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歷史對科學的歷史的滲透——五百年重慶得名臆說成為主流觀點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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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明代開始，后人不斷對“重慶”二字的含義加以解讀，形成許多臆想和猜測，形成了“二慶之間”說、“雙重喜慶”說、“詩經鄭玄箋”說、“巴渝會合”說等說法。“二慶之間”說最早出現在明代正德《四川志》，而不是以前認為的萬歷天啟年間曹學佺的《蜀中廣記》。但到20世紀80年代才發現由于順慶、紹慶設府時間晚于重慶府設立時間，故“二慶之間”說明顯為錯誤之說。“雙重喜慶”說法來源于1958年趙廷鑒的《重慶》一書，后逐漸影響學界和社會成為了主流觀點，還衍生出了“同年封王即位”說和“恭州即位說”兩大謬誤，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臆說。其它“詩經鄭玄箋”說僅是一種猜測，并沒有任何直接根據可依，而“巴渝會合”說完全是憑空臆想。重慶府的出現原本只是南宋頻繁的潛藩升府現象中普通的一例。由于中國古代地名取名一直有喜歡用喜慶、吉祥、祥瑞的名字為之，大多并無直接的事實指向含意，也不完全都是依據皇帝、太子的想法，還有大臣的意見、地方的訴求等因素。所以，重慶在取名的時候是否真的寄予了特殊含義，是否一定是皇帝的想法，由于并無任何原始文獻材料支撐，所以可能還是回避為妥。考察五百年的重慶得名臆說成為主流觀點的過程，我們發現，在中國作為文化的歷史對作為科學歷史的滲透巨大，希望能從田野考察的對讀、比對中分清兩種歷史的界線，盡可能減少文化的歷史對科學的歷史的滲透。

關鍵詞：重慶；宋光宗；二慶之間；雙重喜慶；文化的歷史；科學的歷史

我們注意到，近十多年來，已經有多人關注重慶得名的是是非非了，如韓意、趙鼎、周文德、唐冶澤、龔義龍等。以上幾位專家的論述已經談到了重慶得名存在的一些問題，對于重慶得名中的“二慶之間”、“雙重喜慶”中的錯誤多有指出，但是由于對史料梳理不夠全面，對這些觀點形成的歷史源流仍不是太清楚，故許多問題仍然不能得到合理解釋，如“二慶之間”說的最早源流在哪？何時開始受到懷疑？“雙重喜慶”的最早源流在哪？流傳脈絡怎樣？“雙重喜慶”的產生的原因為何等等，仍然需要更全面的分析研究。所以，本文從史源學角度，按時間順序對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作分析，以期正本清源，分清是非。

對于南宋恭州潛藩升重慶府的過程，宋元時期的文獻多有記載，但并沒有談及重慶之名的原由，宋元時期的文獻一般只敘述恭州升府的事件本身，最多提一下它升府是因為曾是光宗潛藩的緣故，如《輿地紀勝》卷175載：“隋改楚州為渝州······（皇朝）更名恭州（原注：《國朝會要》在崇寧元年），中興以后，以光宗皇帝潛藩，升為重慶府（原注：紹熙元年。筆者按，當作淳熙十六年）。”《方輿勝覽》卷60載：“隋改渝州······皇朝因之，崇寧改恭州，以光宗潛藩，升重慶府。”《宋史》卷19載：“崇寧元年六月壬子，改渝州為恭州。”卷36又稱：“淳熙十六年八月甲午，升恭州為重慶府。”卷89又稱：“重慶府，下，本恭州，巴郡，軍事。舊為渝州。崇寧元年，改恭州，后以高宗（筆者按，當作光宗）潛藩，升為府。”在元代的《元一統志》、《大元混一方輿勝覽》中也沒有重慶府得名原由的任何記載。只是從明代開始，后人才圍繞著“重慶”得名展開了對其含義的討論，并逐漸傳播開來為人所熟知。因此對“重慶”二字的解讀是后人逐漸加上去的，并不是當時人們的解釋，更無法得知是宋孝宗或是宋光宗的意思。

明以來對于“重慶”的解釋可能說法較多，影響最大的不過是“二慶之間”和“雙重喜慶”之說。很有意思的是，這兩個主要的說法現在看來完全是憑空臆想的說法，卻流行了幾百年到幾十年的時間，卻少有人發現完全是臆說。

一、明代人的臆想：“二慶之間”說的源與流

最早提出“二慶之間”說是在明代，以前韓意、周文德、唐冶澤、龔義龍等都將“二慶之間”之說的最早來源歸于明代萬歷天啟間曹學佺的《蜀中廣記》中，這是不準確的。目前我們發現最早的“二慶之間”說是在正德《四川志》中，在嘉靖、萬歷間的文獻中也有沿襲，而不是以往認為最早在萬歷天啟年間的《蜀中廣記》，所以，不能將這個謬說算在曹學佺的頭上。

