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諾貝爾獎井噴與工匠精神

日本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證明自19世紀中葉接受和學習西方現代科學以來，日本基礎研究的路走對了。一個關鍵因素是日本將外來的科技文明與自身獨特的“工匠精神”進行了深度融合。日本的“工匠精神”從東方的自然觀、修行哲學和身體化認知傳統出發，為源自古希臘及新教倫理的科學精神貢獻了獨特的維度：一種與自然共情的探究態度、一種將工作視為內在修行的持久動力，以及一種融合了理論思考與身體實踐的“具身理性”。它告訴我們，科學的皇冠不僅屬于那些提出石破天驚理論的奇才，也同樣屬于那些在一個方向上默默深潛、將一件事做到極致的“匠人”。

2025年，日本坂口志文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北川進獲得化學獎后，日本總計已有2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出現了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已經有22人獲獎，幾乎平均每年獲得一個獎。這對中國人而言是很震憾的。日本自19世紀中葉黑船事件以后，開始以“和魂洋才”為口號學習西方現代科學，這跟我國鴉片戰爭以后開始的“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時間差不多。為什么日本在基礎研究方面能有如此成就？日本人做對了什么？

總體而言，日本接受和發展現代科學的歷程，是一個從被動到主動，從表層到內核，從模仿到創新的過程，最終將外來文明與自身文化特質深度融合。其成功的經驗既包含了強烈的實用主義導向、從“和魂洋才”開始到系統的制度移植與創新、對教育和人才的極度重視等，也包含了與自身文化基因的融合。在自身文化基因中，最顯著的是其固有的“工匠精神”，即將對細節、極致的不懈追求，以及心無旁騖、清心寡欲，堅持長期主義的工作態度，完美地融入了現代科學研究中，形成了其獨特的科研風格。目前，對日本諾貝爾獎井噴的政策和經驗分析較多，本文重點分析這種獨特的“工匠精神”的科研風格。

01

日本“工匠精神”的由來

日本的“工匠精神”是在日本列島特定的歷史、社會與宗教文化的熔爐中逐步形成的。

1．何為“工匠精神”？

日本的“工匠精神”遠不止是“手藝好”或“技術精湛”，而是一個包含多層次內涵的文化哲學體系 。這種精神，使工作超越了謀生手段，升華為一種人格修養與生命價值的實現途徑。其核心要素可以概括為三方面。

一是對造物的虔誠態度和恭敬之心。

在勞動和造物過程中不滿足于“足夠好”，永遠追求“更好”、“更完美”，對細節抱有近乎偏執的關注，追求極致主義。

二是認為工作就是修行，能夠專注與堅守。

秉持“一生懸命”的態度，將一生奉獻于一事一業，在漫長的歲月中耐得住寂寞，持續精進，堅持長期主義。

三是尊重傳統與師承。

通過“守破離”的路徑，在實踐中學習、模仿、超越前人，實現技藝之道。但更強調秉承家訓，做事就是做人，通過踐行做人之道，實現社會價值 。

2．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過程

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主要經歷了以下三個關鍵階段。

（1）古代與中世：宗教與貴族需求的奠基。

早在飛鳥、奈良時代，隨著佛教的傳入，建造寺院、鑄造佛像的需求催生了第一批專業的工匠集團。這些匠人視其工作為供奉神佛的宗教行為，因此懷有無比的虔誠與敬畏，力求盡善盡美，奠定了追求精良與神圣感的初始基礎。到了平安時代，宮廷貴族對優雅生活的追求，又在漆器、織錦、刀劍等領域推動了工藝美術向精美化、細膩化發展。

