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我死因是排練時試圖用《純粹理性批判》擋飛來的啤酒瓶——結果書太厚,沒躲開。這一世,我決定把現象學焊死在失真音墻上。
“這效果器的延遲,”我踩著單塊踏板,“是胡塞爾內在時間意識的聽覺具象化。”
貝斯手把煙頭摁滅在披薩盒上:“說人話。”
地下室的霉斑在排練中生長。主唱突然摔了撥片:“這歌詞毫無意義!”
我扶了扶并不存在的眼鏡:“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凡不可說的,應當保持沉默——所以副歌全部改成哇音踏板嘶吼。”
鼓手幽幽地:“那你上周為什么偷我外賣?”
“那是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實踐課!”
演出當晚,我的吉他solo彈到一半突然停下。
臺下觀眾開始扔瓶蓋。
我對著麥克風低語:“剛才那個減七和弦,你們不覺得很有克爾凱郭爾‘致死的疾病’的調性嗎?”
保安把我拖走時,我還在喊:“我這是在表演薩特的‘惡心’!是行為藝術!”
(重生第43場演出后,我們因“涉嫌用噪音解構公共秩序”被酒吧永久封殺。但正如阿多諾預言:在錯誤的社會里,正確的音樂注定被驅逐——雖然我們只是彈錯了調。)
再一次重生,我卷入了一場謀殺,耳邊不時傳來吉他的失真聲,周圍的一切如此陌生。這次我是誰?我在哪?
《空中花園謀殺案》
10.23-10.26
北京|蜂巢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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