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祁同偉當年調到了北京，漢東的故事會怎樣改寫？

如果祁同偉當年調到了北京

“祁同偉沒能調到北京。”

這個念頭突然冒出來時，我正在重溫《人民的名義》。屏幕上，那位公安廳長正對著村頭的水坑下跪，這一跪，跪出了漢東省十幾年的風云變幻。

如果，當年他真去了北京呢？

2017年，《人民的名義》火遍全國。多少人記得祁同偉在漢東大學的驚天一跪？但很少人想過，就在他跪下的前一刻，距離調往北京只差最后一步。

那是個普通的周二下午，祁同偉剛拿到北京某部門的調函。從漢東到北京，不只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他夢寐以求的階層躍升。他想象著在長安街邊上班，在四合院里喝茶，徹底告別那個曾經“吃不飽飯”的窮小子。

然后，梁璐出現了。這位省委副書記的女兒只用了一通電話，就讓調函變成了廢紙。

我看到這里總會想：如果電話鈴響時，祁同偉已經坐在了北京的辦公室？

北京，2010年秋

祁同偉站在長安街邊，看著車流如織。他不再是漢東省公安廳的祁同偉，而是公安部某個研究室的副主任。

級別沒變，但視野徹底打開了。

在漢東，他眼里只有公安廳長、副省長。在北京，同一批吃飯的同事，聊的是“我同學在某某部”、“我老鄉在某某委”。那些讓地方官員肅然起敬的頭銜，在這里只是日常談資。

老季偶爾來北京開會，總會找他吃飯。一次酒過三巡，老季感嘆：“同偉啊，你在北京好啊。在地方，想辦件事得求爺爺告奶奶。在你們這兒，打個電話就能解決。”

祁同偉笑笑沒說話。他心里清楚，北京有北京的規則。這里權力更集中，但也更透明；機會更多，但監督的眼睛也更多。

漢東，2011年春

沒有祁同偉的漢東，故事線悄然改變。

高育良依然是最有前途的副省級干部，但少了這個“得力門生”，他在公安系統的掌控力大不如前。李達康的拆遷事件少了祁廳長的“積極配合”，反而促使他更早與易學習搭檔。

最大的變化在山水莊園。

沒有祁廳長的庇護，高小琴的生意步履維艱。一次項目審批被卡，她試著給高育良打電話，對方只客氣地說：“按程序辦。”

她突然明白，在權力這張網上，自己不過是依附在節點上的蜘蛛。節點消失，網就破了。

北京，2013年冬

祁同偉參加部里組織的扶貧調研，目的地——巖臺山。

那是他年輕時戰斗過的地方，曾身中三槍擒獲毒販。如今重回故地，村民們依然貧困，當年和他并肩作戰的戰友，已經白發蒼蒼。

“祁主任，您還記得嗎？當年您說過，要帶我們走出貧困。”老戰友握著他的手。

那一夜，祁同偉失眠了。在北京，他研究的是宏觀政策；在地方，他面對的是具體人生。如果當年留在漢東，現在能做的會不會更多？

但他很快清醒：在地方，他可能已經成了另一個祁同偉——那個他不敢成為的樣子。

漢東，2014年秋

高育良發現自己越來越頻繁地想起祁同偉。

如果有這個學生在，很多事會順利很多。但他也注意到，沒有祁同偉的漢東，似乎運轉得更加規范。李達康的強勢有了制約，沙瑞金到來后的改革阻力小了許多。

一次省委常委會后，高育良對季昌明感嘆：“有時候，缺了一個人，整個系統反而更健康。”

老季若有所思：“也許不是人的問題，是位置的問題。每個位置都應該有替代者，這才是健康的系統。”

北京，2015年春

祁同偉迎來了職業生涯的轉折點。

部里選拔駐外警務聯絡官，他憑借在北京積累的視野和流利的英語成功入選。赴任前，他回了一趟漢東。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遇到了侯亮平。

“祁主任，聽說你要出國工作了？”侯亮平還是那樣精神抖擻。

兩人在路邊小店吃了頓飯。祁同偉第一次坦誠相告：“亮平，當年我拼命想調來北京，以為能改變命運。現在明白了，改變命運的不是地方，而是自己。”

侯亮平給他倒了杯酒：“師兄，如果你當年沒走成，現在會怎樣？”

祁同偉望著窗外閃爍的霓虹，笑了：“也許，我會變成你們最想抓的那種人。”

平行宇宙，2017年春

電視里正在播放《人民的名義》，祁同偉看著屏幕里的自己——那個在孤鷹嶺嘶吼“沒人能夠審判我”的悲劇人物。

他關掉電視，打開郵箱，開始寫本周的工作報告。

窗外，北京的夜空難得看見星星。他想起漢東的同事們，此刻正在經歷電視里演繹的那些驚心動魄。

而他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做著一名普通的警務外交官。沒有驚天動地，但踏實安心。

后記

我們總以為，某個關鍵選擇會改變一生。但真正改變命運的，不是選擇本身，而是選擇之后的每一天。

祁同偉的故事，本質上是一個關于“如果”的故事。如果當年去了北京，如果當年娶了別人，如果當年堅持原則...

但人生最殘酷的，就是沒有如果。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選擇里，活成了今天的樣子。

那些我們以為能逃避的，終會以另一種方式歸來；那些我們拼命追求的，可能本就是幻影。

夜深了，不妨問問自己：如果重來一次，你會改變哪個選擇？而改變了那個選擇，你真的會成為更好的自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