存。

這種撕裂，就是解釋的雙面性：嘴上講道德，腳下算利潤；

表面歌頌人文，背后衡量數字。

在胖胖看來，凡是動不動就把“被服務者”掛在嘴邊的，往往最該警惕。

越是誰天天嚷嚷著“為了大家好”，越容易干出些“大家看了都不太好”的事。

人們罵“喜報冷血”，其實是在抗議這套雙面語言。

因為在那張喜氣洋洋的圖片背后，我們看不到治愈，看不到尊嚴，看不到人，只是看到一個機器，在吞咽痛苦、榨出數據、打印彩報。

醫院的回應說，他們“認識到在思想意識和價值導向方面存在問題”。

這句話其實挺值得玩味。

因為它恰恰證明了問題的根：“價值導向”。

你看，“導向”往往比“事實”更重要，做得好不好可以討論，但導向必須正確。

于是，一切“反常識”的行為，最終都歸因于“導向錯誤”。

這看似是一種檢討，實則是一種逃避。

因為“導向”從來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醫院問題。

一個新員工之所以會制作那樣的喜報，不是因為她個人“導向錯誤”，而是因為整個環境早已默認了那種導向。

他們或許并不惡，他們只是習慣。

習慣于用語言掩蓋矛盾，用喜報粉飾焦慮，用解釋代替思考。

那張“喜報”，到底要對誰說？

它的受眾是誰？

是上級領導？是同事？還是公眾？

在社交媒體的時代，沒有一種解釋能局限在“內部”。

一旦發出，就會被公眾重新解釋。

解釋的解釋，解釋的解釋的解釋：一層疊一層，直到天良喪盡。

直到越來越不會說話了，卻越來越擅長解釋。

在現代社會，誰能解釋，誰就有道德上的主動權。

而一旦這種解釋脫離人性、脫離共情，它就成了工具。

醫院的喜報不過是冰山一角，在更大的范圍內，我們早就生活在各種“喜報”之中，但每一個“喜報”的背后，都藏著看不見的代價。

那些代價是誰承擔的？

或許，他們被從敘事中抹去，只留下漂亮的數字和動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