（2）江戶時代：制度固化與市民文化的催化。

江戶時代（1603-1868）是“工匠精神”得以成型和鞏固的關鍵時期。德川幕府實行“士農工商”的身份等級制度，雖然工匠（職人）的社會地位不高，但其職業被嚴格世襲和固定。這種制度在客觀上迫使技藝必須在家族或師徒間代代相傳，形成了穩固的傳承體系。同時，長期和平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催生了繁榮的市民階層（町人）。他們對日常生活用品品質的要求大大提高，形成了一個支持優質手工業的成熟市場。只有那些技藝超群、品質可靠的職人才能生存與發展。于是，“打造招牌”、“維護家名”的榮譽感與商業競爭相結合，使得追求卓越從外在壓力內化為職業本能。此時，“職人氣質”——即對自己的手藝擁有絕對自信、不妥協、不為金錢而犧牲品質的倔強性格——已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

（3）明治維新至戰后：與現代性的融合。

明治維新后，日本全力推行工業化，“工匠精神”面臨著挑戰與轉型。一方面，西方大規模生產方式的沖擊使傳統手工業一度衰落；但另一方面，日本大量的工匠和學徒涌入現代工業體系，將“工匠精神”的核心注入了現代工業體系之中。工匠對品質的極致追求，長期主義、現場傳幫帶訓練模式等得以傳承和發揚。戰后，以豐田為代表的“精益生產”模式，其核心就是消除一切浪費、持續改進、尊重一線員工智慧，這無疑是傳統“現場主義”和“極致主義”在現代工廠中的完美體現。從此，“工匠精神”從傳統手工作坊走出，成為支撐“日本制造”全球信譽的核心軟實力 。

3．日本“工匠精神”的宗教與文化基礎

“工匠精神”能在日本生根發芽、枝繁葉茂，離不開其深層的宗教與文化土壤。前述三種核心要素主要源于以下三股思想源流的交織與滋養 。

（1）神道教：萬物有靈與凈穢觀。

作為日本的原生信仰，神道教的“萬物有靈”觀認為，山川、森林、工具乃至一粒米中都寄宿著“神”（カミ）。這種泛靈論使得日本人對物品懷有一種獨特的情感——它們不是冰冷的客體，而是有靈性的存在。因此，工匠對待自己的工具和材料，會懷有敬畏與感激之心，制作過程被視為一種與“神性”交流的儀式。同時，神道教強調“凈”與“穢”的嚴格區分，體現在生產中就是對工作環境、制作流程和最終產品的一絲不茍的潔凈與純粹追求。對于造物，永遠要發揮材質的最大價值，展現其最強生命力，這就是工匠追求完美與極致的動因。也可以說這種宗教情感，是“工匠精神”中神圣感與責任感的源頭 。

（2）佛教思想：現世求道、職業修行。

日本佛教較之于中國更加世俗化，如中世紀凈土真宗強調現世求道，職業修行。禪宗（尤其是臨濟宗與曹洞宗）進一步將佛教簡易化，江戶初期的禪師鈴木正三宣講“一心不亂，勤奮工作就是修行” ，“世法即佛法，世業即修行”，為工匠提供了自我心性提升的精神通道 。禪宗在工匠精神的境界提升上尤其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禪宗將一切技藝提升至“道”的層面，如茶道、花道、劍道等。工匠的工作因此不再是簡單的勞作，而是一條精神修行與人格完善的路徑。在反復磨練技藝的過程中，達到“心技一體”的境界。同時，禪宗追求的“三昧”狀態，即精神高度集中、忘我、與對象合二為一，這正是工匠在極致專注時所進入的“心流”體驗。這種修行理念，賦予了枯燥、重復的勞動以深刻的精神意義，使得工匠能夠在其間獲得內心的平靜與滿足感。

（3）儒家思想：倫理秩序與修身觀念。

儒家思想為日本的社會結構提供了倫理框架。其“各安其分”的社會秩序觀，在江戶時代與身份制度結合，使得工匠（職人）將尊重祖先，遵循家訓，誠實做人，恪守本職、精進技藝視為自己的天職與本分。對于工匠而言，修煉做人之道，追求技藝之道的完美，不僅是生存所需，更是維護社會和家業秩序的道德責任。