正德《四川志》卷13：“崇寧初，改恭州，升重慶軍節度，以其地界乎紹慶、順慶之間，故名。”正德《四川志》的根據何在，我們已經不可得知。不過，目前再也找不到有關這種說法更早的記載了。到了嘉靖《四川總志》卷9幾乎照抄正德志舊文，只改一字稱：“崇寧初，改恭州，升重慶軍節度，以其地界紹慶、順慶之間，故名。”后來萬歷《四川總志》卷9沿襲嘉靖志稱：“崇寧初，改恭州，升重慶軍節度，以其地界紹慶、順慶之間，故名。同時代萬歷郭子章《四川郡縣釋名》卷上：“宋初名巴州，后升重慶軍節度，以其地界紹慶、順慶之間也。”萬歷《重慶府志》卷2也稱：“孝宗淳熙中，以光宗潛邸升恭州為重慶府，以治介順慶、紹慶間，故云。”到了明末萬歷天啟年間的《蜀中廣記》卷53記載：“宋，崇寧之恭州，又因而屢改矣。后以光宗潛邸，始升府，名重慶。重慶者，以介乎順、紹二慶之間也。”曹學佺不過是將前人之說略加放大而已。不過，同樣是明末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卷69只記載：“淳熙中升為重慶府，以光宗潛邸也”，并不談得名原由，顧氏可能在明清之際的學者中是較為清醒的。

到了清代各版方志中大多沿襲明代的解釋，如康熙《四川總志》卷4《建置沿革·重慶府》仍照抄嘉靖本舊志不改。雍正《四川通志》卷2《建置沿革·重慶府》云：“淳熙十五年升為重慶府（原注：是歲，光宗即位，州為潛藩，故升），以其地界紹慶、順慶之間，故名。”乾隆《巴縣志》卷1《疆域·沿革》云：“宋初曰渝州南平郡，崇寧元年以誅趙諗后，改其鄉里渝州為恭州。淳熙十五年以潛藩故，升為重慶府，地在順慶、紹慶之間，故名重慶。”同治《巴縣志》卷1《疆域·建置沿革》仍乾隆本舊文，還把紹慶誤抄成肇慶。

不過，嘉慶《四川通志》卷2《輿地·沿革》雖然談到恭州升重慶府之事，但沒有談得名原由，道光《重慶府志》作為重慶府志，本更應該重點談重慶的得名原由，但卻回避了這個得名之事，可見編者的清醒。而后來光緒《巴縣鄉土志》中也只記載：“崇寧元年改曰恭州，淳熙十六年升為重慶府”，也是回避了這個得名原由的。顯然，清代這三部地方志相對是較為嚴謹的。

到民國時期，此說仍是主流觀點。民國《重慶鄉土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以光宗潛邸之故，升為重慶府，以地在順慶（今南充縣北）、紹慶府（今彭水縣）之間，故名重慶。”后來民國《巴縣志》卷1《疆域上·沿革》糾正了《輿地紀勝》“紹熙元年升府”和《宋史·地理志》“高宗潛藩”兩處錯誤，但仍保留了“二慶之間”說。隨后《重慶市一覽》、《重慶指南》、《重慶指南（重慶陪都一周年紀念刊》等也仍沿用此說。

明代以來眾多如此說法，信誓旦旦，真是如此嗎？

我們先來看看順慶府的設置時間。

據《輿地紀勝》卷156《順慶府》：近以主上潛邸，升順慶府。寶慶三年。《方輿勝覽》卷63：以寧宗潛邸，升順慶府。朱熹《通鑒綱目》卷43：“寶慶間，升順慶府”，所以在宋代人的眼中順慶府設置在寶慶年間（1225—1227年），無可爭議。到了元代編的《宋史》也稱：“順慶府，中，本果州，南充郡，團練。寶慶三年，以理宗初潛之地，升府，隸劍南東路”。

再看看紹慶府的設置時間。

編于嘉定、寶慶間的《輿地紀勝》中并沒有談到黔州升為紹慶府之事，說明紹慶府的設立不早于寶慶年間。但在宋理宗紹定以后編的《方輿勝覽》卷60《紹慶府》中記載：“后改紹慶府”，并沒有改紹慶府時間。不過朱熹《通覽綱目》卷38：“紹定初，升州為紹慶府”，元代編的《宋史》卷89：“紹慶府，下，本黔州，黔中郡，軍事，武泰軍節度。紹定元年，升府”，都明顯記載紹慶府設立在紹定元年。

顯然，寶慶三年在1227年，紹定元年在1228年，而恭州升為重慶府的淳熙十六年在1189年，此時順慶、紹慶二名都還沒出現，順慶府和紹慶府名字是30多年后才出現，明代人認為重慶的得名是因為在二慶之間真可謂粗疏至極。我們感慨的是此說居然從明正德年間到20世紀80年代在近500年的時間內少有人懷疑。我們知道，明代人治學粗疏，在學界早有認同，這次從這個個案臆想的可笑足見其之典型。而同時，后來我們津津樂道的“雙重喜慶”之說在整個宋元明清時期并沒有任何端倪。

