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播出八年，為何今天我們越來越能共情祁同偉？

那個曾經向權力下跪的公安廳長，如今卻讓無數打工人看見了自己

2017年，《人民的名義》熱播時，觀眾對祁同偉的態度幾乎是一邊倒的厭惡——為了上位不擇手段，在操場上那一跪，跪掉了尊嚴和原則。八年過去，當今天你更理解祁同偉了嗎的話題登上熱搜，評論區卻充滿了“心疼祁廳長”的聲音。

有網友寫道：“以前覺得他是反派，現在覺得自己就是他。”這條評論獲得了上萬點贊。從全網唾棄到廣泛共情，這種轉變背后，是普通人八年來生存境遇的深刻變遷。

01 那一跪，跪出了多少人的無奈

祁同偉在漢東大學操場上那驚天一跪，曾經是“軟骨病”的代名詞。但如今再看，許多人讀出了不一樣的味道。

一個寒門學子，被權力任性擺布。畢業后，品學兼優的祁同偉被“發配”到偏遠司法所，而他的同學卻靠著家族關系留在了省城。這不正是現在“拼爹時代”的極端寫照嗎？

北京一名31歲的程序員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我曾經嘲笑祁同偉，直到我在公司年會上為保住工作，向討厭的領導敬酒。那一刻，我理解了他。”這條帖子引發了強烈共鳴，點贊超過兩萬。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祁同偉曾經也想做個好警察，但現實告訴他：沒有權力，你什么都不是。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在當今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愈發常見。

上海某高校研究生小張坦言：“畢業前我覺得自己能改變世界，找工作被拒十幾次后，我只想改變自己的銀行卡余額。”這種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轉變，幾乎是每個社會新鮮人的必修課。

02 寒門再難出貴子？

八年前，我們還在討論“逆襲”的可能性；八年后，“躺平”成了流行詞。社會流動性的放緩，讓祁同偉的掙扎顯得如此熟悉。

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中，來自農村家庭的比例比十年前下降了近15%。優質教育資源越來越向城市集中，“寒門貴子”正在成為歷史。

祁同偉的經典臺詞：“我要的是這個世界在我面前低頭！”曾經被批評為三觀不正，如今卻被很多年輕人私下引用。不是他們認同這種極端，而是在房價、職場、生活多重壓力下，這種“反抗命運”的姿態有著奇異的吸引力。

深圳一位28歲的產品經理說：“每天通勤三小時，工資一半交給房東，晉升遙遙無期。偶爾也會幻想像祁同偉那樣‘搏一把’，雖然知道不對。”這種復雜的情緒在年輕職場人中相當普遍。

普通人改變命運的門檻越來越高。八年前，靠努力工作在一線城市買房還有可能；如今，這幾乎成了天方夜譚。這種背景下，祁同偉那種不擇手段向上爬的姿態，雖然不可取，卻多少能讓人理解其背后的絕望。

03 每個人都在向現實妥協

與祁同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侯亮平。八年前，觀眾喜歡他的正直不阿；八年后，越來越多人覺得這個角色“太假”、“不食人間煙火”。

侯亮平有鐘小艾這樣的妻子，有深厚的背景，他的成功來得太容易。而祁同偉的每一步都靠自己打拼，甚至可說是搏命——在孤鷹嶺身中三槍，成為緝毒英雄。

這種對比折射出社會心態的深刻變化：從崇拜“天生贏家”到同情“奮斗失敗者”。

廣州一位創業者在微博上寫道：“創業三年，我逐漸理解祁同偉。你不拼，連入場券都沒有；你拼了，可能頭破血流。這就是現實。”

事實上，普通人每天都在進行著小規模的妥協——對不合理的加班妥協，對奇葩的甲方妥協，對無理取鬧的客戶妥協。在這種語境下，祁同偉的大規模妥協，似乎只是量的差異，而非質的不同。

04 從批判到理解，我們經歷了什么

這八年，中國社會經歷了深刻的變化。經濟增速放緩，疫情沖擊，國際環境變幻莫測。普通人的安全感在下降，對未來的預期在調整。

2017年，人們還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2025年，更多的人開始接受“可能再怎么努力也只是個普通人”的現實。

南京一位社會學者分析：“對祁同偉的共情，實際上是對社會流動性困境的集體無意識表達。人們不是在認同他的違法行為，而是理解他所處的困境。”

事實上，大多數共情祁同偉的觀眾依然清楚他是違法者，應該受到懲罰。但這種共情本身已經說明問題——當社會出現普遍性的生存焦慮時，連反派的故事都能被重新解讀。

共情不等于認同。一位網友說得透徹：“我理解他為什么走上那條路，但并不意味著我認為那條路是對的。”這種復雜的態度，恰恰是成年人世界的常態——很少有非黑即白的判斷，更多的是在灰色地帶中的掙扎。

八年前，我們嘲笑祁同偉，因為相信靠自己努力就能成功；八年后，我們理解祁同偉，因為體會到了現實的重量。從“憤青”到“憤中”，改變的不僅是年齡，還有對世界復雜性的認知。

那個在孤鷹嶺飲彈自盡的公安廳長，臨終前說：“沒人能夠審判我。”這句話如今聽來，不再只是狂妄，更有一絲悲涼。我們共情的或許不是那個違法亂紀的祁同偉，而是那個曾經滿懷理想，卻被現實擊碎的自己。

如果連違法者的心路都能被理解，我們的社會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這個問題，值得每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