總結而言，日本“工匠精神”的由來，是一個由歷史制度塑造、由宗教哲學滋養的復雜過程。神道教賦予了其“情”（敬畏之心），禪宗賦予了其“境”（修行之境），儒家思想賦予了其“德”（倫理之德）。這三者共同作用，將一種普通的職業技能，升華為一種文化基因與生命哲學。

02

從日本諾貝爾獎學者看“工匠精神”的科研風格

日本諾貝爾獎學者體現了深植于民族血脈中的 “工匠精神”，本文以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領域的江崎玲于奈，化學領域的田中耕一、生理學的大隅良典，以及今年兩位獲獎者的事例，來剖析這種“工匠精神”在科學研究中的實踐。

1．江崎玲于奈（1973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于“瑕疵”處發現新大陸的匠人

1950年代，在索尼公司工作的江崎玲于奈致力于研制高頻晶體管。為了提升晶體管的性能，他需要增加半導體材料的摻雜濃度。按照傳統理論，高摻雜會導致器件性能劣化，這被視為一條“死胡同”。然而，江崎沒有輕易放棄或繞道而行，而是以一種匠人探究材料本質的執著，決意深入這片“不毛之地”，非要弄清其失效的微觀機制不可。在反復實驗與精確測量中，他敏銳地捕捉到了一個反常現象：在某種條件下，電流并未如預期般減小，反而急劇增加。多數人會將其視為實驗失敗或噪聲而摒棄，但江崎卻如一位鑒寶師發現了璞玉中的異色，堅信這背后隱藏著新的物理規律。他沒有停留在表象，而是親手設計實驗，一絲不茍地追溯這一“異常”的根源，最終證實這是量子力學中的“隧道效應”在宏觀器件中的首次清晰展現。

這種不回避問題、反而深入問題核心，將“缺陷”轉化為“發現”的洞察力，正是工匠精神的精髓。他親手制備的“瑕疵”器件，后來被命名為“江崎二極管”（隧道二極管），不僅開創了半導體物理學的新篇章，更展現了一種在極限條件下探索未知的“匠人之勇”。

2. 田中耕一（2002年獲諾貝爾化學獎）：顛覆常識的“素人”匠心

田中耕一獲獎時只是島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師，沒有博士學位，甚至不算是正統的化學家。他的獲獎成果——軟激光脫附電離法，源于一次經典的“實驗事故”：在測試激光轟擊對生物大分子的影響時，他不小心將錯誤的試劑（甘油）混入了鈷超細金屬粉末。按照標準流程，這是一個失敗的實驗，數據應被丟棄。但田中身上那種工程師特有的、對實驗現場每一個細節都不肯放過的“執拗”發揮了作用。他沒有忽視這個“異常”，反而懷著好奇心去深入探究“為什么這個錯誤會導致蛋白質分子被完整電離”？他憑借扎實的實驗功底和細致的觀察，抓住了這一瞬間的靈感，最終開發出了一種能夠測量生物大分子質量的革命性方法。

田中耕一的“工匠精神”體現在對“失敗”的尊重與深究。他不受既定框架的束縛，以最純粹的眼光審視實驗現象本身，這種源于基層工程師的、樸素的探索欲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正是工匠精神中最寶貴的品質：相信雙手實踐出的證據，而非書本上的教條。

3. 大隅良典（2016年獲諾貝爾生理學獎）：在冷門中守望的“自噬”先驅

當大隅良典在1980年代決定研究細胞“自噬”機制時，這是一個極其冷門且不被看好的領域。觀測困難，機理不明，進展緩慢。但大隅如同一位在深山老林中雕刻佛像的匠人，選擇了這條人跡罕至的路，便心無旁騖地走了下去。