當然，雖然建國以后“二慶之間”說一度消聲匿跡，但對于“二慶之間”說法的懷疑卻出現較晚，如1981年出版的《重慶簡史和沿革》中多處談到這個問題仍是兩種說法并存，如鄧少琴談到：“光宗是九月乙丑（初四日）生于藩邸，即位后把他的生日稱為‘重明節’，恭州潛藩升為‘重慶府’，這是重慶得名的由來。或以為地在順慶（今南充）、紹慶（今彭水）之間，故名重慶。”管維良在其書中仍然列舉了三種說法，一種為封恭州、承皇位二慶，一說是太皇太后和其父親孝宗均參加即位大典故二慶，一種認為二慶之間，最后只是認為第一種說法“較為有說服力”，并沒有看到“二慶之間”說的根本問題。1981年彭伯通《古城重慶》一書中才談到：“有人又說重慶取義是位置介于紹慶與順慶之間，似乎牽強。”雖然已經開始懷疑，但并沒有說明牽強的原因。較早公開否定“二慶之說”的是董其祥先生，1986年董其祥在《重慶市中區史志》第1—2期發表《重慶簡史》一文，后收錄在1993年出版的《巴史新考續編》中，其中專門談到：“迄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把第三子封為‘恭王’，同年二月承繼帝位，是為光宗。即位后，于1190年（筆者按，應為1189年）升恭州潛藩為‘重慶府’，表示雙慶的意思，這是重慶得名的由來。或以為重慶介于順慶 （今南充縣）、紹慶（今彭水）之間，故名重慶。但順慶得名于1227年，紹慶得名于公元1228年，重慶得名早在30多年前，應該以前說為是。”可以說這可能是目前最早公開從學理上糾正“二慶之間”謬說的來源，但這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此說已經流行了近500年了。后來胡道修也認為“二慶之間”之說不能成立，彭伯通也認識到：“恭州升為重慶府在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比順、紹二慶升府要早30多年”，認為是曹學佺的一時疏忽，顯然是由于沒有找到真正的源頭而錯怪曹學佺。應該看到近來韓意、趙鼎、周文德、唐冶澤、龔義龍等對“二慶之間”說的否定，自然也是受董、彭、胡三位的觀點影響而進一步否定了“二慶之說”的。

二、近代人的新臆想：“雙重喜慶”說

進入近代以來，“二慶之間”說并沒有完全淡出人們的視野，在主流文獻中仍然流行著這種觀點。但是在20世紀中葉以來，新的臆想“雙重喜慶”之說開始日益風行，一度成為社會的主流認同，甚至主流學術界也一度沒有分析而認同起來，包括我們自己以前也一度深信不疑。

1.“雙重喜慶”說的來源：主流歷史觀是怎樣誤入歧途的

直到撰寫此文前，我們發現在學術界并不能找出“雙重喜慶”與重慶得名聯系在一起說法的具體源頭，不知為何人所首先提出。正如韓意所說：“此說最大的不足之處便是沒有文字出處和依據，不僅四庫全書都檢索不同（筆者按，應是不到），并且即便到了民國時期出版的重慶書籍，也找不到這四個字的記載。”“此說雖然鋪天蓋地，但沒有任何文字出處，連個假托的都沒有，貌似出于現代人的憑空臆想。”現在看來，這個“雙重喜慶”說是源于民國后期抗戰勝利后的“雙重喜慶”的話語盛行及五十年代以后這種社會話語延伸到歷史研究中有關。

（1）抗戰勝利后的“雙重喜慶”話語的時尚及影響。我們發現，多年抗戰影響社會心境，艱苦卓絕的抗爭與生死離別的沉悶彌漫在社會。在抗戰勝利后1945年到1946年間，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社會彌漫著一種喜歡用“雙重喜慶”來表述多重喜事以釋放長期苦悶心境的風尚，大有苦盡甘來、喜出望外的情感，與抗戰爭時期的艱難苦悶形成明顯的反差。

