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抑郁不病成底線？孩子變“生病”一代，苦果不該讓家長獨自承擔

坐在心理診室的女孩摘下帽子，頭頂是一塊突兀的斑禿，像她的抑郁一樣，是無人愿意正視的“真空地帶”。

斑禿太明顯后，則演變成用美工刀一道道割在手腕皮膚上。

但每每看到她自殘，父母和老師統一戰線，認為女兒是偷懶不想學，教育她“不能太脆弱”。

前兩天是世界精神衛生日，央視報道了一個數據：我國6-16歲在校生精神障礙患病率達17.5%，相當于每5個就有1個患病。

很多孩子看著正常，其實已不想學、甚至不想活了。

青少年心理問題早已超越個體困境，成為一代人的集體癥結。門診室門口排長隊，掛號預約一號難求。

有家長和老師后悔不已：如果早點發現就好了；有的這時候還在想：現在病了得治病，那接下來的考試怎么辦？仿佛一邊拿繩子吊著孩子，一邊給孩子上呼吸機。

當然，制造“生病”的一代的，不是家長、不是老師、不是任何一個個體，而是整個生態出了問題。

有的父母在孩子的病情與內卷的洪流間矛盾痛苦，“我也不想逼孩子學習，可周圍的人都在卷，我能怎么辦？”

他們的故事，藏著抑郁癥孩子求救的痛苦，但也成為我們轉變觀念，治愈孩子的一面鏡子。

1

希望孩子快點好起來

但也希望孩子能好好讀下去

小蔥確診重度抑郁癥那年正在讀高二，最初只是失眠、食欲不振，跟媽媽說“我好像生病了”。

媽媽以為是學習累的，給她買了一堆補品，讓小蔥每天吃下去。

直到小蔥在學校暈倒，被診斷為抑郁癥引發的軀體化癥狀，父母才不得不面對現實。

每次小蔥覺得渾身疼，不想去學校，媽媽就開始坐在她床邊哭：“媽媽求你了，你快點好起來好不好？你要是有事，媽媽也活不下去了！”

偶然她也聽到爸爸唉聲嘆氣，父母后悔逼小蔥學太多興趣班，他們的眼淚和自責，像無形的枷鎖，把小蔥捆得更緊。

有次小蔥吞了半瓶安眠藥，被救回來后，媽媽抱著她哭：“你讓媽媽怎么辦？”

那一刻，小蔥突然覺得，自己連放棄的資格都沒有——她的生命，好像不是自己的。

后來，小蔥再也不跟父母說自己的感受了。

她按時吃藥、按時上學，像個沒有情緒的木偶，只有在沒人的時候，才會偷偷用指甲掐自己的胳膊，看著皮膚上的紅痕，才覺得自己還活著。

她知道，自己的求救，從來沒有被真正接住，反而變成了壓垮自己的石頭。

很多時候，父母不是不愛孩子，而是他們也很無力。

現象太復雜，涉及的問題太多，有時候連專家都無法給出保障有效的解決方案，更何況他們。

2

孩子抑郁

父母也是受苦者

從小信奉快樂教育的凜凜家，在女兒升入初三后也開始為成績焦慮，這樣迅速的轉變讓凜凜出現了認知失調，有了抑郁傾向。

從那以后，凜凜媽媽把為了讓孩子擠時間多學習而收起來的畫具又搬了回來，跟女兒說想畫就畫，不再逼她學習了。

最初的一個月，家里的氛圍確實好了很多。可沒過多久，媽媽在家長群里看到其他孩子的學習動態，又忍不住焦慮起來。

有天晚上，她看到凜凜在畫畫，猶豫了很久，還是說想帶她去試一節物理課，如果實在不想去也沒關系。但凜凜的眼神瞬間暗了下來，放下畫筆就回了房間。

關上門的那一刻，媽媽聽到了女兒的哭聲，心里又悔又疼。

“我也不想逼她，可周圍的人都在卷，我能怎么辦？”凜凜媽媽的眼淚止不住地掉。

“我是搞教育學的，我知道快樂教育是對的，可一想到她以后可能考不上好高中、好大學，找不到好工作，我就控制不住地焦慮。

每次鞭策她之后，看到她情緒變差，我都特別后悔，覺得自己對不起她，可下一次，還是會忍不住。”

凜凜父母的掙扎，是無數父母無奈的縮影。他們不是不合格的家長，而是被教育系統裹挾的受害者之一。

很多人指責孩子抑郁是因為父母不夠好，卻忘了父母也是普通人。

他們要面對生存的壓力、外界的評價、教育的內卷，在治愈孩子的路上，他們同樣需要被理解、被包容。

3

教育環境不改變觀念

很多付出都是無用功

“我見過太多這樣的家庭——父母帶著孩子四處求醫，花了很多錢，吃了很多苦，可孩子的病情就是不見好轉，甚至越來越重。”

心理咨詢師杜鵑從業15年，接待過300多個抑郁癥孩子，她的話，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點，“問題的根源，不是孩子病得太重，而是觀念沒有真正改變。”

杜鵑曾遇到過一個因學業壓力抑郁的男孩。父母帶他看了很多醫生，吃了很多藥，可孩子還是頻繁自殘。第一次咨詢時，孩子媽媽說：“只要他能好起來，我們什么都愿意做。”

可當杜鵑建議減少孩子的學習壓力時，媽媽卻又猶豫了：“可他明年就要中考了，現在放松，以后怎么辦？”

“但如果孩子一直抑郁，連正常生活都做不到，成績和考試真的還有意義嗎？”

“對抑郁癥孩子的家庭來說，最關鍵的不是做了多少事，而是有沒有改變觀念。要接受孩子需要時間慢慢好，要放下成績比孩子的生命重要的執念。”

而這一觀念的改變，來自于外部環境的完善。只有當外部的評價標準不再唯成績論，只有當整個環境不再瘋狂內卷，落到一個個家庭、一個個父母和孩子身上，才能真正放松下來。

對待抑郁癥孩子，其實就像對待“受傷的小獸”，不能強迫它馬上站起來奔跑，只能耐心地陪在它身邊，給它食物和溫暖，等它自己慢慢恢復力氣。

“我曾經的一個病人，在他抑郁后，父母很快接受了家庭共同治療的方式，在不要求孩子卷學習的同時，也做心理咨詢來緩解自己對孩子未來的焦慮。”

在陪伴與理解中，這位高中生抑郁癥患者，終于在一年時間里治愈了自己，雖然申請了一年的復讀，卻也平安度過了高中生活。

幾個家庭的故事，展現了抑郁癥孩子與家庭的困境，也暴露了教育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父母確實是孩子抑郁癥防治的“第一道防線”。這道防線，不是帶著孩子四處求醫，不是給孩子吃最好的藥，而是接住孩子情緒，讀懂他們的求救信號。

而困在教育系統中的父母，也并不是一句“做得不夠好”“當父母很失敗”能夠簡單概括的，孩子的問題不該由他們獨自承擔。

內卷和學業焦慮的大環境下，教育系統要求父母更多參與孩子的教育過程；但當孩子的教育出了問題，父母卻成了唯一承擔責任的“過錯方”，替代隱身的系統咽下苦果。

這父母來說，并不公平。

只是個人的力量或許雖然微弱，但好在每個生病的孩子，都有走出去的欲望。

生命本身渴望成長，也渴望開闊的未來。而所謂的“躺平”，不過是因為他們被困住了，而我們能做的：

就是讓這個環境一點點好起來，一點點把孩子從不好的狀態中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