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柯文逝世，曾批駁“沖擊-回應”模式，提出“中國中心觀”

柯文（1934.6.2-2025.9.15）

著名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于當地時間2025年9月15日，在美國波士頓逝世，享年九十一歲。

柯文，1934年出生，美國韋爾斯利學院亞洲研究及歷史榮休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1955年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與史華慈。研究興趣包括清史、中國思想史、中西關系史、歷史編纂學、批判性歷史與公眾記憶的沖突。代表作有《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1974）、《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4)、《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1997)、《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2008)、《歷史與大眾記憶：故事在危機時刻的力量》（2014）、《走過兩遍的路：我的中國歷史學家之旅》（2019）。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10月

在處理王韜關于中西文化背后有著共同的人性這一觀點時，我對這一宏大的議題變得興趣盎然，這一觀點也逐漸變成了我的史學觀的一個重要面向。我對義和拳的看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傳統的說法，幾乎在任何方面，義和拳民和西方人都認為對方和自己是完全相反的。二十世紀初的西方人將義和拳起義描述成兩種勢力之間的斗爭，一種代表著進步、文明與啟蒙，另一種則是野蠻、愚昧、迷信和排外主義。但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中國人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學派更傾向于將它解釋為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主義運動。

這兩種觀點都在強調拳民與外國人之間如何不同，而對二者的相通之處不夠重視。我的研究發現，當時無論拳民還是外國人，都從宗教的角度來解釋雙方的沖突，且宗教色彩之強烈讓我震驚。由此，我注意到，在總的趨勢上，任何一方都視自己為本真、善好的超自然力量——上帝或神仙（gods）的代言人，而對方則信奉無能的偽神，甚至干脆就是邪惡的化身。

對十九世紀末的基督徒來說，上帝之手無所不在。如果上帝愿意他的子民存活，他將拯救他們脫離險境。如果上帝希望傳教士繼續宣教，他也會確保他們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就像一位傳教士對于發生在1900年的長期干旱所作的評論那樣，“上帝思慮周詳”，“會降雨舒緩災情”。而同時代的中國人，拳民也好，非拳民也罷，也都將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包括下不下雨，歸結為由上天或“神仙”掌控。

還有，傳教士將義和拳運動看成是魔鬼的力量，要多邪惡就有多邪惡；義和拳民則將傳教士，甚至所有的外國人，包括中國基督徒，都看成是人世間一切邪惡的根源，是“神發怒，仙發愁”的直接原因。義和拳的揭貼對“天無雨，地焦旱”這一自然現象的解釋，也完全嵌入在宗教結構之中。這些揭貼給了義和拳運動的參與者一個清晰的行動綱領，指引他們如何做才能讓神不再發怒，人間重獲太平。

——《柯文談他的中國史研究之旅》

《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林同奇 譯。中華書局，2002年。

“西方沖擊-中國回應” （impact-response model） 學說這個理論預設19世紀的中西互動是一條單行道，車全部由西方開往東方，不但過度簡化，而且忽視或邊緣化了中國的內生變革；另一種模式是“傳統-現代” （tradition-modernity model） ，以列文森為代表，認為中國在西方入侵之前是一個停滯的帝國，朝代不斷更迭，但實質的進步微乎其微。他們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性在源頭上互不兼容，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現代化格格不入，成為現代化的阻礙。中國的舊秩序必須打碎，才能建立現代秩序；第三種是“帝國主義模式” （imperialism model） 。這一理論的提出者雖然大力鞭笞沖擊-回應理論，但實際上也難以擺脫其陰影，比如他們篤信“19紀世紀初西方帝國主義全面沖擊之前，中國社會一成不變，似乎無法自成變革大業”。

盡管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不可小覷，但他們都過分夸大了西方的歷史作用——他們認為中國近代史發生的任何有意義的變化，都是在西方沖擊下引起的，這在本質上是“西方中心論”的結論。這種觀點堵塞了從中國社會內部探索中國社會 自身變化的途徑，背后的底色是西方人的種族優越感。

——《漢學家柯文：克服西方中心之偏見》

《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杜繼東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如果我們不要求歷史學家提供他們無法提供的東西——原原本本的歷史，如果我們承認歷史學家能夠提供的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是有價值的——至少因為它們與歷史的直接創造者的理解和解釋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一切努力都不是沒有意義的。

也許真是如此：“歷史最終的不可知性”欺騙著對歷史特別有興趣的那些人；“人們強烈地感受到歷史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真實的又是虛幻的——是跟在我們身后的一個幽靈，當我們回過身去，它就消失了”。

然而，正是歷史的這種不確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暫性對歷史學家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他們利用搜集到的證據和自己的所有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釋歷史。最終的結果是，歷史學家的解釋既非原原本本地復原歷史，亦非對歷史學家作為歷史敘述者的價值觀和愿望的簡單體現。（當然，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但是，當這種情況出現時，我們面對的就不是歷史而是神話了。）

更確切地說，歷史學在重塑歷史時，必須在現在與過去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擷取二者當中特別重要的內涵，在尋找平衡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觀念。

——《歷史三調》

《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美]柯文著，董鐵柱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2月

《歷史與大眾記憶：故事在危機時刻的力量》，[美]柯文著，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版（原版）左 簡體中文版采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劉楠楠譯本（右）

歷史學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先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然后解釋給讀者，然而我要指出，若說親歷的過去和歷史學家重構的歷史是大相徑庭的，就是過度簡化。于歷史學家而言，親歷的歷史或許凌亂混雜，于親歷者而言卻并非如此。人們生活中當然有紛繁復雜的部分，但是，一般來說，我們每個人認識自己的生活，并不會覺得它混沌繁雜。所以在個人層面、個人親身經歷層面，敘事正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經歷自己的人生時，我們本能地把生活納入敘事框架中。丹尼爾·夏克特（Daniel L. Schacter）用了心理學語言寫道： “大腦主要通過記憶來試圖理解經歷，講述關于經歷的有連貫性的故事。要認識自己的過去，我們只能依賴這些故事，所以它們深遠地影響了我們怎樣看自己和看自己的所作所為。”也就是說，我們“講故事”給自己聽，以此梳理自己的經歷——這是記錄自己的傳記，而非構建歷史。所以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小說《福樓拜的鸚鵡》（Flaubert’s Parrot）中敘事主人公杰弗里·布拉斯韋特 （Geoffrey Braithwaite）的話：書籍用來解釋人生，而實際上，事情是自自然然就發生的。這話并不完全對。在實際的人生中，我們也渴求理解、解釋，這種渴望我們每個人、每天、每時每刻都能主觀體會到。

——《走過兩遍的路》