早在1945年10月10號的《新生中國》中就刊發了朱鳳的《雙重喜慶的國慶日》一文，指的是南京當時雙十國慶與抗戰勝利的日子的雙重喜慶。1946年1月10日《申報》又發表了《雙重喜慶的今日》的社論：“今天該是我們最愉快興奮的日子！今天我們實在有雙重喜慶大事，值得大家高興。在倫敦，今天聯合國首屆全體大會開幕，一切維護人類正義，保障世界和平的方案，正有待于聯合國大會今后的開誠商討，切實執行。在重慶，今天國民政府所召集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同時舉行，三人小組委員會商討停止沖突辦法后，‘停止開火’的命令也許即可發出，和平解決之門從此大開，各黨派如真能推心置腹，開誠布公，中國政局也就不難走上光明幸福的大道。當中國血戰八年，世界烽火彌漫，人類飽受慘禍之后，今天能夠風平浪靜，煙消火滅，使我們得以窺見全世界和中國真正和平之曙光，這確是幸運，確是喜事。我們抗戰首都在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也在重慶；到今天適逢國內國外均有喜事，真可以值得‘重慶’了。”這里不僅談到聯合國首屆會議和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同時舉行的雙重喜慶，而且直接將其與重慶地名得名聯系起來。同一天的重慶《大公報》發表名為《勉政治協商會議》的社評也稱：“在重慶，曾經指揮抗戰，得獲最后勝利。在重慶，更要協商政治，撥亂反治，預慶建國成功。這雙重的喜慶，都在重慶收獲與開拓。重慶才真正是名符其實的重慶了。”這里談的是抗戰勝利和重慶政治協商建國的二慶。不過這里稱重慶得名這樣才名符其實，反而透露出20世紀40年代社會上并沒有將歷史上的重慶得名與“雙重喜慶”掛鉤之意。后來，1946年5月6日《申報》記者趙浩生的《唱呵，南京》一文又談到：“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是一個雙重喜慶的日子，是一個光耀歷史的佳節，整個的南京，都沐浴在狂歡里，整個的南京都卷沒在歌唱中。”這里談到的是還都南京和抗戰爭勝利的雙重喜慶。

要注意的是，雖然20世紀40年代，人們在字面意思上逐漸賦予了重慶“雙重喜慶”的含義，但還并未跟歷史上宋代的得名原因聯系在一起，所以我們發現民國所有的文獻中并沒無一絲將重慶的得名用“雙重喜慶”解釋的影子，如民國龔熙臺《四川郡縣志》、民國《四川重修通志稿》、民國《重慶鄉土志》、民國《巴縣志》、《重慶市一覽》、《重慶指南》、《重慶指南（重慶陪都一周年紀念刊》、《新都聞見錄》等不是沒有談到重慶得名的由來，就是只談了得名的“二慶之間”說。

不過應該看到，20世紀四十年代中葉社會風尚上喜歡用“雙重喜慶”來表達心境之風對于20世紀五十年代直接將歷史上重慶得名臆想為“雙重喜慶”提供了潛在的思維認同。

（2）“雙重喜慶”的直接歷史根源：趙廷鑒《重慶》一書。目前我們發現最早將“雙重喜慶”與歷史上的重慶得名掛上鉤的是1958年趙廷鑒的《重慶》一書。1958年6月新知識出版社出版了趙廷鑒的《重慶》一書，在這本書中這樣記載：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八月，恭州升為重慶府，“重慶”一名就開始在這個時候。改名“重慶”是宋光宗趙惇的主意，因為他起初在恭州被封為恭王，后來又即帝位，喜“慶”雙“重”

因此，1958年趙廷鑒的《重慶》一書可能是“雙重喜慶”的最早的公開說法。

趙廷鑒先生生于1911年，去世于1969年，曾參加《高級小學地理課本》編寫，建國后為西南師范學院地理系教授。趙先生非歷史學者，沒有提供任何此說的歷史證據。實際上趙先生主觀認定必是光宗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封王、即位雙重喜事，但從當時到現在根本無任何歷史文獻可以支撐。考慮到趙先生的青壯年正好受到社會“雙重喜慶”話語流行的影響，完全有可能是趙先生自己望文生義提出了此說！

但趙先生毫無根據望文生義的說法出現后，影響之大，可能趙先生自己都沒有想到。首先是1959年11月，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介紹重慶的《重慶畫冊》一書中就這樣記載“宋光宗皇帝趙惇，原被封為恭王，駐守恭州，趙惇即位后，為了紀念雙‘重’喜‘慶’，改恭州為重慶府。這便是重慶名稱的由來。”此畫冊幾乎完全照搬趙先生的觀點。