他的突破性工作始于最簡單的酵母細胞。他設計了一系列精巧絕倫的實驗，像一位偵探，通過排除法，在成千上萬的突變酵母中，逐一篩選、鑒定出與自噬相關的關鍵基因。這個過程耗時十余年，需要無比的耐心與嚴謹。他沒有追逐熱點，而是堅守在自己的“作坊”里，日復一日地觀察、假設、驗證。這種“擇一事，終一生”的專注與定力，是工匠精神在基礎科學研究中最崇高的體現。他不在乎門外世界的喧囂，只專注于眼前顯微鏡下的方寸天地，最終揭開了生命體內一個基本而又至關重要的“后勤保障”系統，為理解癌癥、神經退行性疾病等開啟了全新窗口。

4. 坂口志文（2025生理學獎）與北川進（2025化學獎）：“運鈍根”與數十年磨一劍

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坂口志文以及化學獎北川進都信奉同一句日本格言——“運、鈍、根” , 認為取得成功運氣固然重要，但要有一股愚鈍、笨拙的耐性和蠻力，具有深度扎根、毫不動搖的毅力才能抓得住運氣。兩人都從事從原理出發，在試驗中尋找物質或構建新材料的實驗性科研工作，他們的成功，靠的就是堅忍不拔的意志和慢工出細活的心態。

坂口志文從1970年代末就堅信T細胞中應有一種物質具有免疫抑制性，從此開始了尋找免疫抑制性T細胞的漫長之路。在主流學術界否定其可能性，研究經費常年不足的情況下，經過近20年的苦苦尋找，終于在1995年發現了CD4?CD25? T細胞（制御性T細胞）。北川進畢業于京都大學工學院，作為1981年諾獎化學獎得主福井謙學術流派的第三代傳人，與因開發出可商業化鋰離子電池而獲2019年諾獎的吉野彰是同出一門的師兄弟。他們都秉承福井學派的傳統，即堅持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甘做“副流”而不追逐主流，從不被人看好的“無用”之中發現大用。北川早年帶學生做實驗無意發現某些材料的多孔結構，此后十多年堅持不懈，終于開發出金屬有機多孔材料，但1997年在美國做學術發表時，其價值卻被完全否定，當場汗水淚水一片。盡管如此北川也毫不灰心，此后陸續開發出改良迭代的新材料，才改變學術界的認識，開創出新局面。

從江崎玲于奈對“異常”的深究，田中耕一對“失敗”的珍視，到大隅良典在冷門領域的孤獨守望，一直到今年的兩位獲獎者所謂”運鈍根”似的數十年磨一劍，可以看到一條貫穿日本科學脊梁的“工匠精神”主線。這種精神的核心在于：它不崇尚捷徑，而信奉深耕；不追求速成，而尊重過程；不畏懼寂寞，而享受專注；不迷信權威，而相信親手實踐所獲得的真知。

03

日本“工匠精神”與歐美科學精神的比較

現代科學的興起，長期以來被置于由歐洲啟蒙運動和新教倫理所塑造的范式之下。馬克斯·韋伯的經典論述將新教倫理，特別是其“天職觀”與理性化精神，視為現代資本主義和科學在歐洲興起的關鍵文化動因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在近現代科學史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日本時，會發現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動力——獨特的“工匠精神”——在發揮著核心作用。這種精神并非對新教倫理的簡單復制或反駁，而是從東方文化與宗教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對世界科學精神寶庫的一次深刻而獨特的豐富。通過比較“工匠精神”與“新教倫理”對科學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清晰地看到這種豐富性。

1．科學的目的：理解上帝秩序 vs. 與自然合一

在新教倫理的框架下，科學研究的根本目的帶有濃厚的神學色彩。自然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理性秩序，因此，通過科學研究來探索自然規律，被視為理解上帝智慧與設計的一種神圣途徑。正如牛頓尋求揭示宇宙的“神性幾何”，早期的英國皇家學會成員通常懷有通過科學榮耀上帝的意愿。這種觀念將科學研究提升為一種準宗教行為，賦予科學家一種“解讀上帝密碼”的使命感。以擁有30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包括2025年約翰·克拉克的物理學獎）而舉世聞名的英國卡文迪許實驗室門口的牌匾為 “The works of the Lord are great，sought out of all them that have pleasure therein”（圣工宏偉，樂之者察之） 。

