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題材需要回避暴力嗎？

幾年前，我曾在專欄中提出過一個戰爭片的鑒賞標準：

“如果看完一部戰爭片，大家都去紀念館獻花默哀了，那說明這是一部好的戰爭片；

可如果大家看的過程中不斷喝彩，看完之后群情激奮，那說明這個戰爭片有著極大的副作用。

時至今日，這一理論模型仍適用于大部分的戰爭類創作，唯獨在有關大屠殺的作品面前是例外——原因在于，大屠殺題材不同于一般的戰爭題材，而是其中最為特殊的一個分類。

進一步說，反戰是戰爭片的應有之義，因此戰爭片不該宣揚仇恨，但是大屠殺題材激發對惡行的恨意，則合乎正常人性，并不必然構成對其主旨的對沖。

大屠殺題材真正的價值，其實是警惕歷史災難重演，為達到這一效果，就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創傷，呈現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血腥與暴力。

2020年，塞爾維亞導演普雷迪拉格·安東尼耶維奇執導了《來自亞塞諾瓦茨的達拉》，這部劇情片以一個小女孩的視角，再現了二戰中烏斯塔沙政權對塞爾維亞人進行的種族清洗。

烏斯塔沙（Usta?e）是克羅地亞人安特·帕韋利奇領導的極右翼法西斯組織，以極端種族主義和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主張從南斯拉夫王國脫離，實現獨立。

1941年，烏斯塔沙在納粹德國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權克羅地亞獨立國，期間推行種族主義政策，大肆興建集中營，屠殺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吉卜賽人。

作為故事背景的亞塞諾瓦茨集中營，又被稱為“巴爾干的奧斯維辛”，是歐洲唯一不由納粹德國管轄的大型集中營，且不同于其他營地，這里的殺戮主要借助冷兵器，包括但不限于斧頭砍殺、鐵錘碎顱、匕首割喉等，手段十分殘暴。

管理集中營的克羅地亞人丁科·沙基奇還有一項癖好，即將死者眼球挖下，統一收集以示成果。烏斯塔沙元首帕韋利奇一次會見希特勒時，就曾將一整筐來自亞塞諾瓦茨的眼球當作禮物贈予后者。這種滅絕人性的做派，甚至令他們的納粹盟友都深感不適。

電影中有處情節就體現了這一點。

為了迎接前來視察的德國軍官，沙基奇組織囚犯玩“搶椅子”游戲，每一輪搶不到椅子的人，會當場被利刃割喉。一個塞爾維亞人忍受不了精神折磨，拒絕配合游戲，被看守毫不猶豫地抹了脖子。而最終一局搶到椅子的人，也并沒有獲得生還機會，而是被一擁而上地處決。

在殺人游戲的過程中，一名德軍士兵撤到墻邊嘔吐，德國軍官看到之后，用一句耐人尋味的“歡迎來到巴爾干”聊表安慰。隨后，他也頗為審慎地質問克羅地亞主管，只解決猶太人和吉卜賽人就行了，你們為什么熱衷于屠殺塞爾維亞人？沙基奇則堅定地答復：“因為他們是塞爾維亞人。”

歷史上，烏斯塔沙的意識形態即是維護克羅地亞的血統純正，一些底層的烏斯塔沙分子為了融入這項宏大敘事，不惜殺害自己的塞爾維亞妻子和孩子來證明忠誠。

烏斯塔沙堅信，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三分之一的異族必須改信天主教，三分之一的異族必須被驅逐出境，三分之一的異族必須被徹底消滅。除此之外，烏斯塔沙還反對工業化和民主化，并禁用斯拉夫語系通用的西里爾字母。

對于烏斯塔沙極端狂熱的意識形態，電影開篇的細節無疑是一處絕佳解構。

在通往集中營的路上，小女孩達拉問男孩，道路兩旁的農婦為何沒有被抓，男孩回答，因為她們不是塞爾維亞人，而是克羅地亞人。達拉不解，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看上去差不多，如何作區分？男孩告訴達拉，我們和他們在胸口劃十字的順序不同。