不過，在整個60—70年代20年的時間內，人們好像并沒有太多關注這個學術問題，但到了改革開放的80年代后，重慶學術界再次受到趙先生這種說法的影響，開始力推“雙重喜慶”之說。如1981年出版的《重慶簡史和沿革》中多處談到這個問題，已經是兩種說法并存，如鄧少琴談到：“光宗是九月乙丑（初四日）生于藩邸，即位后把他的生日稱為‘重明節’，恭州潛藩升為‘重慶府’，這是重慶得名的由來。”管維良在其書中仍然列舉了三種說法，一種為封恭州、承皇位二慶，一種是太皇太后和其父親孝宗均參加即位大典故二慶，一種認為二慶之間，最后只是認為第一種說法“較為有說服力”。現在我們無法得知鄧少琴、管維良是否受到趙廷鑒觀點的影響，但從提出的時間順序上來看，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同時，1981年彭伯通《古城重慶》一書中也談到：“南宋孝宗趙昚于淳熙十六（1189）年把他的兒子趙惇封在恭州為恭王。二月，趙惇就受孝宗內禪即位（死后廟號光宗），八月升恭州為重慶府。既封恭王，緊接著又即帝位，雙重慶賀，作為府名。有人又說重慶取義是位置介于紹慶與順慶之間，似乎牽強。”在這個時期，社會上也同時將“雙重喜慶”作為重慶得名的主流法流傳，并沒有人懷疑。如1980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為《南方紀行》的書中已經提到：“宋時渝州趙惇封王不久，就做了皇帝，雙重喜慶，遂改他的封地為重慶。”同年2月，長航重慶分局旅行服務社匯編成《長江三峽名勝古跡介紹》，其中《美麗的山城重慶》一文也稱：“北宋趙惇受封恭王，鎮守于此，故改稱恭州，后來趙惇當了皇帝，他將恭州升為重慶府，意為雙重喜慶之意。這就是重慶一名的由來，一直沿用至今。”1981年，重慶市外事辦公室編寫出版的《重慶旅游》一書稱：“南宋光宗趙惇，以他先封恭王，后登帝位，在這里發跡起家，自詡是‘雙重喜慶’，遂將恭州升格為重慶府。”1984年編印、1986年出版的《四川省重慶市地名錄》也稱：“南宋時孝宗趙昚之子趙惇先封恭王，后即帝位（光宗），自詡為‘雙重喜慶’，遂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升恭州為重慶府。”“雙重喜慶”的說法從此為更多人所熟知，逐漸根深蒂固，并一度成為正統觀點。

到20世紀90年代，幾部關于重慶的方志和學術專著中，對于重慶的這種得名觀點也是深信不疑，對于“雙重喜慶”的說法更是成為定論一樣了。1992年《重慶市志》第1卷記載：“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八月，因其地為光宗皇帝趙惇原來的封地（當時稱為潛藩），升恭州為重慶府，此為‘重慶’這一地名的由來。”其字里行間“雙重喜慶”的意思還不明顯。但1997年《重慶市渝中區志》這樣記載：“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宋孝宗封其子惇于恭州為恭王；同年二月，孝宗禪位于趙惇（即光宗），因趙惇先既封王，后又稱帝，自詡為‘雙重喜慶’，遂于是年，將恭州改名重慶府。此為‘重慶’這一地名的由來。”這里，不僅公開承認“雙重喜慶”說，而且杜撰出了同一年為恭王為皇帝說。到1998年余楚修、管維良編的《重慶建置沿革》一書中這樣記載：“崇寧元年（1102年）改為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年）八月，因其地為光宗皇帝趙惇的潛藩之地，依潛藩升府的慣例，恭州升府且命名為‘重慶’，以示此為雙重喜慶之地。是為‘重慶’這一地名的由來，并沿用至今。”仍然認為重慶得名為“雙重喜慶”。到2001年出版彭伯通的《重慶地名趣談》一書中雖然從潛藩升府制度普遍性入手強調雙重喜慶并不是重慶特有現象，潛藩升府都是雙慶，只是恭州升府是想到運用這個名字，故仍然承認有雙重喜慶的特殊含義在里面。至今重慶市政府的所有宣傳資料都以“雙重喜慶”為根據，人人重慶、雙重喜慶成為人們熟知的重慶城市標志。不過，我們注意到由周勇主編、胡道修編寫的《重慶：一個內陸城市的崛起》、《重慶通史》中并沒有采納這說法，可算是混亂中少有的清醒。

總的來看，重慶得名于“雙重喜慶”之說源于20世紀40年代社會上“雙重喜慶”話語流行風尚的影響，具體源于50年代趙廷鑒的《重慶》一書，后人不加分析使用，整個學術界和社會均不加鑒別而誤入歧途達半個世紀之久。

2.誤入岐途的矛盾重重：“雙重喜慶”含義具體解釋中的亂象

正因為“雙重喜慶”之說本身是望文生義的解釋，所以，后來對哪雙慶的具體解釋可謂亂象叢生，矛盾重重。

“雙重喜慶”說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對這四個字具體含義的不同解釋，主要是針對所謂“雙重喜慶”究竟是指哪雙喜，眾說紛紜。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管維良就提到了兩種，認為“一種解釋認為：光宗趙惇藩封在恭州，是為一慶，后又由恭州承嗣皇帝大位，這是二慶，故美其名曰‘重慶’；第二種解釋認為：光宗即位時，其祖母—高宗皇后尚在，稱太上皇太后，其父親孝宗也建（筆者按，健誤作建）在，稱太上皇，這二位均臨視了光宗的登基慶典，故曰‘重慶’”，他自己認為第一種解釋較為有說服力。此外，“有的說光宗非長子但卻被封為太子又稱帝，有的說光宗在即位后的同年又喜得貴子，太皇太后都前來慶喜”，可謂眾說紛紜。其中，封王、即位為雙喜，這種觀點最為普及，幾乎是現在的主流觀點，重慶對外的旅游宣傳一般也這么說。特別要說的是，在“雙重喜慶”說的流變中，衍生出了兩個匪夷所思的子觀點，即“同年封王即位”說和“恭州即位”說。