相比之下，日本“工匠精神”背后的神道教與禪宗哲學，則塑造了一種不同的科學目的。神道教的“萬物有靈”觀，使得自然并非一個等待被解讀的冰冷客體，而是一個充滿內在靈性的生命共同體。禪宗則強調“物我合一”的境界。在這種觀念下，科學家研究自然，并非為了征服它或證明某種先驗的理性設計，而是懷著敬畏與謙卑，通過極致的專注與技藝，去“傾聽”材料的聲音，“感受”自然的內在節奏，最終達到與研究對象合二為一的“三昧”狀態。

2．工作與求知的意義：天職 vs. 修行

新教倫理將世俗工作視為“天職”，是上帝賦予每個人的神圣責任。勤奮工作、取得成就，被視為獲得上帝恩寵的證明。這種觀念催生了一種入世的、積極進取的禁欲主義，將勞動與研究本身神圣化。在這種語境下，科學求知是一種帶有倫理色彩的天職履行，其成果（包括實用技術）是榮耀上帝在世俗世界的體現。

日本的“工匠精神”則將為學與工作的意義導向了“修行”的層面。這深受禪宗“道”的概念影響。任何技藝，無論是茶道、劍道還是科學研究，都可以成為一條通往人格完善與精神覺悟的路徑。在這里，“工作”的本質不是履行外在賦予的責任，而是內在心性的磨練與提升。“守破離”的進階過程——從完全模仿（守），到打破成規（破），最終抵達融會貫通的自由之境（離）——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精神修行。

3．教育與理性的核心：體系化理性 vs. 身體化智慧

新教倫理推動的理性化進程，與體系化的教育和抽象的邏輯思維緊密相連。它強調通過教育來培養能夠理解上帝理性秩序的頭腦，科學方法的核心在于邏輯推理、數學建模和理論構建。這種“腦的理性”是普適的、可傳遞的，它造就了歐洲科學在理論體系上的輝煌，如牛頓的《原理》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日本的“工匠精神”則在重視理論教育的同時，格外強調 “身體化智慧”與“現場主義”。它認為，真正的知識并不僅存在于書本和公式中，也蘊藏在親手實踐的“手感”、“竅門”和直覺里。這種智慧難以通過語言完全傳遞，必須在長期的師徒傳承和親身實踐中體悟。日本的理科教育和企業研發文化中，極度重視動手能力，鼓勵研究者自己設計和搭建實驗裝置。

綜上所述，源自古希臘傳統的“求真”精神以及新教倫理的西方科學精神，以其對普遍理性的追求、理論體系的構建和作為“天職”的使命感，為現代科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日本的“工匠精神”則從東方的自然觀、修行哲學和身體化認知傳統出發，為科學精神貢獻了獨特的維度：一種與自然共情的探究態度、一種將工作視為內在修行的持久動力，以及一種融合了理論思考與身體實踐的“具身理性”。它告訴我們，科學的皇冠不僅屬于那些提出石破天驚理論的奇才，也同樣屬于那些在一個方向上默默深潛、將一件事做到極致的“匠人”。

參考文獻：

1 遠藤元男《 日本職人史の研究３　近世職人の世界》，雄山閣1985年出版，155-159。

2 北康利《匠の國　日本》PHP新書2008年出版，70。

3 任云，“日本工匠精神的深層底蘊和現代傳承”， 復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集林》，2021.2：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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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谷満雄，《鈴木正三》PHP文庫，2001年出版。

6 https://www.icems.kyoto-u.ac.jp/people/frontrunners/1250/（京都大學iCeMS網站）

7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出版。

8 《舊約·詩篇》第111篇第2節。

9 山本七平，《日本の資本主義の精神》ビジネス社2015年新版。

李曉軒，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任云，日本櫻美林大學文理學院及研究生院教授。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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