這是一筆巧妙的反諷：原來就是這小小的不同，以及背后的信仰、傳統和血緣，就足以釀成兩個種族的不共戴天之仇，這件事豈不是很可笑？

我想起學者景凱旋說過的一句話：“人與禽獸的不同，就在于人會為了某種觀念去迫害他人。我們這一代人注定要去思考它，研究它，并盡力作出自己的回答?！?/strong>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悲劇的外延環節。

關于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遇難者數字，克羅地亞官方查證了82570人，而塞爾維亞方面則聲稱高達70萬人。

20世紀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時任克羅地亞總統的弗拉尼奧·圖季曼基于國際形象的考慮，銷毀了一大批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罪證，甚至還想拆除遺址。而在他對歷史的粉飾中，遇難者數字也下降到了“最多10萬人”。這種遮遮掩掩、避重就輕的態度，和日本右翼否認侵華罪行時的口徑如出一轍。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烏斯塔沙對于塞爾維亞人的屠殺，還是侵華日軍對于中國人的屠殺，當遇難者的數字出現重大分歧，還是應當以被屠殺一方的指控為準，原因很簡單——屠殺者一方總是希望人數越少越好。

2006年，亞塞諾瓦茨集中營歷經修復后作為紀念館對外開放，時任克羅地亞總統的斯捷潘·梅西奇和總理伊沃·薩納戴爾一道出席了開館儀式。在儀式現場，政治家嚴肅地表示了兩點意見，一是“克羅地亞已決定不再對歷史緘默”，二是“克羅地亞人要警惕民族主義分子歪曲歷史”。

2016年由波蘭導演沃伊切赫·斯瑪若夫斯基拍攝的電影《沃倫》，雖然類型是劇情、歷史和戰爭，卻被譽為最像恐怖片的戰爭題材電影。

不同于《來自亞塞諾瓦茨的達拉》講述法西斯對平民的屠戮，《沃倫》講述的是民間的自發暴行。

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波蘭共和國治下的沃利尼亞地區（Volhynia）是烏克蘭人和波蘭人的混居區域，因民族矛盾長期累積，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戰時實施報復的核心地帶，超過10萬波蘭人和1萬烏克蘭人在仇殺中死于非命。

在二戰前的沃倫省，當地68%的居民說烏克蘭語，17%的居民說波蘭語，10%的居民說意第緒語，2%的居民說德語，2%的居民說捷克語，1%的居民說俄語。作為外來移民的波蘭人比例雖少，卻壟斷了政府、商界、警界的職位，而這一點也被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利用，借此渲染處于社會下層的烏克蘭人的排外情緒。

20世紀30年代初，由于OUN頻繁制造針對波蘭政客的恐怖活動，波蘭當局遂在沃利尼亞實施更嚴厲的管制，并于1937年推行“去烏克蘭化運動”，兩年內拆除了190多座東正教堂，迫使烏克蘭人皈依羅馬天主教。

電影《沃倫》中，烏克蘭神父在教堂內散播仇恨言論的場景曾多次出現，對于后續的無差別屠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這一情節的根源，正來自先前一個階段的宿怨。

1939年9月，蘇德兩國從東西兩個方向閃擊波蘭，蘇聯占領沃利尼亞后，摧毀了波蘭的軍隊和警察系統，當地的波蘭人自此失去保護。同期，偏向溫和和自由傾向的烏克蘭組織也遭遇了取締，轉入地下活動的民族主義者則成為烏克蘭在當地唯一存續的勢力。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沃利尼亞又被德國攻占，OUN在納粹幫助下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偽軍部隊——烏克蘭輔助警察（Ukrainische Hilfspolizei），并協助黨衛軍屠殺了沃利尼亞地區的約20萬猶太人。在這個過程中，烏克蘭輔助警察系統地學習了種族滅絕的方法，其中相當多的人，后來成了制造“沃倫大屠殺”的烏克蘭反抗軍（UPA）的骨干。

二戰期間UPA針對波蘭人的屠殺，從1943年的2月一直持續到1944年末，在高潮階段的1943年7月，UPA的指揮官德米特羅·克利亞奇基夫斯基甚至下令殺掉所有16～60歲的波蘭男性，盡管指令是針對男性，但實際受害者包括大量手無寸鐵的婦孺。