關于“同年封王即位”說，1981年彭伯通的《古城重慶》一書就提到：“至于重慶名稱的取義，很多人都知道：南宋孝宗趙昚于淳熙十六（1189）年把他的兒子封在恭州為恭王。二月，趙惇就受孝宗內禪即位（死后廟號光宗），八月升恭州為重慶府。既封恭王，緊接著又即帝位，雙重慶賀，作為府名。”將趙惇封王和即位的時間記為同一年，完全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而1989年重慶市江北區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成《江北區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三慶”專輯》，其中朱平燊的《“三慶”漫話》一文更是稱：“南宋第二個皇帝是宋孝宗，孝宗的第三個兒子趙惇被封恭州為恭王。時為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正月，即公元1189年，是年二月，孝宗傳位惇，即宋光宗，趙惇自詡‘雙重喜慶’，遂于同年八月初七，即公元1189年9月17日，把恭州改名為重慶府。”將“同年封王即位”說進一步具體演變為“正月封王、二月即位”說，更是主觀上想將兩件事放在一年，為自己的“雙重喜慶”說提供更好的緣由。

但宋代文獻中明確記載趙惇封王、生子、立太子、即位四件事根本不在一年。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1：

（光宗）（紹興）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乾德七年二月，立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受內禪，即位皇帝。······乾德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00：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是月，封皇子愭為鄧王、愷為慶王、惇為恭王。

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7、9、10：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九月，封皇子愭鄧王、愷慶王、惇恭王。······（乾道七年）二月，立皇子恭王惇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內禪，移居重華宮，皇太子即位皇帝。

宋人《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1：

（乾道七年二月）（淳熙十六年）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宣詔畢，內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御名立為皇太子。······二月二日壬戍，孝宗吉服御紫宸殿，有司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執奏事畢，駕興，百官移班殿門外。內降詔曰······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

后來，元代人編的《宋史》也進一步證明趙惇封恭王、即帝位的時間分別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九月甲午、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壬戌，時間相差了27年。不僅如此，在封王和即位之間，趙惇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癸丑受封為太子，而他惟一的兒子趙擴的出生時間又在乾道四年（1168）十月丙午。四大喜事不僅沒有任何兩件是在同一年的，而且都相隔較遠。所以，所有同年同慶的說法完全都是有違歷史事實的臆說。

而“恭州即位”說，如管維良提到過的“由恭州承嗣皇帝大位”，往往略過封為太子這一環節，強調趙惇是宋孝宗第三子，原本沒有繼承皇位資格，將前后故事變成恭王由恭州入繼皇位。這不僅有悖史實，而且即使不承認封為太子這一過程，趙惇的即位也和恭州沒有多大關系。

第一，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皇室外封藩王分實封和虛封兩種，宋朝皇子的封地都是虛封，皇子如非實授有官職則都留在京城，趙惇雖然封為恭王，完全有可能并沒有到過恭州。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1記載：“寧宗誕圣。······乾德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這里的恭王府并不是在恭州，而在南宋臨安府。乾道《臨安志》卷1：“恭王府，右在德壽宮北。”又吳自牧《夢梁錄》卷10：“榮文恭王府，在佑圣觀橋東。”《宋會要輯稿》、《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續文獻通考》等文獻中大量談到了這個恭王府，均是在臨安。所以，在立為皇太子之前，趙惇雖然被封為恭王，但長期居住在臨安，是否到過當時的恭州，是否在恭州有居所，均不得而知。

第二，宋元文獻記載，趙惇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癸丑封為皇太子，同年四月甲子判臨安府，并一度兼領臨安尹（乾道七年四月辛未至九年四月己丑），到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己亥又專門設置議事堂令其參決庶務，次年正月戊戌趙惇“初決庶務于議事堂”，同月乙巳孝宗又詔“自今御內殿，令皇太子侍立”。則趙惇立為皇太子之后，不僅身為皇太子立侍皇室議政，而且兼任臨安府的許多實職，恐怕不僅身體遠離恭州，可能從字面上也跟恭州少有瓜葛了。此所謂恭王雖然沒有廢除，但皇太子之位遠遠覆蓋了這個虛封，所以并不完全是直接由恭王即位皇帝的。

所以，應該將“同年封王即位”、“同年又喜得貴子”和“恭州即位”等種種完全違背史實的說法徹底摒棄。而“雙重喜慶”本身及“非長子卻封太子又為帝”、“或者太皇太后、太上皇共同健在”等說法更是沒有任何資料證明的憑空臆想，這不是嚴謹的歷史研究應有的方法和思維。

三、新的猜測和臆想仍在出現：“詩經鄭玄箋”說和“巴渝會合”說

2012年唐冶澤又提出“詩經鄭玄箋”說，他認為：“至于‘重慶’一語，其典出《詩經·魯頌·閟宮》，全詩歌頌魯僖公繼承祖業，中興魯國，收復疆土，四夷賓服的功績。其中唱道：‘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鄭玄箋：‘此慶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此又慶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這里的‘重慶’是指反復頌祝魯僖公，歌頌他讓魯國強大起來并祝他長壽幸福。光宗取此名的意思就是表明自己要學魯僖公，繼承孝宗未完成的事業，光復被金人占領的半壁河山，中興宋室并祝孝宗長壽安康。因此，將恭州命名為‘重慶’與他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和個人地位是完全一致的。據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才是‘重慶’的本來含義。”這種觀點得到龔義龍的支持。實際上，《詩經·魯頌·閟宮》中并沒有“重慶”一語，只是漢代鄭玄在箋證《詩經》時解釋前人的話語為“重慶”，也是一種后人對前人的一種臆想。至于取名重慶是否是光宗之意？光宗是不是知道鄭玄的箋證中有“重慶”的解釋而命名？史無任何記載，只能是一種沒有根據的猜測，作為實證的史學研究還是回避為好。

實際上，南宋時期出現的18個因潛藩升府而形成的府名中，含慶字的有10處，光以“某慶”形式命名的就有8處。用兩條史料就可以證明光宗即位前后特別喜歡“重”字，即宋孝宗禪位前的一個月，“己未，改德壽宮為重華宮”；二月壬戌，宋光宗受禪，隨即于同月辛巳日宣布“以生日為重明節”，也難以說明一定與“重慶”的命名直接相關。唐冶澤文中認為“光宗這樣取名（包括給重慶取名）不僅僅是取其政治意義，它還體現了光宗對孝宗的曲意迎合，也是其內心深處所受重壓感的曲折反映”，則完全是后人對前人話語的一種猜測臆想，毫無根據。如此，是不是“順慶”的“順”字、隆慶的“隆”字、崇慶的“崇”字都要找到喜歡的事實根源呢？另外，中國古代州縣取名的過程相當復雜，并不是所有州縣名稱取名都是源于皇帝、太子之意，也可能有大臣意見、地方的訴求等原因。除非有直接的歷史文獻記載是由某人的某種訴求提出，不然從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應該盡量嚴謹而回避，不必望文生義猜想。

近年隨著網絡的普及發達，越來越多的人也參與到重慶得名的討論中，一個名為“方言分子”的新浪博主就在其2017年4月22日的一篇名為《“重慶”得名考（1）：雙重喜慶》的博文中提出了另一種說法，即“巴渝會合”說。他認為：南宋喜歡討口彩，一般也只加一個吉利字眼，另一個字要么不加，要么跟原來名稱有著緊密關系，在“重慶”中，“慶”是討口彩，“重”還有著自己固定的含義······當1189年重慶升府時，除了討口彩的“慶”，還要找一個能代表當地固有內涵的字，卻一時犯了難，想來想去，最好的辦法是將“渝”換一個字，既能表達“巴”“渝”相會、相合之本義，看上去又比較吉利，“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這里，方言分子說重字是表達巴、渝相會相合，已堪稱腦洞大開，異想天開。而所謂“只加一個吉利字眼，另一個字要么不加，要么跟原來名稱有著緊密關系”的情況也并不是絕對的，比如果州升為順慶府，順字和慶字都是新加的字，也都和原來名稱無關，順字更是和當地固有內涵無關。總體而言，這種說法完全流于臆想，牽強附會。

四、文化的歷史對科學的歷史的滲透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認為，重慶府的出現只是宋代潛藩升府背景下的一個普通案例，“重”、“慶”字的使用也只是頻繁用此字賜新名背景下的一個普通案例，其實最大的可能是根本就沒有從主觀上想去賦予什么特殊含義，因此最早的史料都只談“潛藩升府”本身。“二慶之間”是源于明代正德年間的一種錯誤的臆想，而“雙重喜慶”則是20世紀50年代才臆想出來的新說，與新近“巴渝會合”說一樣，都是沒有史料根據的臆說，故硬傷明顯，是完全不科學的。“詩經鄭玄箋”說看似合理，但也沒有任何直接史實可以證明如此。