《沃倫》作為聚焦這一慘案的文藝作品，給人留下最深的并不是遇難者的數字，而是那些慘絕人寰的死法，諸如肢解、剝皮、抽筋等等。相較于國內和好萊塢的大屠殺題材對血腥尺度的克制，歐洲電影在控訴暴力時，做法是盡可能地逼真還原，再現人間煉獄般的場面。

縱觀整部影片，作為觀眾感受到的就是那句耳熟能詳的古訓——“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很多人由于大量接觸一類低質量的戰爭片，以為打仗就是兩軍對壘，戰場內外縱橫捭闔，英雄豪杰建功立業，普通人仿佛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觀虎斗。

然而，真實的戰爭就像《沃倫》刻畫的這樣，更多的時段不是軍事攻防，而是尋常生活的難以為繼，是無辜民眾的悲慘罹難，是突如其來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是戰爭機器一旦開啟就難以關停的“潘多拉魔盒”，是暴力手段和極端情緒主導下此起彼伏的厄運。

影片后半段，抱著孩子的女主為了躲避屠殺，甚至主動混入一支潰退下來的德軍隊伍，在主流二戰作品中作為反派勢力的納粹，具體到《沃倫》的歷史現場，甚至都不是最殘忍的那一方。

而當觀眾深刻感受到了戰爭引發的既參差多態又極具普遍性的悲劇，《沃倫》這樣的電影也就在和平年代發揮了作用。

2018年，羅馬尼亞新浪潮名導拉杜·裘德執導了一部《羅馬尼亞黑歷史》，聚焦了羅馬尼亞人不愿提及的二戰。

1941年10月，加入軸心國陣營的羅馬尼亞王國，在同德軍一道攻下敖德薩后，以報復之名屠殺了城內的3萬名猶太人，羅馬尼亞的法西斯元首揚·安東內斯庫公然宣示，即使留下千古罵名也在所不惜。這場被稱為“敖德薩大屠殺”的浩劫，就此成為羅馬尼亞歷史上最黑暗的秘密。

該作另外兩個更傳神的譯名《野名留史又如何》與《何懼身后評》，就來自于安東內斯庫下令屠殺時的表態——“我不在乎我們在歷史上被定位成野蠻人”，此言足見野蠻與狂妄。而在整個二戰期間，羅馬尼亞共屠殺了38萬猶太人，數量僅排在納粹德國之后。

在電影的戲中戲環節，負責審核戲劇實驗的官員并不贊成女導演“揭羅馬尼亞歷史傷疤”的行為，兩人遂展開了一番知識濃度非常高的辯論。

前者的輸出是這樣的：

“只有最恰當的大屠殺才會在人們的集體意識中幸存下來。你聽說過1904年納米比亞發生的德意志帝國對赫雷羅人的大屠殺嗎？沒有吧，它被遺忘了，就像其他很多屠殺一樣。但輪到敖德薩了——這就是大屠殺了？”

“難道沒有其他被承認的大屠殺了嗎？德累斯頓的（指1945年盟軍對德國東部城市德累斯頓進行的無差別轟炸，造成2.5萬平民死亡），更不用提廣島了……如果希特勒打贏了那場仗，主題就會是德累斯頓或廣島的轟炸了。而長崎，作為第二個被炸的，注定會被遺忘。沒人會寫《長崎之戀》。”

這類試圖將歷史潦草翻篇的和稀泥認知，反而從側面印證了大屠殺題材的價值：

首先，本文推薦的這幾部電影和其中列舉的暴行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它們都和南京大屠殺一樣，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但又都不屬于傳統的二戰經典敘事，因此在國際視野內鮮為人知。

其次，人類歷史上還有很多屠殺是我們不知道的，但這不是問題，因為人的認知是有限的，都只能從身邊起步，慢慢向外拓展。唯一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夠創造有效的認知途徑，去打開相對正確的記憶版本。

最后，拍攝相關題材時，不需要去過分考慮施暴者的現實反應，真正應該有所忌憚的，正是當年制造屠殺的人和在后世掩蓋罪行的人。唯有將歷史罪證公之于世，才是對法西斯幽靈的有力鉗制，才能有效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

No.6558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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