潛藩升府，本是有宋一代的普遍現象。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光南宋時期就有18例，依升府時間順序分別為德慶、靜江、隆興、常德、寧國、崇慶、隆慶、重慶、慶元、安慶、英德、嘉定、同慶、寶慶、順慶、咸淳、瑞安、慶遠。《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舊制，天子即位，嘗所領州鎮，自防御州而下皆升軍名；若節鎮州則建為府······光宗自榮州刺史進封恭王，今上自英國公出就傅后，封嘉王。四州皆為支郡，然三州躐升為重慶、英德、嘉定府。”它雖然提到宋光宗升恭州為重慶府是越級直接升府，但對于名字本身依然沒有特別解釋。實際上，中國古代地名取義往往普遍采用一些吉祥、喜慶、祥瑞之名，本身并不可能完全有一定的特指的事實作為基礎，這就如同樣是在宋代升府的崇慶、順慶、紹慶、隆慶、安慶、德慶、寶慶、同慶等，可能并不是“崇”、“順”、“紹”、“隆”、“安”、“德”、“寶”、“同”都有特殊的事實指意。如果有，可能大多也是后人望文生義臆想出來的。因為“重慶”這個地名放在宋代其它潛藩升府城市中，可能也能找到多重喜慶之事的。

我們很早就提出在中國歷史研究中一直存在兩種歷史，一種是作為科學的歷史，一種是作為文化的歷史。不過，很長的時期內，包括我們自己都認為作為文化的歷史氣場并不夠強大，只是歷史上的主流歷史、主體敘事中的一個小插曲。也就是說在歷史上歷史傳說、神話故事可能對我們科學的歷史影響并不是太大。即使有影響也可能是在先秦史的研究中影響更大。不過，經過我們三十多年的田野考察和個案研究，我們對中國這種作為文化的歷史的氣場宏大和影響力的強勢有了新的認識，我們終于發現，這種作為文化的歷史一直強大，直到今天仍然勢力強大而且滲透在我們作為科學的歷史中，左右著我們的主流歷史事實和歷史觀。

這里，我們從重慶的得名臆想的形成過程中發現這種作為文化歷史的氣場之強大，因這種作為文化的歷史將我們主流的歷史帶入溝中而使我們誤入歧途，以致我們自己也是在最近才有比較清楚的認知，而這個認知的形成對于反思我們的主流歷史文本的科學性可能很有現實意義。

在作為文化的歷史演進中，存在客觀的演進和主觀的演進兩種范式。客觀的演進主要是指演進者本身并沒有想改變客觀歷史訴求，往往更多受到演進者知識素養、認真態度的影響而產生對歷史誤讀和歪曲。以重慶得名的諸種說法來看，明代的“二慶之間”的產生，明顯與明代治學粗疏有關，而近代“雙重喜慶”的諸多矛盾也與近代學人治學浮躁有關。近代許多新臆想的產生，原因可能就較為復雜了，存在一種對家鄉的感情的特殊解讀，但可能更多的是對歷史學研究的實證科學、史料的科學的理解差異有關。

而主觀演進者往往是本身就想改變客觀歷史去滿足某種訴求，包括政治訴求、經濟訴求、文化訴求。這種演進可能對歷史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就重慶得名來看，到了近現代對于重慶得名的“雙重喜慶”的解釋可能更有社會意義，所以官方、學界也在刻意強化這種喜慶說，就使謬說得以強化。當然，就重慶得名本身來看，可能主觀上改變客觀歷史的趨勢還不明顯。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許多作為文化的歷史產生主要是鄉土的文化情感寄托與歷史研究科學觀缺失共同的結果，如我國遍地大禹、關公、孔明、三藏、麻城孝感這種作為文化的歷史多是如此。不過，這種作為文化的歷史已經讓我們難辨客觀歷史的是非、清濁，而這種作為文化的歷史在中國可能會不斷產生而且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近來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從周老虎險些寫入歷史、名酒廠家的歷史造假、巴蜀江湖菜的歷史制造、鶴游坪城堡歷史定位的個案中發現，歷史往往在不經意中就被改變，形成了作為文化的歷史。最大的問題在于不僅社會上有時對于作為文化的歷史和作為科學的歷史分不出來，而在于許多作為文化的歷史一旦寫入文本后，特別是進入官方文本后，過了許多年以后，往往學術界本身也難以分清真假，如這里談到的“雙重喜慶”說。可怕的是歷史客體面對各種現實訴求往往如一個柔弱的婢女，任人擺布，我們知道歷史文獻中的許多歷史事實是被臆說或改變后大為失真的。所以，當我們面對所有白紙黑字的歷史文獻時都要慎重萬分，更不要說面對沒有文獻記載的口述。這可能是我們長期以來強調田野考察的重要原因，希望能從田野考察的對讀、比對中盡可能刪去那些被人臆說或有意篡改的歷史，在分清兩種歷史的界線下，盡可能減少作為文化的歷史對作為科學歷史的滲透。

作者：藍勇 陳俊宇

來源：《江漢論壇》2019年第7期

選稿：耿 曈

編輯：耿 曈

校對：汪鴻琴

審訂：宋柄燃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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